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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過對電子書包發展現狀與産業構成的分析，采用海因茨·韋克裡SWOT分析矩陣歸納了電子書包領域教育出版企業面臨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危機，提出增長型、扭轉型、多元經營型和防禦型四種教育出版企業的發展策略。文章指出教育出版企業應抓住數字化教育大趨勢帶來的機遇，發揮教育出版企業的自身優勢，積極參與數字教育出版的産業鍊重構，探索多元化的合作共赢。
［關鍵詞］數字化教育電子書包教育出版SWOT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号］G23
［文獻标識碼］A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随着多媒體技術和數字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發展，教育信息化風卷全球，新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日益增多。進入21世紀，電子白闆、電子教學（e-learning）、移動學習、電子書包、翻轉課堂、微課、慕課（MOOC）等數字化浪潮一浪勝過一浪，數字化教育已成為國際化發展趨勢。全世界共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行和試點開展電子書包。［1］在數字技術的驅動下，教育與出版行業出現了融合發展的強勁趨勢；電子書包就是融合發展的實例之一。本文以電子書包為例，結合課題調研數據，分析電子書包的發展現狀和産業構成，并采用美國舊金山大學國際管理學和行為科學教授海因茨·韋克裡（HeinzWeihrich）的SWOT分析矩陣，對教育出版企業面臨的優勢、劣勢、機遇和挑戰進行分析，嘗試就數字化教育發展趨勢下教育出版的發展策略提出一些粗淺建議。
一、電子書包發展現狀
電子書包（e-schoolbag）最早出現于20世紀末。1999年新加坡率先推行電子書包，研制了一種名叫“無線電子簿”的電子書包系統，［2］［3］在新加坡德明中學進行試點，163位學生使用電子書包上課，開創了電子書包試點的先河。［4］2000年法國薩瓦大學等機構在法國國家教育部的支持下實施“電子書包計劃”，研發了基于網頁應用的電子書包系統，［5］并在法國東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一所學校推廣應用。［6］2003年美國微軟提出了“電子書包”項目，美國政府也開始大力倡導；之後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先後進行了電子書包試點推廣。我國電子書包試點始于21世紀之初，2001年北京市20所學校實施了“綠色電子書包”試點項目。［7］2010年上海市虹口區電子書包試點項目引起各界關注，該試點項目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引進了出版社、信息服務、技術支持、軟件開發和設備廠商等全産業鍊企業，在電子書包環境下進行數字化學習和教學方式改革的探索，取得較大的社會影響。
目前我國的電子書包發展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電子書包試點項目層出不窮，量多面廣，遍布全國各地。筆者通過對新聞媒體報道和實地走訪等方式，對各地電子書包項目分布地區和數量進行統計調查後發現，我國大陸地區共有50多個城市先後提出了電子書包項目或開展了試點工作，除了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外，西北、西南等邊遠地區的一些城市也開展了電子書包項目。二是電子書包項目“熱起冷落”現象突出。試點之初轟轟烈烈，大張旗鼓，但“虎頭蛇尾”，甚至“夭亡”的項目不在少數，能夠長期不懈地堅持下來并做出試點成效的電子書包項目并不多見。
各地的電子書包大多以減輕學生負重、改進教育信息化環境、增進教學互動、開發數字教育資源、提高教學績效、促進教學改革等為目的。電子書包的研制和應用試點頗受各地政府、學校、新聞媒體和社會關注；同時吸引了出版社、教輔出版商、終端設備廠商、移動通信商、技術服務商、硬件設備提供商等的重視。不少企業在電子書包研制試點之初就積極參與，一些地區的電子書包項目是直接由閱讀硬件設備、信息技術（IT）公司、移動運營商等企業積極推動而發起的。由于教育市場的剛性需求，加上我國具有數以億計的學生用戶，電子書包被認為是一座“金礦”。［8］有學者列舉電子書包的種種優點，認為電子書包是促進教學改革和提高教學質量的手段與途徑，也是推進教育信息化建設走向深入的重要渠道。［9］也有學者認為電子書包對傳統教育和圖書出版業帶來了極大沖擊，一些試點項目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質疑甚至反對電子書包；［10］［11］還有學者認為電子書包和數字教材有其長處，但也有不足之處，不能取代傳統教學和教材，隻是一種輔助的教學手段和學生的學習工具，電子教科書與紙質教材應共存使用。［12］［13］學術界存在着“唱榮”“唱衰”和“共存”三種不同的觀點。此外，出版界和教育界對電子書包的關注點存在差異，出版界更多關注的是電子書包對教育出版的影響和如何在電子書包領域找到教育出版的新赢利點，而教育界關注的是電子書包對教學模式和教學效果的影響。因此，電子書包在融合教育與出版資源過程中存在角度上和目标上的差異。那麼，電子書包該如何發展？如何在電子書包領域開展教育與出版、内容與技術的融合呢？
二、電子書包結構與相關産業構成
1.電子書包基本結構
電子書包是把内容、技術、平台、服務、設備和教學應用整合為一體的系統工程。縱觀各地的電子書包試點項目，電子書包具有大緻相同的基本結構，都是由數字化教學資源、教學應用服務平台和終端設備三個基本結構構成；也具有大緻相同的功能和特點，就是通過搭建一個數字化教學環境，增強多媒體資源和學習工具在教學環節中的應用，以提高教師的教學效果與學生的學習效率。電子書包主要的服務對象是教師和學生，主要應用在課前、課中、課後以及校内、校外的學習中。
數字化教學資源的核心是數字化的教材和教學輔助資源。數字化教材包括版式電子教材[14]和互動數字教材等；教學輔助資源包括輔助教師教學和輔助學生學習的數字化内容資源，包括電子課件、題庫、輔助電子書、數字工具書、教學軟件、音視頻、多媒體和虛拟成像等數字化内容資源。
教學應用服務平台是集成電子書包系統或教學應用的網絡平台，通常針對教師、學生、家長和教學管理人員等不同的用戶人群進行系統功能設計，大體上分為教師備課系統、課堂教學系統、學生輔助系統、作業與測評系統、虛拟實驗與知識拓展系統等；能夠方便地實現教學服務、學習服務、互動交流、知識拓展、資源管理及教學管理等相關活動。針對個性化學習和移動學習的理念，還會開發一些諸如智能學習分析系統、學業測試與考評系統等，提供個性化的學習指導和内容推送服務。
終端設備是指各類課堂教學設備、教師教學終端設備和學生學習終端設備。根據電子書包的網絡和硬件配置規模，可以分為基于學校局域網系統的電子書包、基于課堂教學系統的電子書包和基于課程系統的電子書包三種不同的類型。終端設備有固定設備、移動設備和網絡設備之分，如電子白闆、投影儀、攝錄設備、播放設備、教師台式電腦、學生移動終端、局域網、服務器系統等。能夠滿足教師在課堂上對内容資源的調用、傳送和回收，滿足教師對學生使用終端行為的控制，也能滿足學生對内容資源的調取和使用，還能滿足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教學互動和信息交流。
2.電子書包相關産業構成
從電子書包的結構可以看出，與電子書包領域相關的行業有以下幾類：
（1）内容生産商與提供商
主要是指出版社和内容集成商，尤其是以教育出版社和品牌教輔出版企業為主，他們擁有傳統教材版權優勢和優質品牌資源，在數字化教育浪潮下，積極關注和探索數字教材的研制、教學内容資源庫和平台建設。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我國教材出版龍頭企業，是國内最早開展數字教材研發的企業之一，其開發的“人教數字教材”“人教電子書包”“人教學習網”，擁有廣大的試點學校和平台用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研發了“iEnglish數字教材”“iEnglish題庫系統”“iLearning外語自主學習資源庫”“iTest大學英語測試與訓練系統”“iTrans協同翻譯平台”等。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是上海地區最早開展數字出版業務的企業，目前建有20多個産品服務網站，如“外教社有聲資源網”“外教社基礎英語教學網”“外教社高等英語教學網”“外教社網友書屋”“新理念外語備課中心”“新理念數字資源商店”“外教社手機詞典中心”等，集教材出版、資源庫建設、教學平台、網絡課件、數字教材研發、教學軟件和教學系統研發、網絡書店和外語競賽、大學英語四六級考級等線上和線下的外語出版和教學服務為一體。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的“3D互動虛拟仿真教學軟件”“虛拟實驗室系統”等産品都擁有相當數量的應用學校和市場量。此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廣東省出版集團、大象出版社、北方出版傳媒集團、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等都設立專門子公司，從事數字教育産品研發、電子書包系統集成和教學應用服務的相關業務。内容生産和提供商是電子書包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是電子書包産業鍊的上遊企業。
（2）平台與運營服務商
為電子書包搭建系統架構和網絡平台，并提供技術服務的機構。大多為大型通信技術企業，如中南出版傳媒集團下屬天聞數媒科技有限公司是國内最早開展電子書包系統研發的企業之一，采用華為公司的技術，研發了“AiSchool雲課堂”系統，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試點學校得到應用。上海虹口電子書包采用中國電信、英特爾、微創等公司提供的技術。
（3）技術提供商
大多為大型互聯網企業和技術提供商，擁有核心技術和專利，或具有較強的技術研發能力。如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語音識别和語音測評技術；鳳凰創壹軟件技術公司具有3D虛拟成像核心技術；上海微創軟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應用軟件開發技術等，在電子書包、數字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開發了多種軟件技術系統。
（4）設備供應商
為教育領域提供硬件設備的企業。大多為國内外知名品牌企業，如聯想、華為、惠普、戴爾、飛利浦等，産品類型多樣，并且能夠結合教育領域用戶需求開發新産品。在電子書包的試點初期，設備商占有重要位置，這與教育系統的設備采購供應模式緊密相關，這些知名品牌企業是教育系統主流設備供應商。電子書包項目離不開硬件設備的支撐，硬件設備構成了電子書包的外觀和外殼。因此，在一些地區的電子書包項目試點中，設備商總是積極的呼籲者和倡導者，通過硬件設備和網絡系統搭建了電子書包的外殼，構建最初的電子書包模型。因此不少電子書包試點項目注重硬件設施建設，而輕視内涵建設，“書包裡面沒有書”的現象較為普遍。
電子書包涉及内容生産、技術提供、平台服務和硬件設備等多個行業領域，電子書包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數字出版與數字教育的深度融合，隻有通過内容、技術、平台、服務、設備和教學應用之間的相融相通，實現技術融合和市場融合，構建數字教育出版的新産業鍊，才能實現電子書包的産業化發展，并能夠形成數字教育出版的新市場和新業态。
三、電子書包領域教育出版SWOT分析
在數字化教育發展的國際大趨勢下，如何實現教育出版與數字化教育的融合發展，教育出版采取什麼戰略和策略以應對數字化教育和融合時代的來臨，筆者采用SWOT分析法，對教育出版在電子書包領域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危機進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粗淺的發展策略。
SWOT（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分析法最早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斯·安德魯斯（KennethAndrews）于1971年在《公司戰略概念》中提出，标志着現代戰略理論研究時代的來臨。［15］海因茨·韋克裡于1982年提出的SWOT分析矩陣是将研究對象的内部、外部各方面情況進行綜合概括，分析确定研究對象本身内部的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以及可能存在的外部機遇（Opportunities）和危機（Threats），把這四者進行交叉組配，形成四種不同的分析視角的SWOT分析結構，如圖1所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