我最早同王光先生見面是在1986年。那時我的《古都北京》剛由朝華出版社出版。北京社會科學院方玄初院長帶着我和剛出版的新書，到北京市委大樓王光先生辦公室，送書請先生指正。他當時任北京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副秘書長兼研究室主任。王光先生不僅熱情地接待了我，還回贈他主編的《中國首都北京》精美畫冊。他自謙地說：您的《古都北京》内容充實，印裝精美，定當拜讀。這次見面，王光先生給我留下氣質高雅、文肅心靜的感覺。
1989年，我寫了一封建議設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開展滿學研究的信。早上8時，我騎自行車到市委大樓外的收發室，請代為轉遞。當天下午5時許，時任北京市委分管文化宣傳的副書記王光先生，親自打電話說：“李志堅同志（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将您的報告轉給我，您建立滿學研究所的建議，我已經批了。”一個普通研究人員的一封信，當天送，當天批，王光先生作為北京市委的領導，工作之負責，辦事之幹練，待人之熱情，修養之高尚，令我感激，令我常憶，令我敬佩，令我永懷！之後不久，我應邀赴美國進行學術訪問，訪期6個月。
1990年5月，我按期回京後，接到王光先生的電話，約我到他辦公室坐坐。我按約定時間，乘公交車到市委大樓王光先生辦公室。他說：我想聽一聽您到美國的見聞。我邊談，他邊問。其間不時有人進來，或請示工作，或送取文件。我談及要編輯出版《滿學研究》之事。他說：一定要成為學術著作，不趨時，不浮躁，要講求學術質量，經得起時間檢驗——幾百年後，還有人看。這在當時文化背景下，是多麼難得，又是多麼可敬。約談了兩個小時，我看他太忙，主動請退。臨告退時，王光先生問我是怎麼來的，我說是坐公共汽車來的。他馬上跟秘書說：用我的車送閻教授回家。他送我走出辦公室，我請他留步，他說送到電梯。到了電梯，我又請他留步，他說到下電梯。下了電梯，我再請他留步，他說再走走。他走出大樓到了院裡，在停靠的汽車前送我上車，車啟動後，才揮手離去。後來《滿學研究》第一輯出版，我去呈送，請他批評。他說：“很好，就這樣做！”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天，著名學者、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王光先生，在北京社會科學院高起祥院長陪同下來到我家。在談話間，他提出了一個問題：
當年，毛澤東主席提出一個問題：滿族是一個隻有幾十萬人口的民族，軍隊也不過十萬人，怎麼會打敗約有一萬萬人口、一百多萬軍隊的明朝呢？而且，滿族人建立清朝并鞏固其統治長達二百六十八年，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王光先生贊賞廉明清官，痛恨貪腐贓官，令閻崇年欽佩王光先生說：“時間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不見有人以論文或專著來回答這個問題。”
王光先生又說：“後來周恩來總理再次提出這個問題，請大家研究一下。周恩來總理逝世已經20多年了，至今也未曾看到有人回答這個問題的論著。”
王光先生強調說：“您研究清史，希望您回答這道曆史難題。”
我當即表示，這道曆史難題應當回答；但是，我個人才疏學淺，知識和能力有限，恐怕回答不了這道難題。
王光先生說：“不必着急，積累材料，慢慢思考，不設時限。”這個滿族以小勝大、且鞏固其長期統治的問題，實際上是幾百年來很多人經常關心、不斷叩問的問題。而問題的起點是在清朝發祥地赫圖阿拉，所以我把這個問題稱作“赫圖阿拉之問”。
由此，我時常思考這個“赫圖阿拉之問”——讀書時、行路時、品茶時、夜眠朦胧時，都在試圖破解這道難題。當然，一道幾何證明題，可以有多種的證法；一道代數計算題，可以有多種的解法——其結果是“殊途同歸”。同樣，研究一個重大曆史問題，可以依據不同史料，通過不同方法，進行不同論證，得出相同結論。
嚴格說來，這既是一個“赫圖阿拉之問”，又是一個曆史文化的“司芬克斯之謎”。由此，我便不自覺或自覺地開始思考：如何解開這個“斯芬克斯之謎”，如何回答這個“赫圖阿拉之問”。
後來，王光先生調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任中紀委常委、秘書長。一天，我到他辦公室去看他。他又提到這個問題，問我研究進展如何。我回答說正在收集資料，并在進行思考。在談話間，我說：“您為官清廉，是‘王青天’！”他淡然地說：“‘青天’，我不夠，但我敢說一分不貪！”後來他送我一本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雁廬餘稿》。王光先生的志趣、心境，正如他在《雁廬餘稿·師頌》詩中所言：“唯留源頭清溪水，暮暮朝朝洗我心。”
王光先生贊賞廉明清官，痛恨貪腐贓官。他在《雁廬餘稿》中有一首寫美國洛杉矶見聞的《集賢賓》詩雲：
洛城春曉蜂蝶鬧，
浮世塵嚣。
滿街肥男瘦女，
競鬥妖娆。
夢裡花枝佼好，
驚起玉顔霜凋。
幾回浪飲狂歌後，
消損甚、
淚浥香巢。
拍岸波濤洶湧，心似重
錘敲。
自來東土謝相邀，
不學也風騷。
一宵春情盡耗，
民脂民膏。
翠谷芳園幽草，
正合異國藏嬌。
在人前、
妄談宗旨，
無人處、
細點金鈔。
隻要鐘馗未到，
先任我逍遙。
詩後有注：“洛杉矶的朋友告訴我，此地多有國内名流高價購買的别墅。他們生活闊綽，出手大方，數十萬美元甚至上百萬美元的購置費都能夠一次性付清。習慣于分期付款購房的美國人對此深表驚羨。”
從以上的詩和注，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光先生清明廉政、嫉惡如仇的高尚品格。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包拯、文天祥、于謙等勇于任事、操守清廉的官員，内心之敬佩，贊美之嘉言。
我曾寫過一篇長文《論于謙》，送請王光先生審閱。王光先生閱後作《六州歌頭——讀崇年同志<論于謙>有感》。試用窄韻填長調，詩曰：
淩蒼浩氣，
鑄作《石灰吟》。
釺錘擊，
洪爐煉，
身齑粉，
見晶琛。
“土木”驚兵敗，
主戰守，
誅閹佞，
匡弱子，
阻敵骎，
挽陸沉。
“奪門”無端禍起，
黃須兒、
兄弟相擒。
痛忠良不賞，
翻置斷頭砧。
地啞天喑，
萬民心！
古來英烈，
輕祿爵，
鄙阿附，
恥奢淫。
忠社稷，
貞名節，
憂黎庶，
竭精忱。
歎廟廊如廁，
空孤憤，
枉規箴。
亡謀臣，
烹良犬，
走糜禽。
忠弼幾人好死？
風波亭野草森森。
剔殘燈讀史，
留怨入瑤琴，
淚滿秋襟。
上詩，歌頌忠良、廉臣，鞭撻奸佞、昏君。這首詩，也是王光先生磊落光明、浩蕩人生、寬廣胸襟、清淳靈魂的真實寫照。
後來我到上莊雁廬、陽光新城，先生的居所去看望他。在住院期間，到醫院去看望他。王光先生仍關心他對我提出問題的研究。
此後，我帶着“赫圖阿拉之問”這個問題——讀書，何止萬卷；行路，何止萬裡；求教，何止萬人；著述，申一家言。不斷閱讀史料，長期野外踏查，反複探索思考，進行深入研究，時間已逝20餘年。現在，我要向王光先生彙報這個“赫圖阿拉之問”的“答案”時，他卻帶着一身正直和清廉、勤奮和敏思、真誠和樸實、善良和熱情，離開了人間，化作了先賢。
謹以拙著《森林帝國》，向本書的發轫者——王光先生緻謝、緻敬！向讀者交流，向學界切磋。
這就是本書《森林帝國》的一個緣起。拙著《森林帝國》全書，縱向以森林文化為脊骨和梁架作經線，橫向以時間和空間演變與交合作緯線，從商周肅慎族系以下3000年看清朝300年，從北半球森林帶看北亞的東北森林文化，按照森林文化演進軌迹，進行曆史與邏輯的闡述。《森林帝國》分作10章34節，在20餘年探索森林文化的格物緻知曆程中，我廣泛收集資料，廣行實地踏查，作出邏輯分析，尋求理論探索，闡述以森林文化為特征的森林帝國的發展演變、興起衰落、統合離散、曆史交替的自然過程。
我以本書《森林帝國》，作為向王光先生啟迪的彙報，作為向王光先生英靈的祭奠！
（編輯·韓旭）
注
赫圖阿拉，今遼甯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赫圖阿拉村。赫圖阿拉是滿語的漢語音譯，原意hetu是橫，ala是崗，漢語直譯作“橫崗”，也譯作“平頂山”。赫圖阿拉是一座小山城。這是“女真多山城”的一例典型。赫圖阿拉的地形罕見，地貌奇特，呈橢圓柱形，平地凸起，舉世無雙，像一個“高樁饅頭”，高約10到20米，上築城牆，高約6米。它三面環山，四面臨水，憑借天險，易守難攻。它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氣候較溫，宜于生存。赫圖阿拉内城面積246000平方米，合369畝，相當于北京故宮面積的三分之一。山上隻有一口井，今人俗稱作“汗王井”，已曆600多年，至今井口水離地面，經實測為3厘米，伸手可掬，常年充盈。赫圖阿拉的地理區位，西到撫順約200裡，距沈陽約400裡，既遠離遼河平原重鎮，又蘇子河水彙入遼河；既可隐蔽信息、暗自發展，又可進軍開拓、圖謀大業。這裡成為滿洲發祥的基地。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統一女真，創立滿文，創建八旗，建立後金——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黃衣稱朕，建立後金，建元天命，奠定了清朝的基業。赫圖阿拉後被清尊為興京，就是清朝興起的京城。明天啟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奪取沈陽、遼陽，進入遼河平原。同年，努爾哈赤遷都原明朝遼東首府——遼陽。後清尊遼陽為東京，就是清朝東部的京城。明天啟五年即後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爾哈赤再遷都沈陽。清尊沈陽為盛京，就是清朝興盛的京城。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衮又輔佐順治帝遷都燕京（北京）。從此，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統一全國，穩定政權，長達二百六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