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還田
［摘要］出版精品是一項系統工程，打造精品書的每一個環節均需一絲不苟，認真對待。文章從編輯工作視角出發，分别從務必看重編輯的地位、務必具備精品意識、務必重視選題策劃、務必精心遴選作者、務必堅持“三審制度”等角度對如何打造精品力作作了深入的思考。
［關鍵詞］精品編輯地位選題策劃遴選作者三審制度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我特别喜歡兩位名人的一段對話，一位是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華人李政道，另一位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原社長、韬奮獎獲得者吳智仁。2003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李政道的一本書。座談時，李政道問吳智仁：“你知道我國唐朝時誰最有錢？”吳智仁回答：“不清楚。”李政道又問：“你知道唐朝哪些人最有學問？”吳智仁回答：“那可多了。”接着，李政道語重心長地說：“所以，你們不要把賺錢看得太重了，還是要留下一些好書給後代。”這段對話意味深長。是的，曆史、後人是記不住有錢人的；而會永遠記住那些有學問的人，所以，出版社理應多給後人留下一些好書。“書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時代的波濤中破浪前進。它滿載貴重的貨物，運送給一代又一代。”培根的這句名言，更真切道出了精品力作的價值所在。我打心底崇尚李政道、培根提倡的理念，多少年一直追求這種出書境界。凡是意識到當代人喜歡，并且有可能留給後人的書就毫不猶豫地打造。如果不是廣大讀者需要、不能産生正能量的書稿，即便有好的經濟效益也堅決不出。
那麼，怎麼才能打造出傳之久遠的精品力作呢？
顯而易見，出版精品是一項系統工程。許多業内人士已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就像流水線上的任何一個環節一樣，打造精品書的每一個環節——選題的策劃、作者的選擇、書稿的審讀，以及校對、裝幀設計和印制等，均需一絲不苟，認真對待。無論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會前功盡棄。在所有環節中，編輯工作可謂重中之重，故從這一視角作一些思考。
一、務必看重編輯的地位
編輯究竟是幹什麼的？以往有一種普遍的說法：編輯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是對編輯奉獻精神的一種贊揚。但在21世紀的今天，這種簡單的定位已經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了。
有位朋友說：在美國，編輯的地位很高。如果知道你是做編輯的，很多人會對你肅然起敬，不管你穿得怎麼樣，有多少錢。因為他覺得你能駕馭那麼多文化，影響那麼多人，别人駕馭不了，影響不了。而編輯能駕馭一篇文章、一本刊物、一本書，很了不起。過安檢時，安檢員發現你是編輯，會高看你一眼。在美國，編輯比官員體面，比官員有地位。
但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一些編輯并不清楚如何給自己定位。盡管政策引導一直強調“社會效益第一”，但因沒有硬指标，未加量化，所以大部分出版單位把主要精力放在有具體指标的經濟效益上。難怪業内有人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下的編輯，很多人已淪為市場的奴隸了。在經濟指标的壓力下，淡化了社會效益，很難策劃、編輯出高雅的、能夠傳世的精品力作。甚至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在一些出版單位，創利大戶、暢銷書做得好的編輯很吃香，受到重用；而學術書做得好的編輯，隻在社外叫好，在社内影響倒沒有那麼大。
難道誰能賺錢，誰做暢銷書做得好就是好編輯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編輯絕不能整天為完成經濟指标而奔忙，更不可淪為市場的奴隸。編輯切莫“一切向錢看”，不能讓“孔方兄”驅走打造精品力作的膽識。編輯作為文化産品内容的選擇者、策劃者、加工者、過濾者、把關者、推薦者，甚至是創造者，是出版單位文化責任的主要承載者和擔當者。這部分人是出版單位的“龍頭”，“是出版社的核心資産”，是出版社繁榮發展的基石。一個優秀編輯，一個骨幹編輯，對一個出版社的生存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隻有看重編輯的地位和作用，着力培養出一大批有崇高文化追求、有高度職業道德精神的編輯，才能不斷提升文化創新力、制造力和傳播力，才能有更多的精品力作問世，才能更好地為出版繁榮、文化繁榮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服務。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吳尚之在中國編輯學會第16屆年會開幕式講話中說得到位且精彩：“編輯人才是編輯出版事業發展的基礎力量。沒有一流的編輯人才，就沒有一流的出版物，更談不上一流的出版社。編輯培育精品，精品成就人才。歸根結底，精品力作來源于編輯的發掘和加工，編輯的眼光和水平決定着出版物的品質。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出版物載體和介質如何轉換，無論是傳統出版還是新興媒體，都離不開編輯的創造性勞動。”“要建立健全對編輯人員科學的評價考核機制。要加強對編輯人員在出版物社會效益、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産品質量方面的考核和評價，讓編輯人員安其崗、得其所、留得下，引導編輯人員多出精品力作。”
二、務必具備精品意識
我最欣賞一位外國同行說的這句話：“印在紙上的文字是一種有生命的神聖的東西。”按我的理解，所謂“有生命的神聖的東西”，就是指那些有原創價值、有特色、有個性，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能穿越曆史時空的有利于人類文化進步的書。這些通過超越時間和空間而存在，而生長，而增值，成為人類永久的教師、寵兒、伴侶的書就是精品書、經典書。
多年的實踐告訴我，真正意義上的精品書至少應具備這樣幾個條件：在思想價值上，是人類進步思想的前衛；在學術上，具備了科學性和獨創性，體現了國内一流水平；在流派上，屬于個性化的研究成果；在藝術上，具有教育功能和欣賞功能，能培養人們健康向上的情趣；在知識性上，正确無誤；在編輯加工上，屬于精編精校；在裝幀設計上，做到了内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
然而，打造“有生命的神聖的東西”談何容易。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曾針對文藝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和現象，有12字評語：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若用圖書的“二八定律”審視，2014年出版的40多萬種圖書中，至少應有8萬種屬于精品。但仔細搜尋，真找不出這麼多的精品來。其中相當多的是平庸的、重複的、注水的、跟風的、模仿的、炒作的以及機械化生産的作品。2015年3月31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了“出版物質量專項年”第四批編校不合格圖書，有21種圖書“上榜”，18家出版單位受到警告的行政處罰。2015年11月24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了2015年少兒類和文藝類編校質量不合格圖書24種，有23家出版單位受到警告的行政處罰。
為什麼會産生這麼多不合格的圖書？原因雖多，但編輯缺乏精品意識是一個重要因素。
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出版社的社長胡繩曾這樣說：“一個國家的出版要有門檻，如果我們把門檻放低，學術風氣會變壞。”用今天的話來解讀，胡繩強調的門檻，就是精品意識。不是精品，就别讓它邁進出版社的門檻。多少年來，人民出版社不僅始終堅守這一“門檻”理念，而且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和發展。現任社長黃書元明确提出精品立社、精品強社、精品優社的理念。
正是基于這種強烈的精品意識，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有影響的精品力作。比如：入選《人民文庫》的艾思奇著《大衆哲學》、薛暮橋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侯外廬著《中國思想通史》、莊福齡主編《馬克思主義史》、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範文瀾和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朱光潛著《詩論》等，都取得了雙佳效益，并已成為該社标志性的出版物。這些初版于不同年代和時期的論著，曾經引領了當時的思想、理論、學術潮流，一版再版，不僅在當時享譽圖書界，即使在當下仍具有重要影響力。入選《人民文庫》的每一部作品，恰似一顆顆閃光的珍珠，原來就價格不菲，如今串成了一條精美的項鍊，更是價值連城。被串起來的每一顆珍珠或多或少都留有時代“轍印”。透過這條精美的項鍊，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思想界、學術界、出版界六十多年來變化發展的重要軌迹。
近十年來，人民出版社有二十多次獲得“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中國政府出版獎）、中國圖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國家級圖書獎勵；在學術影響力方面，位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第一名，社會科學著作總被引次數一直居全國各出版社之首。在“全國圖書閱讀調查”活動中，連續五次獲得“讀者最喜愛的出版社”第一名。
顯而易見，該社的編輯如果不具備精品意識，不自設“門檻”抵擋垃圾，就難以打造出那麼多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三精”作品。
三、務必重視選題策劃
有人從出版企業競争和核心競争力的角度算過一筆賬，認為“在整個圖書利潤總額中，選題策劃的利潤貢獻率一般在50%左右，有時甚至高于50%”。這種說法雖未免太絕對化，但選題的好壞的确能決定一個出版社的命運。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假如選題很糟糕，即便是一流的編校，最好的設計，再加上高效率的生産，加班加點、搶時間，以及強有力的營銷手段等，都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分析利潤貢獻率是這樣，預估社會效益也是同理。俗話說得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圖書能否成為精品或品牌，的确與選題的含金量多少有着密切關系，所以，隻有重視并善于策劃選題，才有可能培育出精品圖書，并不斷推出各種品牌圖書。如果不重視選題策劃，搞不出優秀的選題，要出精品力作隻能是緣木求魚。
在保證選題質量這個環節上，人民出版社采取的在社内局域網上進行“雙盲投票”的做法，不失為一種好的選題論證制度。該社成立了一個21人的選題論證委員會，其成員都是各方面的專家，是有實戰經驗的老同志。投票全部在社内局域網上進行。專家投票時不知道選題的責任編輯，這樣避免了“人情稿”和“關系稿”；專家投票後，選題的責任編輯也不知道是誰投的票，這樣避免了專家得罪人等問題。有的選題，專家“盲投”時出現了分歧，就提交社選題論證委員會進行面對面的讨論。社選題論證委員會一般情況下一個月開一次會，集中讨論那些拿不定主意或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的選題。
誠如社長黃書元所總結的那樣：網上“雙盲投票”選題論證制度有兩個好處：第一，大大提高選題論證效率。現在有些選題要求當天就作出決策，有些選題要求幾天或幾個星期作出決策。在網上投票，選題不要求全票通過，隻要得到2/3的票數就自動通過了，選題論證效率大大提高。第二，較好保證了選題質量。專家覺得該否定的就否定，有什麼進一步要求就直接提出來，能如實反映專家的想法，使選題的質量得到了确保。
對于作者來說，道理也一樣。好的選題是成功的一半，選題好，不僅使研究有一個良好開端，也可清晰地展示出一個通過努力便可達到的理想結果。一個知識儲備豐厚的學者，如果選題不當，有時也會寫出平庸的作品；而一個入道未久的新銳，如果選題好，也能取得可喜成果。
我非常贊同這一理念：選題必須創新。“新”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面是創新；另一個層面是翻新。“人無我有”，是創新；“人有我優”，是翻新。現在圖書市場上為什麼經常會出現選題雷同、跟風熱炒的現象？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大多數編輯隻會跟風，不會創新。而凡是被讀者認可的，市場份額大的、影響大的圖書，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做到了選題創新。出色的編輯能夠營造出市場熱點，讓别人跟風，自己則适時開溜，再去制造一個新的熱點。次一點的是，反應快，跟風快，也能産生一定的正面影響和正能量。最忌諱的是，既缺乏想象力，反應又慢，一跟風就是高手們開溜之時，結果做出來的書讀者不買賬，變成了垃圾。所以，編輯一定要進行創造性思維，切忌模仿，切忌千篇一律，進行機械化生産。
在選題策劃這個環節，有一點頗為重要，就是選題應對現實有啟迪和借鑒意義。如果你策劃的書稿離現實很遠，又味同嚼蠟，誰都不願意看，那麼，國家為什麼要支持你，為什麼要把真金白銀交給你作為出版經費？當然，具有現實意義的選題，絕不是簡單地作時代精神的話筒，對現行政策進行概念性的圖解；也不是生吞活剝、拾人牙慧，或者重抄一些傳統思想的片段，以故弄玄虛，嘩衆取寵，糊弄讀者。而應當以現代意識深刻地了解現實，溶解、升華和發展傳統，前瞻未來，給讀者以警策、啟悟和鼓舞，對現實生活有所推動。
還有，一定要提前策劃好主題出版的選題。可以說，唱響時代主旋律，倡導主題出版是中國出版業的一個特色，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主題出版在傳播正能量、鞏固主流意識形态、宣傳普及黨和國家大政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人民出版社的主題出版一直都處于領先狀态。每逢黨和國家有重大的活動、重大的節日、重要的節點，該社都會推出一批高質量的主題出版圖書。其成功的經驗在于：一是始終堅持正确的導向；二是不搞應景之作，努力打造精品；三是精心遴選作者；四是務必提前策劃，一般都是今年研究明年、後年甚至是幾年後主題活動的重點選題。
四、務必精心遴選作者
“作者是衣食父母”，這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同人私下對作者的定位。“文化大革命”嚴厲批判了這一定位。邏輯很荒唐：能夠舞文弄墨的作者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臭老九”，“臭老九”怎能成為“衣食父母”？！現在，雖沒有明确的定位，但作者對出版社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道理很簡單：作者水平的高下決定了圖書的質量。要想打造有創意、有特色、有生命力的精品力作，必須物色到優秀的寫作者，否則，創意再好的選題，也隻能是平庸之作。有一句話說：“血管裡流出來的是血，水管裡流出來的是水。”可想而知，要讓三四流甚至是不入流的作者，寫出一流的作品，是絕對不可能的。
何況，在商海大潮的沖擊下，近年來浮躁之氣也遍布學術界。有不少學者失去了往日的定力，難以靜下心來做學術研究，老琢磨着如何編撰賺錢的書稿。由是，原創的書稿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選編、彙編、大全等東拼西湊、重複雷同、昙花一現的東西。難怪一些資深編輯交流時要發出這樣的感歎：以前審讀那些老學者的書稿，感覺書稿能提供許多新的信息和知識，如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新視角、新形式等，是真正的原創，或超越前人，或填補空白，或獨樹一幟，是在著書立說。其寫作也很規範，便于編輯加工。而現在，有相當一部分作者做學問不踏實、不嚴謹，連起碼的規範也做不到。尤其是一些博士論文，缺乏創新，在原地打轉轉，引用的資料也會發生錯誤。有的正文中出現了注碼，篇末卻找不到注文；有的篇末出現了注文，正文中卻找不到注碼。這樣的人真不配作學問！
由此可見，要打造精品力作，精心遴選作者是多麼的重要。精品需要十年磨一劍，精品需要甘坐冷闆凳的精神。所以，在确定某種精品論著的作者時，編輯理應做到對學術界的研究狀況及發展趨向有全面的了解；應當不斷地去尋訪專家學者——以求比較其學術論點、寫作風格，從而進行準确的篩選，讓名副其實的一流學者對号入座。
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曆代帝王傳記叢書》之所以受到讀者的歡迎，決不是因為這類選題策劃得好——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類選題是用不着策劃的，因為連不懂曆史的人也能随口說出該為哪個皇帝立傳。其成功的關鍵在于：編輯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反複的篩選，物色到了既有學術水平又有文采的作者。在作者的筆下，這些帝王個個形象鮮明，栩栩如生。他們的經曆、思想、品德、意志、才能、性格、作風、愛好以及功過是非躍然紙上。而且通過傳主還折射出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到目前為止，這套叢書已有30種與讀者見面。每出版一種，短期内即告售罄，不得不屢屢重印，而且都被台灣地區的出版商相中，相繼購去了版權。有相當一部分，對韓國也輸出了版權。可以說，這是一套标準的雙效益的常銷書。
精心遴選作者不僅要做到優中選優，與一流學者合作，而且這一過程還可起到保證出版物導向正确的作用。比如，人民出版社在2011年制訂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大主題出版計劃時，就是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嚴謹的學術态度來對待這項工程的。因為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與其他研究領域不同，在這一領域内出現過一些極其錯誤的觀點。比如：有人說改良比革命好，應當“告别革命”；有人吹捧袁世凱，貶低孫中山，說辛亥首義與孫中山無關；有人說辛亥革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它是此後幾十年動亂的開始。類似的說法流傳甚廣，贻害無窮。正是本着導向正确、能夠體現最新研究成果、留下信史的原則，該社精心選擇了著名學者金沖及、張磊以及一批年富力強、治學嚴謹且有獨到見解的學者作為這項重大主題出版工程的作者，從而推出了《辛亥革命全景錄》系列叢書、《孫中山傳》等一批受到中宣部、統戰部、原新聞出版總署領導以及學術界和廣大讀者肯定、贊揚、歡迎的精品力作。
五、務必堅持“三審制度”
實踐使我意識到，編輯工作是一種“細活”。做編輯的要有守門意識，要把各種環節“踢”來的差錯——包括政治性的、學術性的、知識性的、技術性的一律“拒之門外”。責任編輯就像足球場上的守門員一樣，不能讓對方的球進入自家的大門。被踢進了，就是失職行為。所以，審稿決不能馬虎大意。馬虎了要鬧笑話，大意了要出纰漏。隻有細讀、精讀、反複讀，才能把好書稿質量關。
在審稿環節，務必嚴格實行“三審制”，即責任編輯一審；主任、副主任或主任、副主任委托副編審以上人員複審；社長、總編輯、副總編輯終審。這是出版管理條例的明确規定。“三審制”既是一種制度，也是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每一“審”都不能少，少了就是違規，少了就會出問題。
然而，個别出版單位的做法已經超越了底線。據報道，有關方面去某家出版社進行檢查和調研，發現“三審單”上，從責任編輯初審到複審再到終審的三級簽字，居然都在同一天裡。難怪有人戲言：效率夠高！膽子夠大！于是，有人發問：作為一個編輯，對一部作品，其付出還有多少？打個不恰當的比喻：一個好的編輯應該是一個好的廚師長，或者起碼也是個不錯的大廚，但在一些出版社，當下已淪為一個洗菜的，涮涮泥沖沖水就萬事大吉了，有的甚至連泥也沒洗盡就交差了。如此“三審制”，不出事才怪！
據說，2013年業内一位參評正編審職稱的人士，在其提供的參評材料中，寫明自己一年審讀加工了1500萬字的書稿。“這個數據是真的嗎？”有的評委禁不住這樣發問。因為如果一年看1500萬字，那麼一年365天，每天都工作，一天也不休息，一天就得審讀4萬字的書稿。可能嗎？不可能。所以，要麼這個數據有假；要麼就是一目十行，壓根兒沒有認真審讀過書稿。如此審稿，何以保證和提高審稿質量。這是對編輯工作的渎職！此例雖是極端個案，但必須引以為戒。
在審讀這個環節，理應做到切莫迷信權威。千萬不要因為是專家、權威寫的書稿，就忽略或放松了審讀。要是這般，就無法打造出精品力作。
其實，真正有學問的作者，非常歡迎編輯給其作品挑毛病。在這部分學者看來，編輯的職業病——挑毛病是一種美德。30年前，我做《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的責編時，就書稿的内容分類、篇目取舍以及某些論點的科學表述等提出9點意見。因劉大年先生是國内著名學者，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權威，當時的複審和終審意見都覺得“木已成舟”，“初審意見隻能作為個人想法，向作者進行請教”。沒想到，“請教時”大年先生對我提的意見，大部分予以接受，并一再表示“有水平”，“像個人民出版社的編輯”。該書出版後，學界評價很高。作者在給我的贈書上還寫道：“編檢多勞，酬謝荒落，遲奉此冊，幸箴吾過。”我當時還是個年輕編輯，對這種褒獎很在意、很自豪。
20年前審讀中共中央文獻室編的3卷本《毛澤東年譜：1893—1949》時，我從年代、地名、人名、錯别字等方面，發現一百多處疏漏。發現這些差錯的辦法隻有一個，而且是最笨的辦法，查工具書，查第一手資料書。辦法雖笨，但行之有效，讓對方心服口服。時任中共中央文獻室主任的逄先知，對我大加贊賞。該書現已成為研究偉人毛澤東的權威著作。
幾十年來，人民出版社不但始終堅持“三審制”，而且有所創新，對一些重點書稿實行的是四審制、五審制。比如國家領導人的著作，内容涉及面會比較廣，既可能談政治、談哲學，也可能談财經、談曆史，還可能談法律、談軍事、談教育。凡接手這類書稿，該社就會從各個專業編輯室抽調一些經驗豐富的編輯，組成專門項目組來做好審讀加工工作。在具體的編輯過程中，也不是專業編輯隻看專業内容，而是項目組成員輪流看、反複看。像四卷本《朱镕基講話實錄》項目組，有八個人參與了具體的編輯工作。第一輪，每兩個人看同一卷；到第二輪，在第一輪中看第一卷的兩個人去看第二卷；到第三輪，看第一卷的兩個人去看第三卷；到第四輪，看第一卷的兩個人再去看第四卷。大家轉着看，就确保了出版物質量不會有問題。經過以上四輪“初審”，才進入複審和終審。這種重要領導人著作項目制是該社的一種特色出版制度。對一些重大出版項目、重要學術著作，也會組成一個專門項目組來完成。
人民出版社在嚴格堅持“三審制”的過程中，還把規範化、标準化作為硬指标來執行。例如：為進一步提高學術出版質量，該社根據多年積累的經驗和做法，參照國内外相關出版标準，于2012年制訂和實施了《人民出版社學術著作出版規範》，對學術著作的基本體例、文本、圖表、引文、注釋、參考文獻、索引、附錄等方面的規範作了詳細的說明和例示。編輯自覺把該《規範》的每一項具體要求落實到書稿加工中，從而使書稿質量得到了保證和進一步提高。
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說得好：“書跟别的東西不同，做飯臭了是一頓，做書臭了是一世，書是永久的消費品。浮躁、輕率、一夜成名的思想是要不得的。”編輯工作是整個出版工作的中心環節，編輯工作的最高追求就是打造傳世之作、打造永久的消費品。編輯的使命很神聖，讓我們強化擔當意識，增強出版精品力作的責任感、緊迫感，紮紮實實做好這個中心環節的工作。
參考文獻：
［1］吳尚之.努力培養更多優秀編輯人才.中國編輯，2016（1）：4-5.
［2］鐘邊.政治保證，質量擔當，努力打造政治專業類優秀出版社——訪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中國編輯，2015（2）：29-32.
［3］黃書元.選題是出版質量第一關.中國新聞出版報，2015-3-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