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編輯的學養

［摘要］編輯的學養，是指編輯應具有的專深和廣博的知識，以及編輯的品位與修養。近年來出版快速發展，編輯的學養卻被淡忘和遺失了。出版要進入新常态，就要改變目前大多數出版機構隻求品種數量而不重文化品質的現狀，改變粗糙式發展的模式。編輯學養已經成為制約出版業發展不容回避的問題，重提編輯的學養在當下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編輯知識修養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我國每年出版的圖書品種已經超過40萬，十年來的增幅超過60%，［1］成為名副其實的出版大國。但數量激增的同時也暴露出諸多問題，比如圖書有數量缺質量、圖書短命化等。導緻問題出現的原因見仁見智，但歸根到底都與編輯有關，因為每一本書的出版都經過編輯之手。是打造精品經典，還是制造快餐泡沫，這是當前出版業不能回避的問題，由此也引出編輯的學養這一話題。

一、編輯的學術擔當

學養是指學問和修養，學問包括知識的專深和廣博，修養則指品位與境界。編輯是否要具備專深和廣博的知識，現在仍有不同認識。近年來出版界浮躁，表現之一就是認為能賺錢的就是好編輯，不僅社會，就連出版業界也對編輯的内涵改變了看法，以賺錢為首要目标，視學問知識為累贅，将浮躁喧嘩看做時髦，把沉潛積累譏諷為落伍。老編輯忽視知識的更新和積累，新編輯則無所畏懼，選題無禁區，編稿無底線，緻使書稿的學術味越來越淡，知識變得無足輕重，這樣的圖書必定短命速朽，遑論經典傳世！前幾年在複旦大學出版社慶典會上，有學者說現在60%、70%的書可出可不出，有學者甚至從個人的選擇标準看，認為90%的書可出可不出。［2］此話令人汗顔，卻也點中出版的軟肋，觸到編輯的疼處。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談文藝作品，認為存在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其實其他類圖書何嘗不是如此。近些年出版界一味追逐利潤，擴大規模，多元化經營，卻忘記了出版承載學術的神聖使命，淡漠了出版傳承知識和文化的基本功能，甚至将業界前輩的言行視為迂腐。沒有了學術擔當和知識底蘊，最終使一些編輯滑向蒼白和低俗，變得迷茫和勢利，向淺薄、娛樂、愚昧和金錢投降。

人們敬畏編輯，首先是敬畏編輯職業，進而敬畏編輯人，如果我們的編輯丢棄職業内涵，背離職業操守，那麼，得到的将不再是“敬畏”，很可能是輕蔑甚至唾棄。明白這層道理，編輯也應該有所敬畏，敬畏文化，敬畏學術，敬畏職業的神聖。楊牧之在談到編輯的文化修養時，曾引于幹關于編輯要成為“T”型人才的觀點，“T”的上面一橫代表知識的廣博，下面一豎代表知識的專深。因為“投來的書稿又是五花八門，什麼方面的内容都有，所以要博。但是又要對某一個學科、某一個專業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甚至成為某一個學科、某一個專業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學者”［3］

知識的廣博容易理解。編校質量大面積下滑，知識性錯誤屢屢出現，其中有編輯粗疏的原因，更多的是編輯知識面狹窄或知識儲備不足，如引李密《陳情表》其中一段話，除了衍文和丢字，又将“是以區區不能廢遠”一句落掉；将《病梅館記》的作者說成方苞；引陶淵明《歸園田居》之三前四句，成了“種豆南山下，帶月荷鋤歸”，“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兩句不翼而飛；引陳毅《贈緬甸友人》前四句詩，句句有錯誤；說到王國維“三境界”，其三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更有将嚴肅的學術著作搞得錯誤頻出，千瘡百孔。［4］試想，編輯的知識若是廣博，怎會出現如此低級錯誤？

編輯學問的專深，業界多以周振甫為例。他擔任《談藝錄》《管錐編》的責任編輯，深得錢锺書稱贊：“命筆之時，數請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5］錢锺書的著作，博大精深，融貫古今中外。周振甫審讀《管錐編》第一批原稿《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三部分共17萬字，竟寫出一份數萬字、多達38頁的審讀報告。沒有深厚的學術功底，難以勝任《管錐編》責編。人民出版社的鄧蜀生也是典型的學者型編輯。他不僅是資深編輯，也是美國史專家。他為黃紹湘的《美國通史簡編》做責任編輯，寫下的審讀意見多達78頁。這份審讀報告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顯示出鄧蜀生深厚的學術功底。他曾說過，要編好書，必須知書，要深入下去，知識卻要盡可能廣博，還應成為所從事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6］

還有一個中華書局出版《蘇轼詩集》得到呂叔湘指正的例子，也能說明編輯學問的重要性。《蘇轼詩集》于1982年出版後，學術界好評如潮。在一片贊揚聲中，編輯部卻得知呂叔湘先生對此書提出若幹意見，在他批閱的《蘇轼詩集》第四、第五、第六共三冊書上，批改意見達120餘條，涉及人名、地名、官名、史實、佛典、經傳引文等，令編輯和整理者銘佩無已。試舉一例：蘇轼《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詩“何需郭忠恕，匹素畫缫車”句下施注引《圖畫見聞志》雲：“忠恕畫一草角小童持線車，紙窮處，作風鸢，中引一線，長數丈。”呂叔湘在手頭并無善本參校的情況下，徑改“草”為“丱”。經查，原文确系“丱角”。“草角”費解，“丱角”是形容兒童束發成兩角的樣子。其原因，是先将“丱”誤排為“艸”，形近而訛，繼而又将“艸”轉換成“草”，遂有“草角”之誤。呂先生的指正，“令作者及校編人員汗顔”。［7］

或以為以上所舉之例皆為學術圖書，故編輯為學者型當無異議，其實一般圖書從策劃到編輯加工，仍需專深和廣博知識做基礎。三聯書店原總編李昕講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高賢均的例子。徐貴祥寫完《曆史的天空》後，交給兩家出版社都被退稿，呈送人民文學出版社，兩個編輯仍然拿不準，最後請示副總編高賢均。一周後，高賢均請徐貴祥來出版社面談，他激情澎湃，神采飛揚，雙手舞動着講了一個多小時，對書稿給予高度評價，并預測出版後要獲大獎。果然，《曆史的天空》出版後共獲得四個大獎，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8］高賢均的判斷力，有編輯激情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我以為是他的學術積澱和知識的廣博。《曆史的天空》涉及當時國共關系的敏感話題，這緻使有的出版社退稿或拿不準，高賢均的肯定，源于他的判斷力和前瞻性，而判斷力和前瞻性又來自他學術的專深和知識的廣博，激情隻是學術自信和知識豐厚的外在表現。高賢均在上個世紀恢複高考時考入北京大學，入學前已經背過英漢、俄漢兩部詞典，中學時代已經讀完《魯迅全集》。李昕說高賢均的“學識、修養非常讓我們佩服”，就是指高賢均作為一名編輯的深厚學養。

提倡學者型編輯，并非将編輯變成科研人員，其本質工作還是編輯。但有學術功底的編輯，能将知識升華為思想和智慧，洞曉某一學科前沿的發展現狀，進而增加圖書的學術内蘊和知識含量。楊牧之說過：“稿子特别多，忙不過來，或者因為學科專業性強，難以把握，請别人幫助審讀。這也是編輯可以采取的一個辦法。這裡面我們應該做什麼工作？我們要選擇好外審，我們要做權衡，做比較，要站在整個學術的前沿判斷專家提出來的意見。作為一個編輯，就要比他們站得高。”［9］站得比專家還要高，這就是編輯知識的深厚與廣博。一個編輯，他可以不留下學術成果，但必須在責編的圖書裡留下自己學術思考的印記和知識廣博的标識。

二、編輯的文化情懷

我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文化影響還遠遠不夠，與我國的形象很不相稱。要提升我國的文化影響力，出版工作責任重大。柳斌傑說過，出版是最有文化品位的行業，社會上文化傳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出版業，雖然文化傳播有十一二種産品，但廣播電視一個小時就沒了，互聯網一閃而過，隻有出版是永恒的産品，是國家文明曆史記錄、民族記憶的最好的載體。出版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産業的，如果産業做大而丢失了文化内核，就是失敗的。所以現在不是出版賺多少錢的問題，而是如何使文化内涵豐富、厚重的問題。我們必須通過出版提升文化的核心競争力，進而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以學術出版為例，與世界出版強國相比，我國出版物的學術影響力還有很大差距。魏玉山曾指出：“學術出版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學術精神和學術成果的重要體現。觀察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是否發達，最簡單易行的方法就是看其學術著作的質量和數量，看其學術著作被其他國家引進、購買的品種和數量。世界上的出版強國，首先是學術出版強國。”［10］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已有400多年的曆史，其精品學術著作和教材馳譽全球，這些精品出版物85%的市場在英國以外，内容的創新和厚重赢得了衆多的版權。美國的《芝加哥手冊》從1906年第1版做起，到2012年已經做到第16版，真正是百年經典，傳世久遠。德國的費利克斯·邁納出版社以學術立社，這個隻有8位員工的小社卻擁有800種再版書，全部是哲學經典著作。瑞士《新蘇黎世報》稱其為“在哲學出版界久負盛名的出版社之一”。世界著名的科學文獻出版公司之一——愛思唯爾，在海外市場的擴展計劃中，預計到2020年中國市場将占全球市場的第一位。反觀我國的學術出版，卻是數量雖多，高質量的卻很少，學術垃圾、平庸書占了很大比例，有些書一出版即宣告死亡，職稱書、結項書以及用錢換來的學術著作隻在很小範圍流傳，孤芳自賞。即使是計劃推出版權的圖書也不容樂觀，劍橋大學出版社高級經理朱起飛稱：這幾年接觸的國内出版社越來越多，但推薦來的選題呈現同質化傾向，不少是藝術類圖書。真正能夠吸引西方讀者的精品學術著作數量非常有限，有國際知名度的作者，更是少之又少。［10］

上述話題又把我們引向編輯的學養。編輯是出版的核心，編輯的知識是否精深和廣博，編輯是否具有濃郁的文化情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出版物的品質，而高品質的出版足以影響一個時代。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有多少編輯具有濃郁的文化情懷。略加分析，出版業大緻有三種情況：一類編輯沒有專深和廣博的知識，也缺少文化追求，進入出版行業隻是為稻粱謀；一類編輯雖有知識卻無文化，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具有強烈的資本意識和商業思維，但是功夫都在書外，主要精力放在資助、營銷、渠道、宣傳等環節，沒有知識的滋養和文化的浸潤，圖書的品質可想而知；還有一類編輯，有學術擔當，有知識，有高遠境界和文化追求，把自己的生命與編輯出版事業融為一體，并從中實現人生價值。當然，講學問和文化，并非不考慮投入産出，而是把什麼放在第一位，把什麼作為追求目标。我曾經舉過一個例子，現在有些編輯陷在賺錢、赢利的圈子裡，忙亂浮躁，非常短視，他們編書就像農民種莊稼，春種秋收，年底清零，第二年又是從頭開始，周而複始，疲于奔命；而優秀的編輯則像種果樹，開頭雖然難，但隻要精心培育，摘果子可以持續十年二十年，這就是經典傳世，既有文化貢獻，又有經濟收益。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每年可重印的圖書都有幾萬種，這就是種果樹，我們哪家出版社能有這個數量？我們現在一年品種幾十萬，留下的精品很少，大部分都速朽消失了。

做書就是做文化，編輯隻有重視知識積累，有文化關懷情結，有文化自覺意識，有文化擔當責任，職業生涯的目标才不迷茫，出版物才有生命力。忽略這些再談文化的自信和自重，就是一句空話。曆史學家李文海針對學術界和出版界的浮躁曾指出，出版界、學術界承擔着曆史責任，隻有拿出精品，拿出不浮躁著述，不是東拼西湊，不是胡說八道，不是天馬行空，而是确确實實地在對曆史充分把握的基礎上提出史學觀點的精品，才能慢慢去排擠一些庸俗或是嘩衆取寵的濫書。［11］既強調作者隊伍的學術良知，也呼喚出版者的職業操守，二者相較，編輯的責任應該更重一些，因為作者有寫的自由，出版則有底線。編輯應該成為出版的守門人，成為時代的導航者和文化的引領人。

三、編輯的品位修養

編輯除了要具有專深和淵博的知識，還要講究品位修養。缺失後者，前者再豐厚寬廣，也難免走偏。近年來，出版發展如火如荼，但資本的進入和商業浸染，也使傳統的出版理念受到沖擊。陳昕曾指出：“最近幾年當出版更多地與資本聯姻後，出版的本質被扭曲了，傳統出版業奉行的智性價值、審美價值、社會價值喪失了，進步主義的傳統丢失了，娛樂主義開始主宰出版，出版有變成單純營利工具的傾向。”［12］這種情形的突出表現，就是一些編輯品位下滑，修養缺失，出版倫理扭曲。

出版傳承知識與文化，服務社會和大衆，是一種高雅的文化活動。編輯處于出版的核心，強調編輯的品位修養，以保證出版物健康、雅正，古今中外出版家概莫能外。葉聖陶先生在開明書店時，始終堅持“六不出”的原則，其中包括“思想傾向不好”的書不出，“趣味低級”的書不出，赢得讀者的廣泛贊譽。20世紀60年代，英國企鵝書屋總編輯戈德溫批準出版法國漫畫家西耐作品集《大屠殺》，該書把對羅馬天主教會的諷刺與充滿色情、渲染性感和低俗的圖畫結合在一起，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企鵝公司掌門人萊恩毅然将《大屠殺》全部處理掉，戈德溫也被董事會辭退［13］對于編輯來說，你策劃責編的圖書就是自己形象的再現，代表了你的精神風貌。你有怎樣的品位境界，圖書就有怎樣的品位境界。保持思想尊嚴和文化純正，重視品位修煉和德性養成，應該成為編輯的不懈追求。

應該說，現在有些編輯做得不盡如人意，精神萎靡，道德缺失，品位卑下，緻使在策劃選題或編輯圖書時熱衷庸俗和勢利，滿身江湖氣。例如，醉心于宣揚緻富秘笈，鼓吹功利主義、消費主義，賣弄成功學，傳授官場的左右逢源和酒場的察言觀色，兜售僞科學，暴露隐私，追求感官刺激，滿腦子都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看看下面這些書，就知道有些編輯庸俗到了什麼程度：《送禮的藝術》《把話說到領導心坎裡》《圈子對了，事就成了》《關系是喝出來的——酒局應酬實用智慧》，一副無厘頭市儈和玩世不恭的樣子。編輯不僅策劃（或是迎合默認）這樣的内容，甚至還圍繞這類書搖旗呐喊，鼓噪助威，如在《我不是教你玩陰的——機關中的心理學詭計》腰封上寫道：“在機關混的人都要讀，史上最生猛的權術教科書”，仿佛使人看到魯迅先生所說的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有些圖書，内容低俗離奇，如網絡小說《和美女同事的電梯一夜》，也被編輯拿來做成紙質書，為了幾個銅闆竟然喪失品質。更不可思議的是，有編輯為解構經典、戲說經典鋪路搭橋，經典死活讀不下去，可是把經典拆解得七零八落卻讓他們大為興奮，于是麻辣、水煮一起登場。甚至歪曲經典，惡心經典，一本《令人戰栗的格林童話》，讓人臉紅，也為該書編輯感到害羞。葉朗說過，經典事關民族氣脈不容解構。從沒聽說過俄羅斯人以戲谑的态度翻拍托爾斯泰的作品，英國人也不會戲說莎士比亞。［14］在維護經典的文化價值上，編輯是有責任的。在解讀經典或使經典更容易走進大衆的工作中，編輯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朱自清的《經典常談》、艾思奇的《大衆哲學》、王力的《詩詞格律》都是通俗而高雅的圖書，它們早已成為經典。但通俗不是庸俗、媚俗、惡俗。出版是文化，編輯應該是高品位和善良的化身。

古人讀書講究境界，要焚香，淨手，彈琴，引申一層說，就是敬畏圖書。之所以敬畏，是因為圖書可以打開一扇知識的大門，裡面有真善美。可是，面對上面所列那些庸俗之物，你還有敬畏感嗎？編輯要關注世道人心，不能走向平庸、卑瑣。編輯要提升品位和修養，培育悲天憫人的胸襟和救世療人的情懷，面對五光十色的社會，必須睜大警惕的眼睛。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因為和教師一樣，編輯也是塑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注釋：

［1］參見劉彬，陳恒.第一出版大國的尴尬.光明日報，2013-4-18（16）.

［2］陳香.出版新命題：做資本附庸，還是馴服資本意志.中華讀書報，2011-11-2（1）.

［3］楊牧之.論編輯的素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41.

［4］參見任文京.《宋文通論》編校錯誤引發的反思.社會科學論壇，2013（11）：103-106.

［5］錢锺書.管錐編·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2.

［6］柴晨清.知書，方能編出好書——記我眼中的人民出版社資深編審鄧蜀生//韬奮基金會秘書處.中國好編輯——第二屆韬奮出版人才高端論壇論文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221.

［7］劉尚榮，甯德偉.呂叔湘與《蘇轼詩集》的不解之緣.書品.2000（1）：8.

［8］李昕.編輯的激情//韬奮基金會秘書處.中國好編輯——第二屆韬奮出版人才高端論壇論壇論文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57.

［9］楊牧之.關于優秀圖書的編輯含量——從中國出版集團圖書獎說起.出版發行研究，2007（2）：8.

［10］曹繼軍，顔維琦.學術出版“走出去”，絆在哪裡.光明日報，2013-8-23（5）.

［11］陳香.《清代理學史》問世引發出版學風新話題.中華讀書報，2011-4-20（1）.

［12］陳昕.出版憶往.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236.

［13］張宏.艾倫·萊恩明心見性：真正出版人的造就和養成//賀聖遂，姜華.出版的品質.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2：71.

［14］葉朗.格調很低的東西不能出現在國家舞台上.中國青年報，2010-8-19（7）.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