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龍小農
［摘要］知識分子的精神性格與印刷文化的本質屬性具有内在可通約性，彼此相得益彰，是知識分子鐘情于編輯出版業、而編輯出版業得以羅緻知識分子群落的主因。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報刊、大學和出版機構等舶來的社會傳播建制互育共生、三位一體，知識分子是其核心和靈魂。知識分子将中國現代化遭遇的挫折歸結為文化思想落後，繼而投身編輯出版業，企圖通過新文化思想觀念的創新，實現制度變革技術創新，實現中國現代化轉型，推動了編輯出版業的勃興。
［關鍵詞］知識分子淑世意識編輯出版勃興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屬性有三個來源：一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二是19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俄國興起的知識階層，三是19世紀末法國因“德雷福斯事件”而興起的知識分子。統合三種精神來源而形成的中國知識分子觀認為，知識追求和公共關懷是知識分子的職責和特征；知識性和公共性兩者合一、并行不悖，方為知識分子；其價值在于傳承、創新、傳播思想理念，并以此作用于社會公共事務。知識性和公共性結合作用于社會，需借助社會傳播建制這一知識分子傳播知識、介入社會、實現自身價值的安身立命之所。失去傳播渠道和平台，知識分子就難以和普羅大衆、社會上層建立聯系，無法用自己的思想理念去引領公共輿論、作用于制度建構和權力運行。基于此，本文拟從知識分子的淑世意識角度探析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與編輯出版業互育共生。
一、書面語言：知識分子與編輯出版業的可通約性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顯著的新型社會群體開始崛起。這個群體自誕生就面臨時代設定的特定任務——救亡和啟蒙，就卷入如何使中國邁入現代化的改良與革命的沖突中。沖突的舞台則是剛剛從西方舶來的以報刊為代表的大衆傳媒和以大學為範例的新式教育。由傳統士大夫轉型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借助報刊、圖書編輯出版和現代大學，參與并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編輯出版事業的勃興則是這一進程的産物。
在西方，大學早于知識分子群體誕生，作為知識分子言論陣地和栖息之地的先後有大學、出版機構和以報刊、廣播電視為代表的大衆傳媒，繼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媒體。與西方不同，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誕生，與報刊、新式教育、出版機構等社會傳播建制共育共生、相互促進。這些社會傳播建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并無顯著的先後誕生順序，毋甯說它們在中國的出現是一種綜合體，大學、出版機構和報刊圖書出版三位一體，知識分子是其核心和靈魂、是其傳播主體，并在大學、出版機構和報刊圖書出版的誕生和發展中，得以确立自己的社會價值和身份認同。這種三位一體表現在：知識分子遊走于報刊、新式教育和出版機構之間；大學作為知識分子聚集的陣地，常常集三種社會轉播建制于一體；三種社會傳播建制均主要借助紙質媒介進行傳播。這是因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屬性和印刷文化的本質特點，具有内在的可通約性。
追溯書面語言的誕生和前知識分子的雛形可以發現，知識分子與書面語言具有曆史性的契約關系。無論中西方，書面語言形成後，都因其獨特的表現形式而為知識分子所鐘愛；知識分子自誕生，都以作為社會精英自重，以追求真理、擔當道義為己任。印刷文化代表一種線性邏輯思維方式，代表一種個人化的存在方式，因其文字符号的特殊性對受衆具有較高的要求而具有精英化的特點。［1］換言之，文字符号具有邏輯清晰、表達嚴密、理性嚴謹的特點，适合知識分子傳播其思想理念。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成為編輯出版的傳播主體，在于他們需要借助書面語言傳承創造知識。知識分子作為理念人，傳播思想理念給公衆，首選是圖書報刊，即便在傳播渠道多元化的今天，依然如是，因為廣播電視本質上是娛樂工具，并不适合傳播思想理念。
在衆多的社會傳播建制中，知識分子最青睐的是圖書報刊出版，他們不僅借助這個平台傳播發聲，還親自參與圖書報刊的編輯出版，以更自由直接地傳播發聲。學者陳思和指出，出版乃是知識分子實現自身價值的安身立命之地。［2］恰恰是逐漸興起的編輯出版業為新興知識分子的崛起，提供了新的生存發展空間和路徑，并且促進了知識分子的自我身份認同；而編輯出版業因其銷售傳播的是知識産品，天然地需要知識分子參與生産、制作。中國現代化轉型以來，衆多知識分子參與創辦出版機構，他們既是股東，又是報刊的編輯者和銷售者。圍繞着編輯出版機構，總能羅緻一批知識分子，形成知識分子群落，知識分子借助圖書報刊的編輯出版，得以獲得相應社會位置，影響甚至改造國家和社會。因此，編輯出版業是20世紀中國啟蒙事業的首要傳播載體，知識分子則是主要傳播主體，兩者結合，在履行“救亡和啟蒙”的曆史使命中，共同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編輯出版業的勃興。
二、出版機構：知識分子幹預社會的輿論機關
20世紀編輯出版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勃興，還有一個不應忽視的重要背景，即自中國被納入全球現代化進程，仁人志士為救亡圖存、保國存種，在嘗試器物、制度層面“師夷長技以制夷”失敗後，将現代化轉型的挫折歸結為文化思想的落後，企圖通過創新文化思想觀念，實現制度變革和技術創新,實現中國現代化轉型。如果說維新運動的流産，已促使晚清一代知識分子意識到傳統文化思想的羁絆，如嚴複、梁啟超抨擊中國人的劣根性，那麼辛亥革命的失敗，則讓五四一代知識分子進一步認識到傳統文化思想的頑固守舊。而要傳播新文化思想，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在當時的境況之下，編輯出版圖書和報刊，是知識分子群體的不二選擇，更是時代主題的要求，也是反躬自省後的自覺。
報刊成為知識分子退可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真理的理想栖身之所，進可成為他們介入社會、幹預政治的最有力輿論機關，這應是編輯出版業在20世紀上半葉興盛的另一主因。學者陳平原以胡适為例指出，知識分子将知識性和公共性結合作用于社會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學術演講，一是籌辦刊物”，認為就引領社會輿論而言，“辦刊物是學有餘力出而經世的獨立的知識者介入社會政治的最佳途徑”。［3］回顧中國現代化進程，知識分子和報刊扮演了啟蒙者和引領者的角色。在大衆傳播前多元化時代，報刊因其“無所不容的容量、靈活機動的風格、聲名顯赫的撰稿人和數量固定的接受群體”，成為“最有價值的輿論工具”。［4］
深受“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傳統士大夫精神濡染的知識分子，借助新式的社會傳播建制，不僅占據着時代的輿論中心，而且讓自己在編輯出版業、新式教育等社會傳播建制中确立自身價值和社會認同。知識分子的“淑世意識”表現為背負曆史情節和文化心結，說得更直白點，就是探尋知識、參與社會、促進中國現代化。真正實現民主，走向現代化的政治制度；發展科學，求知求真，成為知識分子的兩大訴求，其最終目的是謀求民族獨立和民富國強。這種根源于深層文化心理結構的“淑世意識”，讓多數知識分子在面對“救亡和啟蒙”的雙重使命時，部分放棄借助編輯出版建構公共空間、建設現代社會的職責，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啟蒙”服務于“救亡”的現實主義道路，讓思想自由、學術獨立服從于國家的命運轉型。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改革家，是革命家，他們不是犬儒主義者，他們的愉快寄托在大衆的幸福，他們覺得殺身成仁或舍生取義所得愉快，與一個犬儒主義者苟且偷生下的愉快有天壤之别［5］
知識分子參與編輯出版業，實際上衍生出兩種社會實踐取向：一是通過編輯出版圖書報刊，傳播、創造、闡釋知識，以構建學術共同體，緻力于文化傳承創新；二是通過編輯出版圖書報刊，建設左右時局變化、引領社會潮流的輿論機關，推動社會變革和轉型。前者旨在究學術、求真理；後者旨在造影響、求變革。前者如張元濟、王雲五之于商務印書館；陸費逵、舒新城之于中華書局；夏丏尊、葉聖陶之于開明書店；鄒韬奮之于生活書店；巴金之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汪孟鄒之于亞東圖書館，都是借助圖書編譯出版，導國民以新知的自覺踐行者。後者如維新變法時期，晚清一代知識分子掀起現代化進程中首次報刊出版的高潮，這些報刊的出版成為新觀念、新思想的策源地，繼而成為公共輿論的策源地。但在“救亡和啟蒙”的雙重壓力下，前一種社會實踐取向，終因為學術而學術漸漸失去時代精神而日趨沉默；後一種社會實踐因契合時代主題和潮流，而被視為革命的、先進的、人民的社會實踐。
從戊戌變法經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大革命經國内戰争到聯合抗日，從解放戰争經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到80年代的思想解放，知識分子始終借助編輯出版立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潮頭。一份知識分子同人辦的《新青年》月刊，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就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内的真理标準大讨論，顯示了知識分子借助編輯出版傳播新思想的巨大威力。如何勾勒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以編輯出版機構為舞台，薪火相傳，幹預社會的發展輪廓，學界有兩種較有影響力的觀點：一是李澤厚的“六代說”［6］，即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戰一代、解放一代和紅衛兵一代；二是許紀霖的“六代說”［7］：以1949年作為中界，20世紀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後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後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後“文革”一代。兩人對20世紀知識分子代際的劃分，盡管起點不一、标準不盡相同，但在“救亡和啟蒙”的雙重主題下，無論是根據李澤厚還是許紀霖的代際劃分，20世紀曆代知識分子都很自然選擇編輯出版作為幹預社會的實踐工具。緻力于文化啟蒙和思想建設，推動中國現代化轉型，是中國知識分子誕生以後投身編輯出版業的精神内核。
三、編輯出版：知識分子群落得以形成的傳播聚焦
知識分子因傳播而得以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也因選擇具體的編輯出版傳播平台得以形成不同群落。按圖索骥，大緻有這樣四類知識分子群落：一是以某一同人刊物編輯出版為核心形成的群落，如《新青年》《獨立評論》《學衡》《甲寅》《觀察》；二是以某一出版編譯機構為核心形成的群落，如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中華書局；三是以某一類社團兼機關刊物為核心形成的群落，如同盟會的《民報》、保皇派的《新民叢報》；四是以某一套叢書策劃出版為核心形成的群落，如20世紀20年代因策劃出版《萬有文庫》形成的知識分子群落。這些因編輯出版傳播而聚集的知識分子群落，構成了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脊梁，也推動了編輯出版業的勃興。限于篇幅，本文僅闡述因叢書出版而聚集的知識分子群落如何推動出版業的發展。
由王雲五策劃主編的《萬有文庫》，是20世紀上半葉最具影響的大型現代叢書。王雲五從1922年起由胡适推薦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1928年開始籌備《萬有文庫》。第一集從1929年起陸續出版，收入圖書1010種，2000冊，初版印5000套。第二集從1935年開始出版，收入圖書700種，也是2000冊，内容增加《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和《現代問題叢書》。20世紀30年代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大多陸續購置該“文庫”充實館藏，而一些學校和文化單位，因購置“文庫”而新建的圖書館，達到2000家以上。［8］“文庫”的出版獲得巨大的成功，源于瞄準需求、精心策劃、專家執筆、通俗實用、本薄價廉、廣告營銷。不僅編譯所成為知識分子的集聚地，先後在編譯所工作過的知識分子也達1000多位；［9］借助文庫的出版，編譯所集聚了二三十年代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文庫的譯者和著者，可謂群英荟萃、燦若星河。《萬有文庫》的出版和發行，對當時開啟民智、傳承文化、普及知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後，中國現代化轉型重新提上日程。部分前瞻淑世的知識分子，再擎開啟民智大旗，策劃編輯出版數十套影響深遠的叢書。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用《出版三十年，難忘那場叢書‘盛宴’》為題，回顧這一段輝煌的編輯出版史。［10］這場叢書“盛宴”，舉其要者有：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組織策劃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何承偉組織策劃的《五角叢書》，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鐘叔河組織策劃的《走向世界》叢書，先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嶽麓書社出版；甘陽、劉小楓等人組織策劃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分集刊“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人文研究叢書”三個系列；俞曉群追随王雲五創意組織策劃的《新世紀萬有文庫》，分古代文化、近世文化和外國文化三個書系，提出“十年千書”的目标，最終隻推出600多種，由遼甯教育出版社出版，等等。
每一套叢書的背後，都有一批知識分子作為靈魂與内核，或者推動一批新的知識分子噴薄欲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策劃于1958年，從1958年至2000年，共計出版150種，“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1978年叢書繼續出版，首批一上市即被搶購一空，被譽為“書壇盛事”。叢書的譯者和編者，真可謂名譯名編、大家雲集，包括卞之琳、冰心、傅雷、馮至、朱光潛、李健吾、金克木、季羨林、錢锺書、蔡儀、巴金、趙家璧等，堪比30年代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出版始于1986年，終于1989年，是由甘陽和劉小楓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革命”後進入大學的知識分子組織策劃的，叢書以譯介為主，後來也有些著述，試圖以思想和學術影響社會。他們關注的重點是文化問題，不可避免地涉及東西方思想及傳統問題。借助叢書出版，甘陽等人在社會産生廣泛影響，以叢書編委會為核心聚集而成的知識分子群落，被海外華人稱為“文化叢書派”。
20世紀80年代編輯出版業的勃興，一定意義上是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化啟蒙的補課。知識分子策劃叢書出版推動一種文化走向，是編輯出版業80年代複興、90年代初發展的重要特征。一批批以“集團軍”形式出現的叢書，以其規模的龐大、選題的新穎、編譯的精良吸引了大批讀者；一批批氣勢恢弘的叢書相繼問世，在20世紀知識分子史和出版史上留下深刻烙印。叢書“盛宴”，是知識分子與出版社合作以叢書促進文化發展、參與公共事務的典範。
時間是最公正的評閱者，編輯出版好的圖書和真正的知識分子一樣，需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這批叢書影響巨大，至今依然讓讀者津津樂道、手留書香，原因或許有：一是西方現代文化思想作品系統完整被翻譯過來，且品種多數量大，很有沖擊力；二是抓準了80年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大學生的閱讀需求，這是一個被封禁10年後渴求文化思想精神食糧的時代，也是一個文化思想活躍的時代；三是推出叢書的出版社要麼以出版典籍、史料著稱，要麼以出版介紹各種有價值的、經典性的中西作品而聞名；第四，也最為重要的是，著者、編者和譯者有強烈的啟蒙責任擔當和文化惠普情懷，力求出精品。正如《五角叢書》主編何承偉所說：“‘五角叢書’總共出版了150多種，平均印數在100萬冊以上。它絕不是簡單、粗糙、快餐式的出版，而是将某一類全新的文化信息根據讀者的需求加以濃縮。許多書稿，在作者的認可下，都是從10萬甚至20萬字中精編出來的。盡管隻有96面，但沒有水分，含金量高，難怪至今仍有不少讀者保存着這套小書。”［11］
四、結束語：21世紀知識分子與編輯出版業何去何從
正如葛蘭西所言：“成為新知識分子的方式不再取決于侃侃而談，那隻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暫時的動力，要積極地參與實際生活不僅僅是做一個雄辯者，而是要作為建設者、組織者和‘堅持不懈的勸說者’。”［12］中國知識分子自誕生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将編輯出版圖書報刊，視為現代化轉型的“組織者、宣傳者和鼓動者”，所以在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知識分子和編輯出版業聲應氣求。編輯出版是知識分子的肉體，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和文化理念則是編輯出版的靈魂。知識分子不懈的知識追求和公共參與，則成為其自身和編輯出版業新陳代謝的内在動力。離開了知識分子的編輯出版是無靈魂的傳播空殼，離開了編輯出版的知識分子是憤世嫉俗的邊緣人。
然而，編輯出版作為一種傳播，其對社會的解構和重構功能，也同時消解着作為社會構成部分之一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身份。知識分子和圖書報刊編輯出版，作為文化價值的主要創造者和傳承者，其與生俱來的意識形态屬性和編輯出版作為傳播具有解構/重構社會的功能，導緻他們既渴求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又必然陷于思想不自由、學術不獨立的困境。社會因傳播而存在着，隻要編輯出版作為傳播參與社會的解構和重構，知識分子借助編輯出版傳播其思想理念，就必然面臨“戴着鐐铐跳舞”的困境。知識分子内在的批判性和理想性與報刊編輯出版作為傳播行為的重構/解構性，決定了他們的最終宿命。故知識分子在借助編輯出版解構和重構社會之時，也需直面自身認同的解構和重構。
進入後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因文字符号自重已不可能，市場經濟、教育普及、大衆文化，已對知識分子的權威和話語構成消解。知識分子自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被邊緣化與自我人格矮化，兼之編輯出版人的啟蒙責任、人文情懷逐漸淡化，知識分子與編輯出版業的互育共生關系被商業化解構或綁架。然而，知識分子作為知識探求者和公共事務參與者，編輯出版作為社會傳播建制的一種，在追求物質化生存的同時，理應保持自己的人文關懷和精神理想。如能把脈讀者需求、遵循創作規律、創新傳播藝術，精心營構精品，知識分子與編輯出版業依然可以良性互育共生，報刊圖書依然會是讀者的選擇。何承偉依托知識分子組織策劃、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話說中國》叢書，在新世紀初的暢銷即是例證。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多出版圖書報刊就能滿足讀者的需要，那麼今天就要通過圖書報刊的内容創新來滿足讀者的需要，才能努力保持圖書報刊的社會影響力，這是知識分子和編輯出版人的共同責任。
注釋：
［1］郝建國.試論印刷文化的本質及其演變.現代出版，2014（4）：68-71.
［2］陳思和.現代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複旦學報，1993（3）：36-40.
［3］陳平原.知識者介入社會的特殊途徑.書城，1996（3）:21-22.
［4］顔浩.北京的輿論環境與文人團體：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
［5］轉引自許紀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30.
［6］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430.
［7］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4：80-87.
［8］相關數據參見鄭峰.多歧之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知識分子研究（1902-1932）上海：複旦大學，2008：18.郭晶.王雲五與《萬有文庫》考論.台州學院學報，2011（5）：92-95.
［9］鄭峰.多歧之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知識分子研究（1902-1932）上海：複旦大學，2008:125.137-145.
［10］出版三十年，難忘那場叢書“盛宴”.人民日報，2008-11-12(16).
［11］何承偉.三套書和一本雜志，見證出版曆史.人民日報，2008-11-12(16).
［12］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曹雷雨，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5.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