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立德·做人的不朽經典

［摘要］文章為蔡元培的《中學修身教科書》《華工學校講義》的評論，闡述這兩部經典作品的寫作背景、若幹優點及其當代價值。

［關鍵詞］修身立德做人處世

［中圖分類号］G23

［文獻标識碼］A

蔡元培（1868—1940）先生是20世紀的文化巨人，他在北京大學的教育實踐奠定了現代中國大學的基礎與學風。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著名學者，其思想與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比如，對哲學、美學、民族學等方面都有重要論著，其美育思想更是影響深遠。

近期，筆者再讀蔡元培在20世紀初年寫的兩本有關國民修養的書——《中學修身教科書》《華工學校講義》。深深感到，這兩本書是論述國民修養，指導國人修身、立德、做人的不朽經典。

一、兩書的寫作背景

《中學修身教科書》是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期間撰寫的，由商務印書館于1912年5月出版。至1921年9月，不到10年，出版印行了16版，足見其影響很大，廣受歡迎。1913年即民國二年，46歲的蔡元培因不願與袁世凱政府合作，再次赴法國從事學術研究。期間，他與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并于1916年3月，為籌備在法華工學校而先開設師資班，《華工學校講義》是蔡元培為該班編寫的德育、智育講義，1916年8月起，此講義分篇在《旅歐雜志》上連續發表。1919年8月，在巴黎印成專書。1920年9月，北京大學新潮社将此講義輯入《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下冊，作為“附錄”。此後，全國通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均選取其中若幹篇為課文，如《舍己為群》《理信與迷信》《責己重而責人輕》《文明與奢侈》等。這兩本書，可以看作是當時時代背景下的德育教材或讀本。

二、兩書的若幹優點

第一，平實、準确、科學。

從大的體系看，《中學修身教科書》分實踐與理論上下兩篇，以前者為重，約占全書篇幅五分之四，正如蔡先生在“本書之宗旨”中所說，“本書分上、下二篇：上篇注重實踐；下篇注重理論。修身以實踐為要，故上篇較詳。”因為這是一本修身教科書，重在實踐，講倫理理論之樞要，是為了配合修身實踐，不僅要明白所當為，還要明白為何要如此為？其理論篇還緊緊圍繞修身的内在心理機制講了要以良心為内在根據，以理想為價值目标和标準，以本務為實質内容，而所謂德不過是一個人能出于本性和自覺并成習慣地去履行義務。全書邏輯自洽嚴謹，選目準确，論證平實。基于儒家的内聖外王之道，以修己為首，推及家庭、社會、國家、職業。《華工學校講義》強調在别國打工時所應遵現代世界公民之公德規範與現代文明觀念，是一個非常完善的修身體系。

前書各章各節之内部邏輯，也是環環相扣，順理成章。如“修己”章包含十節，除總論外，還包含體育、習慣、勤勉、自制、勇敢、修學、修德、交友、從師。内容上包含德、智、體，以體育與習慣為開端，強調體育，保持身體康健實為修己之基礎；倫理不僅要學，而且要習，習慣成自然，習慣是第二天性，“倫理”一詞最初就是習慣與習俗的意思。形成良好習慣，是個人修德的重要内容。關于道德的本質，從自我修養的角度看，其實就是形成一種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是自制。蔡先生在寫作此書時曾經翻譯了德國思想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重視體育與自制，這顯然受到了泡氏思想的影響。泡爾生是醫生出身，非常重視健康的倫理價值，在其著作中把身體健康也看作是倫理問題。認為道德修養的實質就是形成一種自我控制能力，這完全是泡氏的思想。修己自然離不開意志力的勇敢，離不開修學、修德，也不能獨學無友，因此需要交友、從師，這些方面平實而全面地論述了修己所涉及的問題。

第二，修己與行世的統一。

修身不僅要修個體之德，還要遵行社會之道。個體品德的高低在于是否很好地履行了社會義務。因此，蔡先生在論述了修己後，就分别展開論述人在家族關系中如何做人，作為子女、父母，應該履行什麼樣的責任，如何處理夫婦、兄弟姐妹、親戚及主仆關系，包含了他所處時代家庭家族的所有人倫關系。在第三章中，論及人在社會中應該尊重哪幾種基本價值與權利，人應該履行哪些基本的社會義務。他認為，生命、财産、名譽是應該尊重和保護的幾種基本價值和人權，隻有維護了這些基本權利與價值，才能稱得上是一個文明社會。社會對人有責任，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對社會同樣有責任。那麼，這個責任最基本的是什麼？蔡先生認為是博愛和公益，禮讓和威儀，前者相當于傳統美德中的仁愛慈善，後者相當于傳統美德中的義和禮、有所守的禮儀和文明。即使在今天來看，蔡先生的概括似不失平實而準确，具有較強的主體性與可操作性。

第三，學貫中西，道通古今。

學貫中西，道通古今——不僅表達了筆者對蔡先生的敬仰，也是這兩本書的特點。蔡先生是一個舊文人和新思想集于一身的人，他曾于1892年獲得二甲進士身份，可以說是飽讀詩書，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豐富之知識和溫情之尊重。他在回憶自己1901年前後的思想時說：

是時，孑民雖治新學，然崇拜孔子之舊習，守之甚笃。……其時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義說進化論，又嘗為三綱五倫辯護……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倫，亦不合于三綱也。其時孑民之見解蓋如此。［1］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蔡先生不僅傳統學問深厚，而且對傳統倫理的三綱五倫并不像後世某些人貼标簽式的簡單批判，而是給予了科學準确的理解。應該說蔡先生所論，其基礎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内聖外王之道，比如，以修己為首章，接着論及家庭、社會、國家，這基本符合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總體思想架構。他說：“家族者，社會、國家之基本也。無家族，則無社會，無國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門徑也。”這是他在“家族”章開篇所說，這種家庭為社會、國家之基的思想與傳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與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國同構的社會基礎也是吻合的。他把“修己”看作是“修身”“内聖”，而把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家安定都看作是由内聖開出的外王，或者說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因此，他把人在處理家族、社會、國家、職業等領域關系所應遵循的道德規範或者說所應盡的義務都用一個概念“本務”來概括。他說：“凡修德者，不可以不實行本務。本務者，人與人相接之道也。是故子弟之本務曰孝弟，夫婦之本務曰和睦。為社會之一人，則以信義為本務；為國家之一民，則以愛國為本務。能恪守種種之本務，而無或畔焉，是為全德。修己之道，不能舍人與人相接之道而求之也。道德之效，在本諸社會國家之興隆，以增進各人之幸福。”在他看來，人隻要修養好自己，并履行好自己的本務也就是人與人相接之道，那麼，就會國家興隆，人人幸福，這顯然是儒家内聖可以開出外王的思路。

另一方面，蔡先生又是長期留學西方、接受了西學和現代思想的人，他曾留學德國五年，法國三年，另外還在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國遊學。在歐期間，蔡先生重點學的是哲學、實驗心理學、美學、倫理學，他抽出時間應約編寫《中學修身教科書》，保證了該書的高質量，經過一百多年的歲月洗禮，使其成為經典之作。

學貫中西，其著蘊含義理則是貫通古今中西。正如《中學修身教科書》例言中所說：“本書悉本我國古聖賢道德之原理，旁及東西倫理學大家之說，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會。立說務期可行，行文務期明亮，區區苦心，尚期鑒之。”可以說，蔡先生這段話準确概括了其著的特點。其基本思路和基調是儒家的内聖外王之道，強調修身為本，強調反求諸己，這都是基于儒家正統思想的路徑，不僅如此，在具體論述上，也是悉本我國古聖賢道德之原理。以良心為據，以理想為鹄，以義務為本，形成德性。比如在《中學修身教科書》開篇第一章第一節中，蔡先生将道德定義為“為其所當為者”，這種義務論立場也是與我國傳統道德的“義以為上”“義以正己”的思想是完全一緻的。要達至道德，必須修身，修身必有其方法，也有其先後，急先務，這個先務在蔡先生看來就是修己。這體現了儒學看待和處理人與他人、世界的根本态度，就是不假外求，返身而誠，隻有改變自己才能改變世界即所謂的内聖外王之道，隻有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隻有内聖才能外王。而且這種修身行仁之始仍然是“以孝為百行之本”，由個人之私德而進于國民之公義。修己還當尊奉知行合一、行之在己原則，道德修養的根本在于修己。這一切都表明蔡先生完全是一個浸潤在儒家傳統中的儒者，儒家聖賢的思想，已經變成了他的内在信仰和生命體驗，成為他思想最深厚的來源和基礎。

又比如在“社會”章之“總論”中，談到社會道德時，所說的人的基本權利——生命、财産、名譽權，既有中華傳統文化的要素，又有西方文化的要素：儒家文化講究“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語·鄉黨》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西方文化視人的生命為最高價值。在論及維護人的生命權時，蔡先生分析了“決鬥”這一例子的不合理處，雖然在中國文化中也曾有複仇之舉，但“決鬥”這一習俗則是來自西方的傳統，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正是西方社會對此習俗進行批判反思之時，蔡先生分析此習俗，顯然是受到西方傳統文化的影響。另外，在分析人對社會生活中的基本義務即公義與公德時，蔡先生顯然吸取了中國傳統道德中仁義的思想精華，如基于恻隐之心的慈善，濟困扶危，忠恕之道，君子之博施濟衆，天下為公，造福社會與人民的仁愛精神，不僅繼承了原始儒家經典孔子的忠恕之道、孟子的恻隐同情思想，而且，釋仁為博愛，既是繼承了後儒的思想，更是融會了西方追求普遍的博愛精神。蔡先生既承認人類基于普遍人性而有的博愛是一切人的精神，又很好地将仁愛的“愛有差等”精神包含其中，認為這種親疏之道，正是博愛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總是有個實行的先後順序。這可以說是創造性地将西方的博愛精神與中國的仁愛精神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了。這是傳統文化實現現代性超越轉化的一個典範。另外，其對忠恕之道之有所守之消極道德和有所為之積極道德的分析，顯然又受到西方哲人伯林之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思想的影響。在論述博愛公益在于平時修養同情仁愛之心，關鍵時候才能挺身而出，為社會進步作出更大貢獻時，他還以華盛頓為例：“華盛頓嘗投身奔湍，以救瀕死之孺子，其異日能犧牲其身，以為十三州之同胞，脫英國之轭，而建獨立之國者，要亦由有此心耳。”在談到社會交往時的公共文明素質時，他稱贊西方美俗：“歐美諸國士夫，于宴會中，不談政治，不說宗教，以其易啟争端，妨人歡笑，此亦美風也。”如此結合生動事例講修養，通俗易懂，自然深受讀者認同。

三、兩書的當代價值

第一，為青少年及國人提供了修身的經典指南。在過去一段時期，我國的道德教育常常等同于政治教育，道德建設在無形中被弱化了。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的利益最大化，加上西方實用主義、利己主義的滲透，使當代中國的道德狀況堪憂。要使國人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具有哪些道德品質？履行哪些道德義務？遵守哪些道德規範？有無指導性、針對性很強的讀物可供參考？蔡先生的這兩本書的價值，并不以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反而凸顯了其經典的意義。不僅有益于青少年學生的健全人格之形成，實為國民的修身處世之寶典、人生幸福之教科書。

第二，為維護社會基本倫理價值，奠定社會價值基礎提供了科學準确之精神标準。價值觀是一個社會的目标與燈塔，是社會的凝聚力，有了正确的價值觀，就會使國家有方向，民族有希望，人民有力量。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講：“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表明，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着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标準。”“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莫衷一是，行無依歸，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無法前進。這樣的情形，在我國曆史上，在當今世界上，都屢見不鮮。”［2］近年來，我國社會正在着力培育和踐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蔡先生的相關論述，對于我們更好地弘揚當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第三，為研究探讨傳統美德的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超越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借鑒。一個社會不僅需要價值觀培育，更需要加強社會道德建設。價值觀解決我們向何處去的是非善惡問題，道德則要解決我們應該如何正确行動、我們應該做什麼樣的人的問題，兩者是相互支持的社會動力機制的兩個層次的問題，是完全統一的。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2］在當下我國社會道德建設中，國家和民衆都将傳統美德作為一種寶貴的精神資源來指導日常生活，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範，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别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3］

顯而易見，重新彰顯蔡元培先生兩部經典著作的價值，可以為中國社會的道德進步，為國人道德素質的提高提供借鑒。

注釋：

［1］蔡元培.蔡元培自述.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5：40-41.

［2］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14-05-05（2）.

［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4.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