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匠·花園·園主

囗秦豔華

［摘要］文章回顧《生活》周刊的創刊曆程，講述鄒韬奮任主編後獨樹一幟的辦刊宗旨和内容特色，對傳播進步思想、呼籲抗日救國起到的積極作用，以及産生的社會影響力。“花匠”——鄒韬奮兢兢業業的态度、無怨無悔的付出，“園主”——黃炎培的充分信任、委以重任，使得“花園”——《生活》周刊景緻宜人，逐步發展壯大，取得成功。

［關鍵詞］《生活》周刊鄒韬奮辦刊宗旨

［中圖分類号］G23

［文獻标識碼］A

一、傳播進步思想，倡導民主政治

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在上海創刊，創辦人是中華職業教育社（以下簡稱“中華職教社”）主任黃炎培。黃炎培創辦這樣一個刊物的最初設想，是讓它宣傳職業教育。因為中華職教社在全國有多處分支機構，黃炎培還想利用這份刊物溝通各地職業信息。這份刊物，實際上相當于機關報，發行量很小，隻有兩千多份，在讀者中影響也不大。創辦一年後，原來的主編去職，黃炎培便邀請鄒韬奮接手主編。

鄒韬奮接編以後，首先在内容上進行革新，變機關刊物為大衆刊物。他回憶說：“我接辦以後，變換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1］73在内容上他也獨出心裁，反對模仿，使刊物别開生面，獨具一格。正如他自己所說：“内容并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風和編制也極力‘獨出心裁’，不願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1］225他認為，“要造成刊物的個性或特色，非有創造的精神不可”［1］225。于是，鄒韬奮确立了自己的辦刊思想，那就是：“我們不願唱高調，也不願随波逐流，我們隻根據理性，根據正義，根據合于現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會的前一步，引着社會向着進步的路上走。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思想是與社會進步時代進步而俱進。”［1］296-297這其實也就是鄒韬奮的辦刊宣言，這一宣言确定了刊物的價值追求和思想面貌。具體表現為：第一，關注社會現實。鄒韬奮認為，“要用敏銳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衆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糧食’：這是主持大衆刊物的編者所必須負起的責任”。［1］226
    他既重編輯又重寫作，《生活》周刊“小言論”是社會瞭望台。第二，指導青年人生。當時的中國，在啟蒙、民主、愛國的社會思潮和運動的大背景下，啟蒙與改制、保守和改革、師夷與反帝等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生活》周刊刊載了大量指導青年人生選擇、剖析社會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呼應着當時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突出表現為“青年的立場”“大衆的立場”，因此吸引了大量讀者。第三，反抗日本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生活》周刊又發生了第二次轉變，即由綜合性的青年大衆讀物，轉變為圍繞抗日救亡為中心的時事政治刊物，受到愛國青年的追捧，發行量也突飛猛進。《生活》周刊刊載了大量鼓舞民衆抗日、呼籲團結禦侮的文章，倡導民衆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成為掀起全民抗日浪潮的主要輿論力量之一。

總之，《生活》周刊在鄒韬奮的主持下，積極傳播進步思想，倡導民主政治，呼籲抗日救亡，成為一個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和一處愛國主義的精神高地。在當時的進步刊物中，無論是辦刊宗旨、内容特色都獨樹一幟，深受讀者歡迎，不斷增長的發行量也顯示了雜志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二、努力為社會服務，竭誠謀讀者利益

鄒韬奮主編《生活》周刊，把“努力為社會服務，竭誠謀讀者利益”作為辦刊宗旨。“努力為社會服務”，主要是從内容上說的，強調的是雜志的功能和要達到的目标，而“竭誠謀讀者利益”，既注重内容容易為讀者所接受，又注重與讀者建立緊密的關系。為了實踐這種辦刊宗旨，鄒韬奮在《生活》周刊上開辟了《讀者信箱》，目的就是為了解答讀者來信中提出的各種問題。到1931年《生活》周刊鼎盛的時候，每年收到的讀者來信達3萬餘封，即使是别人寫了回信，鄒韬奮也堅持每封回信都親自審核，然後再蓋上自己的印章發出去。這種對讀者的熱心和熱情，換來的是讀者對鄒韬奮和《生活》周刊的高度信任。

另外，《生活》周刊還設立了“書報代辦部”，“這‘書報代辦部’是附屬于‘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書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産生完全是‘服務’做它的産婦，服務成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1］333可以說，《生活》周刊的成功是鄒韬奮和他熱心服務的讀者共同創造的。他真正做到了“盡自己的心力，替讀者解決或商讨種種問題，把讀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與讀者的悲歡離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1］332。

鄒韬奮做出版一直強調事業性和商業性相統一。他在主編《生活》周刊時也在實踐着這種經營理念。他說，“要把單張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錢；要開展事業，要有錢；要增加同事以分任過忙的工作，也要錢，所以我們天天想賺錢”。［1］340那麼《生活》周刊的錢是怎麼賺來的呢？“拉廣告”是一個重要的賺錢辦法。但是，對于廣告，鄒韬奮并不是來者不拒，他給自己定下了什麼樣的廣告能登、什麼樣的廣告不能登的規矩：“略有迹近妨礙道德的廣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搖的廣告不登，花柳病藥的廣告不登，迹近滑頭醫生的廣告不登，有國貨代用品的外國貨廣告不登”［1］338。雜志發行量大了，廣告來得也多了，錢賺了，那麼賺錢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鄒韬奮說：“《生活》周刊是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以社會的改進為鹄的，就是賺了錢，也還是要用諸社會，不是為任何個人牟利，也不是為任何機關牟利。”［1］280辦刊物、做出版，要做到事業性和商業性相統一，這正是“韬奮精神”的重要内涵之所在。

三、“花園”景緻宜人，“園主”功莫大焉，“花匠”無怨無悔

鄒韬奮把中華職教社比喻為“園主”，把《生活》周刊比喻為“花園”，而把自己比喻為“花匠”，他描述三者之間的關系，指出中華職教社，特别是主任黃炎培的充分信任才是《生活》周刊得以發展壯大的第一關鍵因素。他是這麼說的：“好像園主把花園交給一個花匠，付以全權。這個花匠生性耿介憨直，無所私于任何個人，無所私于任何團體，不知敷衍，不知遷就，但知根據明确規定的宗旨，為社會努力；但他深覺這樣耿介憨直的花匠不是任何園主所能容的，所以這個花園之有今日，第一就不得不歸功于園主對于花匠之信任專一，毫無牽掣。”［1］285-286

鄒韬奮于1926年10月任主編，至1933年11月雜志被迫停刊，為《生活》周刊這個“花園”忙碌了整整7年時間。在這7年中，周刊内容不斷革新，社會影響不斷擴大，“《生活》周刊改為本子之後，内容更充實，銷數突增至八萬份，随即增至十二萬份，後來竟增至十五萬份以上，為中國雜志界開一新紀元”［1］336，創下了當時刊物發行的最高紀錄。至此，在鄒韬奮這個“花匠”的精心培育下，《生活》周刊變得花團錦簇，生機盎然，景色宜人，聲名遠播，而鄒韬奮也逐漸成長為一名進步的、革命的出版家。

《生活》周刊社隸屬于中華職教社，主任黃炎培自然是《生活》周刊這個“花園”的“園主”。黃炎培對鄒韬奮給予了高度的信任，放手讓他自主經營，從不幹涉。在鄒韬奮看來，“花園之有今日”，黃炎培才是第一功臣。《生活》周刊創刊的時候，鄒韬奮已經在中華職教社任職，他的主要工作是負責編輯《教育與職業》月刊和《職業教育叢書》。《生活》周刊創刊一年後，原來的主編王志莘去職，黃炎培便将鄒韬奮從《教育與職業》調到《生活》周刊，讓他接任主編一職。黃炎培對鄒韬奮委以全權，周刊辦刊宗旨的調整、經營思路的确立等，都完全按照鄒韬奮的設想付諸實施，結果是周刊的社會影響日益擴大，發行量也不斷增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了周刊今後更大的發展，黃炎培決定讓周刊社作為中華職教社的一個隸屬機構獨立運營，并任命鄒韬奮為周刊社社長兼總編輯，這就給了鄒韬奮更大的自主權，為周刊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此後，鄒韬奮和《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無論是針對“九·一八事變”發表聲明，表示其“與國人共赴難”，還是發動輿論聲援抗日将士，号召社會各界捐款，《生活》周刊都沖鋒在前，成為掀起全民抗日浪潮的主要輿論力量之一。但是，因為《生活》周刊所刊載的抗日文章和反政府内容，引起了國民黨上海黨部的很大不滿，有關方面要《生活》周刊公開表态擁護政府，鄒韬奮當然不為所動。他們又找到《生活》周刊的主辦單位中華職教社，蔣介石将黃炎培由上海請到南京，親自與他談話。黃炎培回來與鄒韬奮商議後決定，《生活》周刊社脫離中華職教社，獨立經營，仍由鄒韬奮主持。從對待《生活》周刊這一點來說，黃炎培不愧是一位保護“花園”、愛護“花匠”的受人尊重的“園主”，他給予鄒韬奮充分的信任，而且在關鍵時候能夠予以切實的保護，為鄒韬奮營造了一個獨立發展的良好環境。《生活》周刊這個“花園”之所以能夠如此景緻宜人，“園主”黃炎培當然功莫大焉。

鄒韬奮自喻為一個“花匠”，表明他對辛苦的勞作是無怨無悔的。因為對“園主”持有一種責任，對社會和時代懷有一種使命，所以要擔當責任，不辱使命，就必須“根據明确規定的宗旨，為社會努力”。鄒韬奮的“園主”“花園”“花匠”的比喻，形象而貼切，而且給予我們的啟示是相當深刻的。

注釋：

［1］鄒韬奮.韬奮新聞出版文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12AZD086）階段性成果。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觀點］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