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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策劃的三種形态

時間:2024-11-08 02:23:49

書稿的千姿百态要求編輯素質的匹配,從編輯主體角度而言,這種匹配是根據作品的不同形态而分作不同層次介入的。

其一,作品渾然天成,作者的主體智慧和知識背景奠定了作品質量,此時編輯的功能在于“發現”,即能否在第一時間先于他人或者力排衆議獨具慧眼發現其内在的價值,最終被時間證實和被讀者接受。

其二,作品具有較好基礎,其成功來自于編輯“發現”之後與作者的“合謀”,即經過“編輯”這個門檻使作品或在内容或在形式或在營銷上得以提升,進而産生放大效應。

其三,作品尚無,但蘊含着潛在的熱點,編輯的功能在于如何從此出發通過調動各種市場元素介入選題開發和創作,“無中生有”地開辟出新的藍海。

這三個類型的項目要求編輯的介入程度的多少、深淺和要素是不一樣的。以下是筆者根據實踐分類,從諸多的圖書策劃案例中撷取其中三個試做一些簡要的叙述和分析。

發現的眼睛:志趣是第一資源——《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編輯手記

好的作品如何被發現?當然靠編輯的眼光;編輯的眼光如何形成?當然靠積累——學養的積累,經驗的積累,還有觀察力、思考力和舉一反三能力的積累。對于一個缺乏經驗、缺乏各種積累的新人來說,有沒有“發現”好作品的可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你的生命曆程也是一種積累,其中你的志趣是你跨入這個行業的第一筆财富,是一個新編輯的基石。你可以從此出發。

舉個實例。那是1986年3月,我剛剛進入編輯行業才一年,第一次到北京出差,去拜訪居住在勁松小區地下室的周國平先生。當時他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助理研究員,也是我大學同學阿良的老友。阿良介紹他是個才子,讓我有時間去串門。

20世紀80年代中葉是一個比較寬松和開放的年代,也是充滿朝氣和樂觀向上氣息的年代。那個時候,最初的外國文學熱潮剛剛湧過,社科人文領域雖然還有禁區栅欄,但各種思潮已經暗流湧動、欲罷不能。比如存在主義通過薩特的戲劇開始流入中國(我和我的同學就看過《肮髒的手》并且徹夜讨論,還為《書林》雜志寫過短文);無意識理論也通過《夢的解析》在年輕人圈裡迅速蔓延。但系統的著作尚未在國内出版,年輕人乃至整個學界都處于饑渴狀态。作為年輕隊伍中的一員,我對這些思潮和命題雖然一知半解,但對其新鮮度和群體的饑渴是感同身受的,也就是說,來自知識層的躁動與我對此的興趣和了解已經讓我具備了一定的“眼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與正在研究尼采的周國平先生“邂逅”相識了。當時他已經寫完《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一書,這也是他獨立寫作的處女作。但是由于尼采一直被作為法西斯思想家,書稿輾轉了幾家出版社都不敢接受。但正是這些出版社的“不取”,才讓我和這部難得的佳作“一見鐘情”,使之既促成了一顆明珠的發光,又使得我一個新人快速成長。

在勁松小區地下室的周國平宿舍中,我看到了他剛剛被退回的手稿。一頁頁綠色格子的稿紙裡端正地記錄着作者的心血,上面還有鮮紅醒目的前出版社編輯用毛筆塗改和删節的痕迹。看着作者的心血和如此敏感的選題,我答應試一試,但當時更多的還是禮節性的。以我一個剛剛入道的新兵(而且是在那個還崇尚論資排輩的特定年代裡),要争取一部被多家出版社槍斃的書稿,談何容易?我完全沒有把握。

那時北京和上海之間的列車是夕發朝至的。告别後,我就直接登上了列車,然後看稿。

誰知道,這一看就一發而不可收,卧鋪的夜燈亮了一宿。我通宵未眠地在列車上一口氣看完了整部書稿,而且熱血沸騰。這是一部内容全新、思想敏銳、感受獨特、表述完美的精品之作。如果說表達是劍、思想是氣,那麼,作者周國平的自身思考與尼采的天才思想、冷靜的學理分析和激情四溢的表述水乳交融地劍氣合一了。這正是我“衆裡尋他千百度”的作品,這對一個剛剛入行的新手而言是多麼令人興奮和鼓舞的事情啊!

雖然能否出版的問題依然像一座大山般矗立在出版的進程上,但我的精神狀态顯然已經大不一樣,我下決心使出渾身解數來促成此書的出版。

先是清晨下車後就直奔辦公室,第一時間找到了當時我的室主任馬嵩山先生。他是老革命,共青團出身,雖然不太了解哲學理論卻對新鮮事物有着較強的敏感性。其實,内行之長往往也是其短,被自己的常識(也是禁锢)所拘,反過來也一樣,隻要找到适當的說服點,外行的視角往往倒有可能超越局限。我決定試試三寸之舌。

既然障礙在于意識形态的政治标簽,那麼化解也就要有針對性地消解“法西斯思想家”這一症結。為此,列車上的未眠之夜除了激情之外還需要冷靜理智地做好功課,找到說服決策者的理由和争取與其同盟。首先,這本書的意義之一正是撥亂反正,與大環境氣質契合。它在揭示尼采對現代哲學開啟意義的同時,劃清了哲學家思想本身和法西斯領袖對這一思想以自己的理解(難免歪曲)運用的界限,糾正了傳統評價中過于政治化的誤解和翻譯語詞所造成的理解偏差(如“權力意志”一詞容易聯想到政治權力,因此作者翻譯為“強力意志”以示區别,而突出尼采鼓吹生命力健全強盛的本意和從古希臘酒神精神導引過來的資源)。其次,拿出汝信(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序言詳細說明該書稿在學術上的價值和意識形态上的分寸。最後,還表示對一些詞語和說法作者仍然願意修改的态度。終于感染和說服了馬嵩山先生,決心一起來承擔可能有的風險并且一起去說服終審、促成出版。為此,我們倆都詳細地撰寫了審稿意見,集中而有針對性地回答了可能遭遇的種種問題和應對理由。最終,哲學專業背景的終審唐繼無先生支持了我們的意見。

志趣決定态度,态度決定結果。态度之所以能夠決定結果是因為它有仔細的準備和不懈的努力。該書在作者交稿兩個星期後迅速通過初審、複審和三審,這對于當時尚處于“菜鳥”階段的年輕編輯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不僅如此,該書還在排版和印刷條件尚處于鉛與火的年代裡于三個月後出版,被周國平先生視作奇迹。他在第一版的扉頁上給我書寫了這樣的題詞:

奇迹。

我尋找一位編輯,卻找到了一位朋友。

我也不僅找到了一位優秀的作者,并且從此進入中國學術圈結識了一批中堅力量,同時找到了一位給人啟迪的好朋友。1986年第一版《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的封面

還在不斷重版着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最新版本《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在當年獲得了首屆“金鑰匙”獎。我也成了所有獲獎者中唯一獲得雙獎的編輯(另外一本獲獎作品俞吾金先生的《思考與超越》也是一部哲學讀物處女作,他當時剛剛碩士畢業,任複旦哲學系助教),而且是最年輕的編輯(“編齡”一年半)。《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後來被北大人所著的《第三代人》一書稱為“八十年代的啟蒙書”。的确,它後來所引領的“尼采熱”,與存在主義和精神分析一起,成為20世紀80年代學術思潮的顯學;并且先後有過三個版本(2006年出版了它的第三個版本),連續印刷數十次(僅第三版就印刷了7次),至今依然暢銷不衰。

這個案例給人的啟示,首先,是編輯之識(發現)的重要性,能夠識人所未識,能夠從自己的資源——自己的興趣、自己的學養、自己所經曆所思考所感悟的最熟悉的領域中形成自己“發現的眼睛”。

其次,如何将“己識”化為“共識”,即讓自己的見解表述呈現為被他人(尤其是決策者)接受的觀點和理由,這一步尤其重要。這需要做冷靜、既有針對性又有說服力的工作。

再次,工作熱情的感染力與談話方式、技巧兩者對決策者同等重要,前者是後者的動力,後者是前者的實施。

《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是我獨立申報和編輯的第一本書,也是相對于當時現實顯得“離經叛道”的讀物,但也正因為此,它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榮譽、稿源和正面激勵,也使我得到較快成長。對此,在以後的三十多年編輯生涯中,我一直記住這一點并且勉勵年輕編輯從自己最熟悉、最有熱情、最具興趣的領域(而不局限于自己的專業)出發開掘選題,也鼓勵其敢于向領導和不熟悉的領域發難或者對被否定的選題抗辯,堅持自己有理有節的陳述。為此,我也曾經培育出了一大批我不熟悉卻因為予以嘗試而結出碩果的暢銷書群,給年輕人帶來了自我實現的喜悅。當然,這已經是另一個話題了。

總之,誰也不是一塊飛地,隻要你用心,哪怕隻調動你興趣的這一點資源,被遺漏的珍珠還是可能被你的慧眼發現的。

厚積薄發:市場運作的遊戲之作——《我為歌狂》中的整體策劃意識和細節設計

那是一本自己“撞”上來的書,在被四家出版社婉拒後與我們相遇。這在商業氣息如此濃烈的今天似乎顯得不可思議。可這樣一本超級暢銷青春讀本,15年前卻就是因其“四不像”而并不被人看好,甚至已經暢銷了還讓人覺得莫名其妙。就像韓寒的《三重門》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擱置多月後依然沒有“催産”,而在作家出版社袁敏的慧眼下卻成為80後一代登上文學舞台的标志一樣,《我為歌狂》這個既不像經典的少兒文學(與之相比讀者群年齡偏大)、又稱不上純文學小說(與之相比讀者群又顯幼稚)的文本,因為其無法歸入當時人們的類别意識而顯得處境尴尬。于是,機會就在這尴尬中消失,也被有準備的頭腦抓起。

那段時間,“千年蟲”的危機剛剛退去,我已經從人文領域轉入通俗讀物領域多年。一直期待着可以在市場燃一把狼煙,沖一沖沉悶的與正在進入市場化的中國大趨勢明顯不合拍的出版業。

《我為歌狂》的出現不僅使我找到了一個合适的标的,而且其題材的豐富性正好可以試一試我對市場的理解,可以通過市場營銷的手段測試一下市場的邊界究竟在哪裡。

試一試?是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就是抱着這樣一種樂在其中的遊戲心态進入策劃之道的。

我總以為,編輯工作的一個極大的樂趣和特性是幾乎所有的人生積累都可以在無意中化作工作的靈感來源或者開發的資源。《我為歌狂》可謂鮮明的一例。

2000年,有些東西呈現出非常奇怪的狀态:一方面,在中學生中間如癡如醉;另一方面,成年人完全不知道或雖然知道卻又百思不得其解。一個是動畫片《灌籃高手》使得申城體育商店的籃球脫銷,另外一個是動漫迷對漫畫的癡狂以緻動漫展成為這一代人盛大的節日。對這一現象,我有過觀察、分析和總結。其實,這就是偶像劇模式在中國剛剛形成的雛形。《我為歌狂》不就是灌籃高手在音樂題材上的還魂嗎?勤奮加才華的楚天歌和孤傲酷斃了的葉峰,不就是櫻木花道和流川楓的翻版?乖巧好學的叢容和時尚聰明的麥雲潔,甚至搞笑出怪的蓋世愛和花癡得缺心眼的朱麗麗都具備了現在偶像劇的一切構成和要素。這些暢銷元素,正因為主流文化的暫未認同(如著名書人徐沖先生即便在圖書暢銷後與我交流時仍然不得其解)而被忽視甚至遭打壓,但也正因為此,如果你能認識到讀者群的内在需要所造成的湧動潛流,那麼,你的工作就是為這股潛流扒開一個宣洩的缺口,那滔天巨浪的壯觀景象就是預期中的了。

《我為歌狂》給了你一把鐵鍁。你有沒有一鍁下去就見水的方向感和氣力?這裡既需要有來自戰略思考的整體策劃布局和進入方向,也需要有方向确定後細節設計構成和實施的保障。

《我為歌狂》的策劃思考是整體的,同時構成這整體的細節設計和運用又是不厭其煩、不嫌其精甚至無所不用其極的。下面扼要做一些簡要回顧:

《我為歌狂》在2001年出版時的封面1.整體設計

整體策劃的概念在我的理念中是這樣三個層次:如何将潛在的變成現實的,将現實的變成暢銷的,将暢銷的變成長遠的。因此,我們在讀者對象定位、小說内容特色、形式表現特點、設計細節的針對性、影視互動條件、宣傳話題以及分階段實施步驟等方面進行了一體化設計。這裡既包括各種細節要素的設計,也包括所有細節的綜合呈現,更重要的還需要在一本書策劃初始階段就考慮到暢銷後的後續銜接,即這些設計不僅要考慮如何使之暢銷,而且要在尚未經過市場檢驗前,就開始考慮暢銷之後怎麼辦,開始整體性考慮成為暢銷書後該有哪些後續手段使暢銷周期延長,促暢銷為常銷。即使在今天回看,這該具有多大的自信作為基礎啊!

為此,我們與作者協商為故事設計了一個開放性結尾,并由此引導和暗伏了兩個結果:既可以為本書暢銷之後的續集作為一個鋪墊而留出空白,又可以發起征文向讀者征集結尾而為聚集讀者人氣提供題材。事實證明這一點極為成功也特别具有長遠眼光。尤其是向讀者征集結尾這一招,由于讀者閱讀文本和征文信息的同一性(刊在同一本書上),是事後無法補做和其他媒體無法取代的唯一特定有效渠道,因此,在征文集子《永遠的Open》的征稿過程中不僅吸引了許許多多中學生讀者參與(收到投稿信成千上萬,甚至有的家長因為孩子熱衷于投稿而放棄考試前的複習來辦公室告狀,也有讀者患白血病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也要完成這特殊的作文),很好地為作者的續集作了成功的鋪墊,而且結集出版後本身就成為一本暢銷書而先後銷售了30萬冊。當然,因為它的成功鋪墊所引起的市場期待,使得《我為歌狂》的正版續集《愛上愛情》一開始就以60萬冊的首印量引爆市場,并一版再版,且再次推動《我為歌狂》第二波暢銷高潮。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上述先期的整體設計,《我為歌狂》即使暢銷也不可能持續暢銷(25次重印,銷售量超過100萬冊)而占據開卷暢銷榜28個月之久,更沒有可能培育出一個暢銷集群(總計10個品種,總銷售量超過300萬冊)而成為經典案例。

2.漫畫

如前所述,漫畫是一種青少年普遍喜聞樂見的形式,但在2000年,它還是作為一種玩物喪志的東西被主流文化排斥。但青少年的熱情卻有增無已。正因為看到這一形式在青少年中的熱烈度,所以從一開始介入此書,我就明确要把這一形式帶入小說,這在今天幾乎成為青春讀本範例的表現形式在當時可謂首創。一本280頁的小說中漫畫就占了差不多60個頁面,超過了20%。這種“不倫不類”果然成了吸引讀者的利器之一,内容和表現形式上的别具一格,使它在小說世界裡銷量獨占鳌頭,卻因其另類而被成人世界看不懂了。

3.文案

既然是打造一部全新的青春文本,文案如何體現青春特點,如何杜絕間離效果而凸現親和力,不能不心思用足。遣詞造句,句型提煉,都煞費苦心。如封底文案設計六個主角的一句話形象概括就幾易其稿,有一句概括三好生乖乖女叢容轉變的句子,在“别再叫我goodgirl,别再叫我四眼妹”之後,就由“一個新的叢容誕生了”至“嶄新叢容誕生了”再至最後定稿“嶄新叢容comeon”,顯然那種夾帶英文的語句更加能夠體現中學生群體的特征。這樣的例子在書中比比皆是。我們追求的是每一句文字表達都要引發讀者“這是我們自己的語言”的認同而不是“這不是我們的書”的逃離。

4.裝幀

封面是最直觀的呈現,我們采用了故事主角“Open樂隊”的兩組集體組合畫面,加以大小和正反颠倒的配置增加動感,又用銀色壓底調節過于絢爛的色彩容易造成畫面流俗的可能,再采用當時比較少用的UV和凹凸工藝,使得一本通俗的青春文本盡可能地精緻又時髦炫目,顯出與衆不同,契合這一特定年齡群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的審美特點。

5.偶像符号

這算是一個杜撰的創新。了解到中學生階段常常對自己喜愛的明星偶像有檔案關注心理,于是我們決定投其所好,根據書中主人公葉峰、楚天歌等的特點,仿造明星檔案模式從身高、血型、星座、性格、愛好等反推建立起一組檔案信息,獲得了中學生讀者的共鳴。

6.集換卡

這是當時流行在青少年中的一種興趣愛好。事實上,許多商家已經将這一形式用于一些膨化食品的促銷環節,我們有沒有可能加以應用?答案是肯定的。正好有商家願意開發集換卡項目,我們立即與之合作,在書的後勒口上刊登商家的集換卡海報,換得對方免費提供20萬張集換卡的支持,最後在每本書中都贈送一張。事後證明,這是最有效的一張促銷王牌。記得暑期上市,學生因翻找自己喜歡的卡片而使得碼堆的圖書每一刻鐘就需要營業員重新整理一遍,讓上海書城叫苦不疊,最後不得不由出版社自己專門派出維護人員。但是,日平均七百本、周末更是翻倍的銷售量又讓書店笑不合口了。

7.獎品

這個話題之所以值得一提是想說明:即使這麼一個細小的東西隻要用心設計也是可以提升讀者的關注度從而推動銷售的。

如前所述,作為征文的一個必要部分是評獎。而獎品有沒有吸引力通常也是提高讀者參與度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的思路更多地會集中到獎品的物質價值上,但當時一方面,在策劃時暢銷尚未成為現實而僅僅隻是在設計階段,因此預算不可能很高,這一途徑并不現實;另一方面,從創意角度講這一思路也缺乏獨特性而流于俗套。那麼,有沒有可能尋找到一條既開支較小又有吸引力和獨特性的途徑呢?一天回家路上的靈光一現讓我找到了一個辦法:将獲獎征文的結尾續接到原作的開放性結尾後,如此,對獲獎者來說,這一部他所喜歡的《我為歌狂》就是他與原作者一起創作的,而且獨此一家。還有什麼比這樣的參與和分享更有榮譽感呢?而榮譽感不就是一種更高的價值體現嗎?

當然,還需要提一下的是,之所以有此靈感也是當時我了解到上海剛剛引進了POD項目,使得這一想法有了技術支撐(結果每個獲獎者的獎品成本隻有20元左右),不然在傳統印刷範圍内是不可能誕生這樣的靈感且即便有了靈感也會受制于成本因素而無法實施的。這再次證明了任何東西都有可能成為編輯創意的資源和有準備的頭腦對于創意實施的重要意義。

8.媒體動員

作為整體設計的重要一環,除了圖書内容、表現方式、外觀體現與細節展示外,媒體動員無疑也是重要的環節。為此,我們将該書的宣傳根據特色劃分為青春文本(針對韓寒和《花季雨季》的比照提出更為現代和時尚的本書特色)、動漫文本(音樂版的《灌籃高手》)和完全文本(比隻播放一半的動畫片更加完整)三個階段來區别宣傳重點,從而使宣傳的時間延長,并且注意話題和不同樣式(如新聞、讨論、書評、活動)在宣傳中的運用,如先後将上海書城發生的竊書現象作為話題及時在《新民晚報》上加以報道,既教育學生不能行“牽羊之道”,又“暗度陳倉”地推動了社會關注,引起圖書的再一次熱銷。

9.衍生借力

即使今天,這個概念在操作領域因為其難度較大還遠未普及,在2001年則更是革命性的。有幸的是我們在當年已經有了一次成功的實踐。

除了上述集換卡在《我為歌狂》上的資源互換運作,我們還說動美影廠組織胡彥斌等歌手和胡歌等上海戲劇學院學生做活動,促成衍生品商家在麥當勞連鎖店播放動畫片、圖書和集換卡的VCR,在同一消費群體中取得了聚合和放大效應;同時,我們将VCR複制後通過發行中心輸送到各個省市有投影或屏幕播出的書店,借助他們的播出平台和力量再次将資訊進行放大。不僅如此,我們還在上海書城第一次制作了與真人等高的葉峰木質人像作為站台促銷者,并根據良好的效果(許多讀者紛紛與偶像合影),參考照相店的易拉寶形式較早地制作了一批圖書易拉寶廣告投放門店。事實再次證明這一創意起到了熱核效應,以至于易拉寶一時供不應求(當時許多城市根本沒有易拉寶的制作商,所以需要上海制作後供應),産生了一個150元的易拉寶居然可以翻倍炒賣到300元的盛況,真正發揮了紙貴效應。

這樣整體策劃中的細節設計不勝枚舉,但僅僅上述9例就可窺見。因此隻要用心,創意的潛力幾乎是沒有止境的,而來自于整體策劃中的創意所形成的細節合力對讀者和市場的影響無疑是巨大而可期的。我們也許無法知道市場的邊界,但我們可以知道這邊界的半徑是可以通過我們的努力去擴大的。

轉眼15年過去,以《我為歌狂》所引起的青春讀物已經成為圖書市場的一個門類。中國圖書市場的商業運作也早已甚嚣塵上。但回顧這一切,誰又能夠知道起于青萍之末的竟然是一次經過充分積累又周密謀劃的遊戲心态——設計和創造的樂趣,人的自我意志借助特定對象實現預期的樂趣。

無中生有:編輯成色的試金石——從《诙詞典》的創意和編輯細節談起

如果說一般圖書的形成更多的是依靠作者的智慧的話,那麼,《诙詞典》一書則堪稱集體智慧或者是編輯創意先導的一個成功範例。

那是2009年年末的一天,彼時,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在上海已經頗有人氣。因此,在這個跟風趕熱鬧的年代,想把一個熱點弄成一本書的想法絕不會是創意,也不會限于一個人。事實上,周立波出名後就接到好幾個捷足先登的出版社的約稿,包括名噪一時的民營高手。但他們開出的單子幾乎都是清一色地希望拿到周立波演出的段子腳本,然後配一些舞台照片來借勢趕一波浪潮。

這樣的思路毫無新意,卻是最多人願意做的。剪刀加糨糊,這年頭不缺的就是這兩樣。好在周立波和他的經紀人還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他們不滿足這樣簡單機械的抄錄,他們想尋求一個可以提升自己品質的出版人。于是,我們就這樣相見了。那是2009年12月。

接到這個命題,當時我的第一感覺是:周立波人氣正處于上升期,這是一筆可以利用的資源,但是如何利用則需要斟酌。照搬舞台的文字輯錄肯定不是好辦法:“如果照搬舞台,你們盡可以找别人做也不會缺人做,但我們不做;如果另起爐竈,我們可以一起試試。”當時回答得很堅決,有點牛,其實除了缺乏創意難以體現編輯價值外,我們還是有市場依據的:第一,海派清口是一個靠語言、表演等要素吸引觀衆的演出,本身是動态的,而動态的吸引力永遠高于靜态,那麼在已經有了高一級形态的藝術樣式後如何仍然讓靜态的圖書具有吸引力?第二,海派清口主要表述過去的上海,靠的是上海方言,這裡既有地域文化群體的集體懷舊心理,也有上海話這樣一種載體所體現的上海情結,甚至在其中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但是可以感覺到的對漸漸失去的文化優越感的不甘和某種試圖回歸的共鳴,對此又該怎麼表現?如果不解決這兩個問題,作為圖書是沒有價值的,作為市場也是可疑的。

先看戲再說。那是周五晚上,我帶了編輯小丁(事先了解她對海派文化有濃厚的興趣,我始終認為興趣也是編輯創意和做好一件事情的出發點)去看戲。同時感覺到未來的這本書無論怎麼編輯,作為主人公的周立波,幽默是其核心,也應該是其表現形式,于是我也特意邀請了我多年的老朋友漫畫家趙為群(事後證明這是非常正确的一個選擇,讓相關符合這本書氣質的人在第一時間介入和合作),在美琪劇院體驗了笑聲爆棚的劇場效果,以及背後所隐藏着的海派懷舊和不甘情結。因此堅定了如下判斷:這個題材(當時還沒有找到書的形式,隻是一個題材)好好做是有着巨大市場潛力的,但如何算好好做?怎樣找到介入點?尤其是這樣一類極為通俗的内容又如何提升?會不會是一個好高骛遠并無解的追求?

待周立波卸妝後,我們一起到錦江飯店吃夜宵,順便開始聊話題,話題竟然是從看上去渾身不搭界的彼此背景聊起的,說到了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葉所編輯的尼采書籍如何引起了社會熱潮,說到因為“尼采熱”而使得趙為群這位漫畫家産生了畫尼采的沖動而促使我們相識。這樣的海闊天空卻引起了周立波的興趣,他說他對哲學也有興趣,于是一路便如無軌電車開去,彼此似乎都趣味盎然而将原先主題抛之腦後了。

“幾十年下來,中國人的思維往往丢失了中庸而常常表現出非白即黑的極端。因此作品不是讴歌就是批判。”話題在延續,突然,一個靈感一閃:“是啊,生活中更多的狀态不就是處于黑和白的中間地帶嗎?海派清口的受歡迎是不是恰好抛棄了這兩極而更多表現的是中間地帶的内容?無所謂正确謬誤、崇高渺小、英雄罪犯和光明黑暗,但一件件都是與大衆生活貼切的悲喜事兒。我們不也應該表現甚至倡導這樣的理念嗎?”随着我對海派清口的理論“拔高”,一個思路被在座的大家認可: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要提升海派清口的文化含量,而不能哈哈一笑過後成為過眼煙雲。這件事有難度但卻讓我們興緻陡增。我們都是願意迎接挑戰的人,于是讨論自然而然地集中到這個點上,随着對海派清口内容的進一步清理和思考,大家覺得還是應該從最外在顯性但同時是最核心内裡的文化呈現——語言入手。一個滑稽戲演員的演出内容竟然是在這樣“深刻”的讨論中慢慢成型的。考慮到随着上海經濟的發展和影響力的重新恢複,随着大量移民的增加,上海方言和詞彙以及其中蘊含的海派文化與市民心理,不僅具有對本土民衆的懷舊親切感,也是讓新上海人熟悉這個城市的一個窗口。“那就編一本上海話的詞典吧,以詞典的方式來結構串聯起海派清口的段子。”随着我的提議的再次被肯定,書名也水落石出:“就叫《灰詞典》如何?專門收集那些生活中有趣卻無所謂褒貶的詞語,來表現生動的現實生活。”不久,周立波當時的經紀人周誼在上了一趟洗手間後又跳出了一個更好的名字:诙詞典。诙既是“诙諧”之義,也延續了“言灰”的深層立意。于是一緻通過,一個無中生有的創意誕生了。當晚彼此暢談至淩晨而無倦意。

第二天是周六,趁熱打鐵,我一口氣列出口語世界的滬語詞語幾十個,詞典構架初步搭建成型,但它與詞典其實沒有什麼内在關系,而隻是在形式上借助了詞典的詞目、注音、釋義和範例等形式,骨子裡仍然是一本幽默的通俗讀物(化為正說、諧解和閑話),因此采用了上海菜名内含的特殊意義來作為分門别類的依據,如用“紅燒甩水”來組織那些詞尾一緻的單詞(如壽頭、花頭、戶頭、浪頭、沖頭、額角頭、勒陌生頭……),用“芝士火鍋”來組織那些“洋泾浜”中外交織的單詞(如盎三、門檻精、推闆、癟三、粢飯糕、奧特曼……),為的就是好玩和生活化,為的是可以将海派清口裡的那些有趣的段子在“範例”中填充進去。也就是說,原有的海派清口的段子此刻已經全部消解為基本素材,被化整為零又有機地整合進了詞典中。

這樣一本書的格局自然整齊了,似乎也有了某種品質的提升,但是難度随之又增加了,因為現成的周立波的段子明顯不足。要構建這樣一本“詞典”,所缺的内容差不多還需要新創作80%,等于從頭再來。尤其是釋義部分除了正解還得有緊扣“诙”字的“諧解”,這一點,隻能全部靠創作,必須現編新編内容才能與之匹配。而這樣内容的創作還必須是“周立波式”的。怎麼辦?幹!我們就是要做一本既與衆不同又有獨屬于自己氣質的内容和形式呈現的書,我們與周立波和經紀人達成了共識。于是,就有了與周立波頻繁的頭腦風暴。有一個階段,我帶着小丁一周幾次地往錦江飯店周立波的住處跑,經典的場景是這樣的:我根據詞條負責一條條地與周立波讨論、頭腦風暴,有感覺時就一起瞎七搭八一番,沒有感覺時就跳過下次再議。小丁在一邊用電腦速記,順便哈哈大笑,回家後再整理與固化,第二天與周立波确認并且繼續新一輪風暴。周立波在那個時候很重視這件事,常常殚精竭慮後任性地将腦袋埋進沙發一角而許久不鑽出來,或者趴在地上做出各種痛苦狀地表演一番逗笑。“以一種非常虔誠的姿态,試圖将煤球洗幹淨”(諧解“壽頭”)、“以婦女的身份,演繹着少女的情懷;以更年期的年齡,揮灑着青春期的風采”(諧解“發嗲”),這樣促狹的話語就是在這樣的場景中誕生的。

在我們的“淫威逼迫”和參與下,詞條就這樣一條條地緩慢卻有效地增加着,該到配圖的時候了。可是,周立波現有的圖像資料幾乎沒有任何用處,因為無法有機地整合進去,而且影像質量較差。就在這個時候,漫畫家的創造顯然是讓這本書的理念和視覺效果提升的關鍵。“周立波在清口裡調侃了别人,那麼在這本書裡我們能不能也調侃一下周立波呢?”趙為群的這個想法一下子讓我極為興奮:這才是我要的效果,這才是這本書成為與衆不同的書的關鍵所在。一個以調侃别人為職業甚至出名的人在自己的書裡被人調侃,該是何等樣的好玩?它不僅體現了真正的幽默精神,也是圖書市場絕無僅有的創意,更是我們要在這一類通俗化的讀物中想要體現的文化理念。所幸的是,周立波較之一般藝人的确有其不同之處,他沒有落入自己的書就是評功擺好的俗套,而是意識到其中真正的幽默所在,于是有了一組組寫真和漫畫相結合的有趣畫面——如喝着可樂的真實版周立波的吸管從其頭頂化成了淋浴器的花灑,澆在了漫畫版正在洗澡的周立波身上;又如從街頭廣告畫中的真實版周立波見到漫畫版的自己與人“親熱”而羞愧地捂住自己的眼睛又不甘心地悄悄睜開一隻眼睛,與文字一起相得益彰于《诙詞典》。為此,為群還調動了他的資源,在朋友所設的為林志玲拍廣告的攝影棚裡,專門為了獨創的構思而讓周立波專程拍了一組命題寫真。

最後,小丁在這樣積極創造的氛圍中也腦洞大開,為《诙詞典》創作了一個令人噴飯的“上海話四級水平測試題目”的附錄,使得全書統一又豐富多樣和輕松好玩。

這本書在短短的兩個月内出版了(時點往往是暢銷書引爆的關鍵)。由于策劃到位,全新有趣的内容和形式,加上配套的營銷宣傳和恰好的時點(周立波新一輪清口的上演周期),使得其市場反饋竟然超出了我們的意料,初版5萬冊在一周内即告售罄,之後在一個月内連續加印三次,印數很快超過20萬冊并且持續增長。六年後依然在重印,重印達到了14次。使得原本一本通俗好玩的淺閱讀文本的生命周期得以延續,其中編輯賦予的文化含量、新鮮創意和細節掌控是決定性的要素。它不僅使得這樣一本書的樣态從無到有,并且始終保持了對内容和形式最優、最契合的追求。

《诙詞典》後半年,又有《诙新聞》的誕生,這又是一個故事,但其中創造的樂趣是完全一緻的。

縱觀《诙詞典》的編輯過程,以下幾點體會是可以分享的:

第一,任何一個選題,有沒有創意不僅是能否提升一本書的關鍵所在,也是衡量一個編輯水平高低的試金石,即你能不能給作者帶來新的附加值的提升?這是編輯職業的核心競争力,也是每個編輯經過積累後的必需,更是體驗工作快感和自我價值實現的途徑。

第二,編輯要做好一個選題,需要有綜合的統籌能力,即能否組織起契合這本書的相關力量,調動集體的智慧(尤其是作者的積極參與)最大化、最優化地實施之。其中包括相關人員的志趣、能力、分工協作和時間分配。

第三,細節永遠是落實創意的保障,不然就與空談無異。

《诙詞典》封面體現了幽默和自嘲的特色後記

綜上所述,對于不同的作品形态,編輯的介入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這既對編輯的職業素養提出了較高的綜合要求,同時要求準确區别,千萬不能混淆。諸如對第一類作品的過度介入和對第三類作品的無能為力都是編輯的大忌。

(作者單位: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世紀文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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