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章學誠目錄編纂編目互著别裁辨嫌名目錄學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章學誠（1738—1801）是清代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和目錄學家。其在目錄學方面，特别是目錄編纂理論方面成就顯著。《校雠通義》《文史通義》是其目錄學成就的重要代表著作。筆者試就兩部著作中的一些主要觀點、目錄編纂方法等方面做簡要說明和探讨。
一、目錄的任務與宗旨
（一）“辨”與“考”是編纂目錄的主要任務
章學誠認為，為了給學術研究提供正确、系統的材料，在編纂目錄之時，必須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這是目錄的主要任務。也就是說，在編纂目錄時，要将所有資料按照科學、系統、辯證的原則進行分類，要将各種學術流派的作品進行梳理，分類與梳理必須清晰透明，沒有錯誤。較章學誠稍早一些的清代學者王鳴盛，對目錄編纂工作也是非常重視的。王鳴盛曾說，目錄之學是學術研究中第一緊要的事情。“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2］。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3］。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目錄編纂的重要性。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辨”與“考”呢？那就是在編纂目錄之前要先明“大道”。何為“道”？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中說：“道之大原出于天。”“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又說，“未有人而道已具”，“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4］。意為，“道”是自然規律，先于人而存在。人在道的面前，隻有聖人才能認識它，遵循它。“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為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治目錄的人先要明大道，也就是認識目錄的當然和所以然，即發展規律。《校雠通義》的《原道》開篇講“古無文字，結繩之治”［5］，就是從人類社會進化到了古代文明時期，從有文字以後說起的。主要闡述了目錄的起源和發展過程。
為了更好地闡釋“辨”與“考”，章學誠以劉歆的《七略》中的《輯略》為例，進行說明。他認為，班固删去《輯略》是錯誤的，顔師古把《輯略》稱為“諸書之總要”是正确的，可以說，《輯略》“最為明道之要”［6］。關于各類圖書資料的主要内容及其流派均在《輯略》中集中體現。正如章學誠所言：“其叙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雲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其雲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雲流而為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雲失而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蓋欲庶幾于知言之學者也。”［7］在這裡，章學誠把流傳下來的圖書資料出自哪裡，流向哪裡；有什麼優點，什麼缺點，都分析得非常清晰、明确，真正使目錄發揮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二）“通”是編纂目錄的根本宗旨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校雠通義》，雖說都在強調明“道”，但重點闡釋的還是一個“通”字。《文史通義》中有《釋通》一篇，主要是讨論綜合體圖書如“通史”的著述問題，也論及了這類圖書目錄的分類問題。其中說：“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于複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于見聞。訓诂流而為經解，一變而入于子部儒家”（如應劭的《風俗通義》、蔡邕的《獨斷》就歸入此類）。“再變而入于俗儒語錄”（所謂“俗儒”，意為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别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流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于庸師講章”（如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于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為史鈔”（如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并無别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于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于《宋史》）。“再變而流為策士之括類”（如《文獻通考》之類雖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為類書之學。書無别識通裁，便于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為兔園之摘比”（如綱鑒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為四部，類例顯明，無複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為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别，紛纭雜出，妄欲附于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8］這裡，“嚴其辨”的目的，就是使之“通”，保持圖書資料的曆史傳承性。
此外，章學誠還主張要“知其流”，保持流派歸類的一緻性。這也是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具體落實。他在《宗劉》篇中說：“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顔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尚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啬、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讨論作過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9］意為，在編纂目錄時，要考慮到名、墨兩家的源流問題，因為這兩家後世不傳。為此，在出版圖書時，要“得辨名正物之意”和“得尚儉兼愛之意”。如顔師古的《匡謬正俗》和邱光庭的《兼明書》都可以說是解經的著作，隻由于它們“得辨名正物之意”，章學誠主張分入名家。在《校雠通義》卷二《補校漢藝文志》中，他同時也把劉向的《别錄》和劉歆的《七略》歸入名家。章學誠說，劉向《别錄》、劉歆《七略》“乃後世目錄之鼻祖”，但《漢書·藝文志》的分類體系沒有“目錄”一門，主張應該把其“附于諸子名家之末”。因為“著錄之為道也，即于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長也”［10］。這裡，我們不去評價章學誠的“分入名家”的具體做法是否妥貼、得當，但他的“讨論作述宗旨”、讓讀者“知其流别”的目錄編纂思想，值得今人去發揚光大。
二、目錄、學術與圖書的關系
目錄的對象是圖書，其任務是揭示圖書資料的主要内容，給學術研究提供有價值的資料。三者之中，圖書是最主要的部分。它既是傳播文化遺産的主渠道，也是傳播各種思想的主陣地［11］。人們通過閱讀和研究得到學問，即學術。章學誠把學術與圖書的關系稱之為“道”與“器”的關系。他在《文史通義》的《原道》中說：“《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又在《原學》中說，“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于形下之器，而自達于形上之道也。”［12］他也在《校雠通義》中多次闡述這個道理。做學問，或者說研究學術，必要以圖書資料為工具，對事物進行科學研究，找出事物真實的發展規律，獲得正确的認識和看法。此為學術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這段話中，章學誠提升了圖書的價值與地位。
章學誠對圖書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對于考據學和理學的對弈，也提出了公正、合理的批評。他認為，考據學和理學的紛争，是片面地理解了“道”與“器”的關系。理學之失，在于“離器言道”；考據學之失，則在于“溺于器而不知道”。考據學家說“天下之道在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别音訓之當否”，這完全是片面的理解。正确的方法是“即器以明道”，也就是“道器合一，方可言學”［13］。道與器是一虛一實的兩個抽象名詞，可以代表任何理論和事物。章學誠引用其的目的，是用“道”來代表理論圖書，用“器”來代表方法和工具書籍。考據學家“溺于器而不知道”，理學家對他們“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但矯枉過正，從而提出“玩物喪志”“工文則害道”的說法，如果非要“使人舍器而言道”，猶如“見疾在髒腑，遂欲并髒腑而去之”［14］，那是極其錯誤的。他認為，經學、史學或者諸子百家，雖然學術的方法各異，但是在明道的目的上諸學是一緻的。［15］
三、目錄分類編纂的輔助法——互著與别裁
我國古代目錄的發展與成就，水平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其他文明國家，其原因與我國首先建成系統分類目錄有着很重要的關系［16］。互著與别裁早已有之，但對其認識并發揮到非常成熟地步的，當屬章學誠。互著、别裁是編纂圖書目錄時所使用的兩種并行而又互為補苴的重要方法。
在闡發互著法時，章學誠說：“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那麼，怎樣才能發揮系統目錄“繩貫珠聯”“即類求書”的功用呢？那就是要運用互著法。他接着說：“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并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叙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謂著作之标準，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于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于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意為，如果一本書論及兩個主題或涉獵兩個類目以上時，應該在有關各類中互為著錄。他又說：“書之易淆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返，其類蓋亦之矣。”［17］其中，“書之易淆者”是指一部書的内容雖然隻有一個主題，但那個主題與兩個類目都有關聯；“書之相資者”是指一部書的内容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題，那就必然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類目相适應。在這種情況下，則一書都有兩用，不能怕重複而不在兩處著錄。章學誠還以鄭樵的《通志》一書為例，來闡述他的靈活運用互著法的思想與觀點。
在運用别裁法的時候，先要明确一點，别裁出來的那部分内容應該歸到哪一類中。章學誠說：“古人著書，有采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采取成說也。其所采之書，别有本旨，或曆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書之内自為一類者，并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别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18］他認為，有兩種情況必須運用别裁法，并完成歸類。第一種情況是，“采取成說，襲用故事者”的部分内容可以别裁出來編入到另一類中；第二種情況是，“所著之篇，于全書之内自為一類者”的部分内容可以别裁出來編入到與該主題相關的類目中。不過，章學誠同時指出以下方面不是對别裁法的正确運用：“《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于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于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别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并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别載之爾，非真有見于學向流别而為之裁制也。”［19］他認為，《夏小正》《小爾雅》兩本書，對于《大戴記》《孔叢子》來說是别行本，而在《隋書·經籍志》《文獻通考·經籍考》中雖說也著錄了，但不能認為是有意識地使用了别裁，因為“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20］
從總體上看，互著與别裁都是在分類著錄中，遇到“理有互通，書有兩用”的時候，在兩個類目中進行“兼收并載”。其不同之處在于，互著的兼收并載是把一書同樣地著錄在兩個類目中；别裁的兼收并載則是把一書（原書）著錄在主類中，而把書中與他類可以“互通”或“兩用”的部分，裁篇别出，著錄在相關的類目中。
四、目錄索引的重要方法——辨嫌名
“嫌名”意為“一書兩名”或“一書兩人”，是在目錄編纂過程中出現的錯謬問題。“辨嫌名”就是要把這兩種錯謬分别指出來，然後分編索引，便于查找。章學誠認為，“篇（編，筆者注，下同）次錯謬之弊之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标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于其韻下，至分部别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并當曆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于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21］
接着，章學誠又列舉出“一書兩名”“一書兩人”的錯謬實例，來進一步說明“辨嫌名”的問題。從總體上看，“嫌名”的情況主要有四種：“《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辭》”，此為第一種情況，其原因是古人追求名稱樸實而後人追求名稱華麗。“《白虎通德論》删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删去‘義’字，《世說新語》删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删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氏春秋》而但曰《呂覽》”，此為第二種情況，其原因是原書名完整而援引的人從略。“鄭樵精于校雠，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複有《曹大家集》”，此為第三種情況，其原因是把一人誤認為兩人。“晁公武善于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為張唐英”，此為第四種情況，其原因是把兩人當成一人。［22］
在編纂目錄時，像這些錯謬或可疑之處有很多，所以編目者要細心“辨嫌名”，并一一加以說明。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錯謬之處呢？章學誠為此進行了分析。“古人著書，往往不标篇名，後人較（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書名，後世較（校）雠，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為标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為吊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校）雠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23］這段話是說，古人寫書，往往沒有書名、篇名，後人在著錄時标法不一，導緻不相一緻，不是古人故意為難讀者。這是錯謬之處産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但章學誠也不排除有的著書之人，為追求新奇，有意“吊詭”，不過，他認為這畢竟是少數的，不是曆史主流，居次要位置。對于此，後人一定要分辨清楚。
從以上闡述，可以看出章學誠對于目錄的任務與宗旨，互著、别裁、辨嫌名的意義和功用，是有着極其深刻的認識的。其理論思想精辟、方法運用得當，堪稱目錄編纂典範。可以說，章學誠把目錄編纂理論與實踐都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水平。在今天的目錄編纂工作中，我們要大力學習和借鑒章學誠的諸多編纂理論與實踐方法，以促進今日之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
注釋：
［1］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5.
［2］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1.
［3］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35.
［4］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史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0.
［5］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5.
［6］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5.
［7］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5.
［8］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史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36.
［9］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6.
［10］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00.
［11］張國良.傳播學原理.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5：138.
［12］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史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12.
［13］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史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86.
［14］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史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2.
［15］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王标，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33.
［16］陳清玉.論章學誠在文獻學上的貢獻.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2（2）.
［17］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6-97.
［18］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7.
［19］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7.
［20］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7.
［21］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7.
［22］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校雠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7.
［23］章學誠.章學誠遺書：文史通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2.
（作者單位：《沈陽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