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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黃洛峰是中國現代傑出的出版家。在抗日戰争極端艱難的條件下，他曆盡艱辛，克服重重困難，熱心出版并傳播普及馬克思主義著作，為黨的出版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關鍵詞］黃洛峰讀書出版社馬克思主義著作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在我國現代革命史上，湧現出了一批進步的革命的出版家。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尤其是在抗日戰争時期，出版家黃洛峰在熱心出版并傳播普及馬克思主義著作方面有其獨特卓越的貢獻。
中共黨史專家龔育之從黨和出版事業的關系角度這樣評價黃洛峰：“其中一項突出而富有戲劇性的貢獻，就是在黃洛峰主持下，在抗日戰争期間的上海孤島，公開地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的最大經典《資本論》全三卷，并且穿越戰火硝煙輾轉運送到大後方的重慶和根據地的延安；在抗戰勝利之初，在光複了的上海，又重新印制和擴大發行了這部巨著……為這部大書的全譯而費盡心力的王亞南、郭大力，功不可沒。為這部大書的出版、發行而艱苦經營和巧妙周旋的黃洛峰，也功不可沒。”［1］黃洛峰從步入出版界之始直到他晚年，一直比較明确自覺地把出版并傳播普及馬克思主義著作作為出版活動的重要使命。
黃洛峰，1909年2月6日生于雲南省鶴慶縣。1922年13歲時考入雲南私立成德中學，與兩年前入學的鄭易裡結為好友。1927年18歲時，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之時在雲南省立一中加入中國共産黨。次年被任命為中共雲南易門、安甯、祿豐三縣特委書記。1930年，留學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國投入抗日運動。1932年到“上海婦女反日救國會”檢查“三·八”婦女節活動時被捕，後被釋放。1936年，在上海與李公樸、艾思奇、柳湜、鄭易裡共同創辦讀書生活出版社（後改名讀書出版社）并長期任經理。抗日戰争爆發後，讀書出版社由上海遷至武漢、重慶。抗戰後期，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當局頒布的一系列書報刊審查辦法和檢查制度，推行壓制出版言論自由的法西斯罪行，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在黃洛峰的組織推動下，以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為核心組織了重慶出版業中的統一戰線新出版業聯合會，聯合二十多家進步書店發表了争取出版自由的緊急呼籲書，并開展了反對圖書報刊檢查的“拒檢運動”，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國民黨當局撤銷了對新聞書報刊扼殺的審查制度，取得了“拒檢”的勝利。抗戰勝利後，為壯大實力，集中經營管理，1948年10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正式成立，黃洛峰任管委會主席。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黃洛峰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主任；新中國成立後，1949年11月至1954年11月，先後任出版總署出版局局長、辦公廳主任、黨組副書記。出版總署撤銷後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後任文化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5年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曆史博物館顧問等。“文化大革命”期間身心遭受摧殘，1980年11月4日逝世。
黃洛峰于1954年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6年為中共“八大”代表；1959年後先後為第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69年當選為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六十年傑出出版家。
一、出版面向大衆的《大衆哲學》
讀書出版社的前身是李公樸等于1934年創辦的《讀書生活》半月刊。讀書出版社成立後，把出版面向具有初、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讀者的圖書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在李公樸、黃洛峰等主持下，陸續出版艾思奇的《大衆哲學》就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大衆哲學》原名《哲學講話》，曾先在《讀書生活》專欄上連載，從1934年1月第1卷第1期至1935年年底共刊發24篇文章，後結集出版。1935年出版之時，李公樸在為該書寫的編者序中稱它是用“最通俗化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溶化專門的理論，使大衆的讀者不必費很大氣力就能夠接受”，“這一本通俗的哲學著作，我敢說是可以普遍地做我們全國大衆讀者的南針，拿它去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2］該書出版後受到讀者歡迎，短短幾個月連印三次，不久被國民黨當局以“宣傳唯物史觀，鼓吹階級鬥争”的罪名查禁。艾思奇不畏艱險，同年6月改名為《大衆哲學》出版。出版家王士菁回憶《大衆哲學》出版時寫道：“在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黑暗反動統治之下，進步書刊大都遭到查禁或焚毀，要讀到一本好書是多麼不易。在那茫茫黑夜中，一本好書在讀者思想深處産生的影響确實是難以估計的。那時我們還沒有可能讀到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一本艾思奇同志的《大衆哲學》，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就像一支熊熊燃燒着的火炬，不斷發出光和熱，照耀着我們這一代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們的前進道路。”［3］知名作家劉白羽在談到《大衆哲學》及其作者對自己的影響時動情地說：“《大衆哲學》點燃了無數人心靈的火花，引導無數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艾思奇“不但是我思想上的啟蒙者，而且是引導我走向共産主義的領路人……延安的一個夜晚，我到毛澤東同志那裡去，當我們談到艾思奇同志時毛澤東同志對我說‘艾思奇同志是一個真正的好人’。”［4］
《大衆哲學》的出版，在當年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在1936年10月22日寫給葉劍英、劉鼎的信中，要求“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幹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其中就包括《大衆哲學》一書。毛澤東本人在延安時期也曾多次讀過這本書。
《大衆哲學》從1936年出版至1949年先後印了32次，發行200多萬冊，成為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奇迹。當今，在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大衆化之時，我們還可以從該書中得到啟發。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時号召全黨要學哲學、用哲學，是黨的一個好傳統，要求領導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更好地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
二、在烽火連天的“孤島”出版《資本論》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總結我黨革命曆史經驗時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無産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後學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産黨”。由于中國人民掌握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起了變化。所以，自中國共産黨建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傳播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如1921年9月，在李達的主持下，人民出版社就計劃出版《馬克思全書》《列甯全書》，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出齊。随着形勢的發展，一些熱心出版宣傳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家一直持續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出版工作。如在讀書出版社成立之後，黃洛峰、艾思奇、鄭易裡共同制定的該社出版方針是：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長遠任務和以抗日救國為現實任務。他們以戰略家的眼光、大無畏的精神計劃出版“工人階級的聖經”《資本論》。
郭大力和王亞南通力合作，從1928年開始翻譯《資本論》，幾經磨難，曆經十年之久。其間曾與一家經濟實力雄厚的出版社聯系出版，卻遭拒絕。兩位譯者與讀書出版社聯系出版。經過艾思奇、鄭易裡、黃洛峰商議，同意出版，并同譯者簽訂了出版合同，雙方規定：出版社每月支付郭大力40元作為預付版稅；為保證支付資金正常使用，特意從出版社總資金中提出一半2000元在銀行單列賬戶，作為專門支付譯者使用；譯者應排除一切幹擾，按時完成翻譯任務，等等。正當《資本論》翻譯出版工作進行之時，形勢突變。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8月13日戰争硝煙在上海燃起，艾思奇奔赴延安，鄭易裡留上海租界，黃洛峰轉移至武漢。郭大力将第1卷譯稿交給鄭易裡。此後，為了人和譯稿的安全，郭大力轉回江西老家陸續進行《資本論》第2卷、第3卷的翻譯工作（其中部分由王亞南翻譯）。郭大力将譯稿寄往在武漢的黃洛峰，黃再将譯稿分批寄給在上海的鄭易裡。為保證譯稿質量，鄭易裡接譯稿後對照日文校閱全部譯稿，又請《新華日報》總編輯章漢夫對照英文校閱部分譯稿。由于大後方的印制條件遠不如上海，黃洛峰果斷決定派懂得出版的行家萬國鈞赴被日軍占領的上海幫助鄭易裡處理印制難題。曆盡艱險，1938年8月至9月，這部200多萬字的三卷巨著《資本論》終于在被日軍包圍的上海“孤島”出版了，當時的知名人士宋慶齡、馮玉祥、邵力子都曾預訂了這部書，該書影響之大，可見一斑。它顯示了黃洛峰、艾思奇等的遠見卓識，也在現代出版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曾經有人為此寫過這樣一段雖然不确切，但也不無道理的話：“當年中共起家，得力于艾思奇《大衆哲學》與郭大力、王亞南所譯《資本論》兩部書，六十歲以上的讀者，或尚能憶起這兩部書流傳之廣，影響之大，不亞于數十萬赤色大軍。”［5］1978年，黃洛峰在揭批“四人幫”誣蔑三聯書店的一次會上回憶：“‘讀書’（即讀書出版社）出了《資本論》，茫茫中國大地上，在黨的領導下，舉起了馬列主義的火炬，雖然不大。那時出的馬列主義的書，盡管翻譯水平不夠理想，但這工作是很有意義的。”［6］
《資本論》出版後，擺在黃洛峰面前的一個難題是如何将書從上海運送到大後方的桂林、重慶和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延安。《資本論》在上海印了3000套，第一批2000套包裝了20大箱，從香港繞道廣州，可廣州當時已被日軍占領，這批書在戰火中全部損失。黃洛峰很快電告上海再印2000套，并将上海剩下的1000套滿足當地需要外，其餘經廣州灣（湛江）内運，又不幸遭法國殖民當局扣留，幸由鄭易裡找到與法國總督有同學之交的人從中疏通，才運到桂林、重慶。為了将這批書運往延安，黃洛峰安排讀書出版社桂林分社同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聯系，辦事處有車前往延安運送紙張和印刷器材，才把書安全送到延安。
《資本論》的出版是在特殊年代、艱難環境之中進行的。一方面，全國人民團結一緻堅持抗戰；另一方面，國民黨頑固派搞分裂，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對進步文化進行“圍剿”。因而“《資本論》的出版和發行成了雙方關注的大事，馬克思主義者為之歡欣鼓舞，而仇恨馬克思主義者則恨之入骨！其焦點都集中在《資本論》發行人黃洛峰身上。他自己的精力，在這個時期，幾乎全部貫注在《資本論》上，從譯文、出版、印刷、運輸、發行一直到到達讀者之手，每道工序，每個環節，都刻印着黃洛峰和其他參與者辛勤勞動和闖關過卡的智慧”。［7］
任何一部書出版後，其自身的價值不可能由書本身自發地産生，隻有通過圖書評論和廣告宣傳才能産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資本論》全譯本第一版很快售完，由于在八年抗戰之中，未能有機會再版。抗日戰争勝利後，黃洛峰下決心在上海再版《資本論》。但此時蔣介石挑起内戰，國共兩黨和談破裂。面對種種困難，黃洛峰義無返顧，終于在1947年将該書再版。為了擴大宣傳，他和範用精心巧妙地制作了下則發行預約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