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6年04月
地點：中央文獻研究室
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前後不到十年時間，中間還發生了“五四運動”。毛澤東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說過：“研究中國共産黨的曆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曆史的發展。”這裡我講三個問題：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産黨的建立。主要講講在這段時間内，曆史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直到中國共産黨的誕生。
一、關于辛亥革命如何看待辛亥革命？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曆了三次曆史性的巨大變化，産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第一次曆史性巨變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這對辛亥革命是一個很高的評價，解決了辛亥革命的曆史定位問題。
在過去很長時間裡，人們對于辛亥革命的認識是不夠的，往往講它的消極和失敗的方面比較多，講它的曆史意義和對中國曆史的推動作用比較少。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有認識上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曾經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林伯渠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講道：“對于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并不足怪，因為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林伯渠講這番話的時候尚且如此，當年的青年現在如果還在總得九十來歲了，今天的青年對辛亥革命認識不夠也就不難理解了。
時代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并沒有改變，中國人民悲慘的境遇也沒有改變。所以，孫中山也承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因此在民主革命階段，包括共産黨人在内的先進人士看重和強調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以鼓舞人們繼續奮鬥去奪取勝利。因此，以前對辛亥革命不足方面講得比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現在，已經過了100年，中國人民已經站立起來并且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回過頭來看，我們自然可以對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作出更冷靜、更全面、更客觀的評價。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曆史性巨變，它的主要曆史功績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這是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對于辛亥革命的表述。但是這句話似乎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說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說它在中華民族的曆史發展上提出了新的目标。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實在太深重了。中華民族在古代曾經創造過燦爛的文明，但是到近代卻大大落後了。說鴉片戰争是中國近代曆史的開端，因為從那時起，中國開始喪失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擁有的完整主權和尊嚴，走上了聽憑外國殖民者欺淩和擺布的半殖民地道路。此後，中華民族逐漸陷入苦難的深淵。當時，壓在中國人心頭的有兩塊巨石，一塊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塊是清政府的反動腐朽統治。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争中，中國戰敗并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此後，民族危機空前加劇。親曆過這場事變、建國後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吳玉章曾在回憶錄中寫道：“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隻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經痛哭不止……我們當時悲痛之深，實非言語所能表述。”可見甲午戰争的震動和影響之大。
但是事情的發展遠未到此為止。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租膠州灣（今天的青島），自此各國紛紛在中國強租領土，劃分勢力範圍。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向一個國家發動戰争，這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此後，八國聯軍占領中國的首都北京長達一年之久，并實行分區管制，居民要分别懸挂占領國的國旗。這種恥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國人的心。90年後鄧小平還談道：“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曆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曆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些中國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接下來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為了争奪在華利益，在中國東北進行了一場日俄戰争，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中朝兩國曆來唇齒相依，唇亡齒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鮮，又給了中國人很大的刺激。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瀕臨滅亡的境地。
長期以來，清政府以“天朝大國”自居，許多國人盲目自大、安于現狀。即便鴉片戰争後，中國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認識還是不足，危機意識仍不強。1894年甲午戰争前夜，鄭觀應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時勢又變，屏藩盡撤，強鄰日逼”的嚴重局面，覺得需要危言聳聽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張，但是在書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兩字，不敢說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壓力就太大了。1894年，孫中山成立了興中會，第一次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嚴複寫了一篇《救亡決論》，最先喊出了“救亡”的口号。陳天華在《警世鐘》中說：“要革命的，這時可以革了，過了這時沒有命了”，反映出當時中國人那種焦慮和急迫的心情。
我們再來看看清政府的腐朽統治。
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流亡西安的清政府發出一道上谕，宣稱“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可見，此時的清政府已俨然成為一個“洋人的朝廷”。清政府還是一個極端專制的政府。在民怨沸騰、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際，清政府于1908年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的第一條就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它還規定國家頒布法律、召開議會、調集軍隊、對外宣戰、簽訂條約等權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别強調“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可見，即使已到了窮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堅持那種極端專制的制度。由于生産力發展滞後，清政府财政收入一直增長緩慢。甲午戰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體在白銀八千萬兩左右。而甲午戰争失敗後向日本的賠款就達兩億三千萬兩白銀，加上分期繳付所需利息，相當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辛醜條約》按照人均一兩白銀的标準，規定中國向各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這些錢從哪裡來？一方面，清政府大量舉借外債，這大大加深了對列強的依賴；另一方面，隻能加重稅收、加緊搜刮國民。至宣統年間，國家的财政收支居然提高了好幾倍，收入達到近三億兩白銀。當然，這不是生産發展而隻能是加緊剝削的結果。
王征骅武昌起義190×225cm油畫1961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如何改變這樣的危局？中國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維新變法等許多嘗試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此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産階級革命派登上了曆史舞台。他不僅首先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号，而且組建成立了同盟會，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也就是要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過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在當時是最進步的思想，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所以，毛澤東同志也說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現在看來，盡管孫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并沒有找到實現這些目标的具體道路，也沒有像中國共産黨那樣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遠大理想，但這些目标的提出畢竟激勵了不止一代的中國人為之奮鬥。辛亥革命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但它的曆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2.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中國在君主專制政體統治下經曆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這是一個沉重得可怕的因襲重擔。多少年來，人們從幼年起，頭腦中就不斷被灌輸“三綱五常”這一套封建倫理觀念，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國不可一日無君”。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封建土地制度，而君主專制制度反過來又從政治上保障維護了封建土地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級制度的頂巅。《紅樓夢》裡的王熙鳳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見在那個時候，誰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剮”的勇氣，一般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這個封建社會的“頭”，整個舊秩序就全亂了套。從此以後，從北洋軍閥到蔣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馬燈那樣一個接一個登場，舊社會勢力卻再也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比較穩定的政治秩序來。這樣的狀況和辛亥革命以前顯然不同。
有人評價辛亥革命導緻了中國軍閥割據，社會更加混亂。似乎革命隻能破壞舊的，卻建立不起來新的，徒然造成社會的混亂，妨礙了中國現代化的實現。這其實是一種目光短淺的看法。實際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後，舊勢力隻能用赤裸裸的野蠻的軍事強權來維持統治，顯然這種方法是無法持久的。而且，軍閥混戰使舊統治勢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後人民革命的開展。所以盡管軍閥混戰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極大，但如果從稍長時段的曆史眼光來看，這種動蕩和陣痛是社會轉型期常需經曆的過程。可以說，辛亥革命在這方面正給以後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打開了道路。
胡偉陳獨秀與《新青年》241×617cm紙本設色2009年中國美術館藏3.辛亥革命帶來了民主意識的高漲和思想的大解放
民主意識就是指國民對自己在國家中所處地位的認識。在封建君主專制的社會裡，一切都是皇帝“乾綱獨斷”，老百姓根本談不上有對國家建議和管理的權利。戊戌變法前的“公車上書”當時在全國引起很大震動，但上書的都是有功名的舉人，并且由于都察院拒絕代遞，所上之書也就沒有送達光緒皇帝，也沒有結果。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在其中特别提出要寫上“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這是他最看重的一點。雖然中華民國并沒有給人民帶來當家做主的現實，但提出而沒有實現同根本沒有提出兩者的差距相當大。民衆的心理發生了很大變化，認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了。所以民國成立後，各種政治團體紛紛成立，報刊雜志空前活躍起來，群衆活動多了。可以這樣說，要是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因為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創造的這種社會氛圍和民衆心理狀态，五四運動很難發生。另一點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将過去被看得至高無上的皇帝推翻了，連皇帝都可以打倒，那麼，還有什麼陳腐的過時的東西不能懷疑、不能推倒呢。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布了一篇《偶像破壞論》，說：“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它本身并沒有什麼神奇出衆的作用，全靠衆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号令全國，稱作元首。一旦亡了國……比尋常人還要可憐。”五四運動時期對許多舊事物的懷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帶來的思想解放有很大關系。
對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提出的民主共和等曆史功績應該有一個正确的評價。從近代曆史上說，太平天國洪秀全做了天王實際上還是皇帝；戊戌變法是想靠一個好皇帝來實現改良；義和團運動打的還是扶清滅洋的旗号。從世界範圍來說，世界大國實行共和政體的隻有美國和法國，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體。當然，我們還要看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産階級革命派也有弱點和不足。
首先，沒有一個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沒有足夠的認識，單純地認為推翻清政府就成功了，結果清朝一倒台就失去了繼續前進的共同方向和動力，沒有根本解決反帝反封建的問題，沒有能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其次，沒有廣泛地發動群衆，特别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大衆。辛亥革命的主幹力量是受過近代教育的愛國青年。他們在會黨和新軍中做了許多工作，開展了有力的革命宣傳，博得了相當廣泛的同情。這是武昌起義後能夠迅速得到多數省響應的原因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發動了群衆，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并沒有能依靠和發動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衆，特别是在農村沒有一個大變動。而沒有中國最廣大的農民參加和支持，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面前就覺得自己勢單力孤易于妥協，這是它失敗的重要根源。再次，同盟會是一個相當松散的組織，成員複雜，當革命取得初步勝利後，内部就四分五裂，無法形成一個把革命推向前進的堅強核心。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沒有一個能提出科學的明确的革命綱領、能依靠和發動最大多數群衆、由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組成的堅強有力的政黨。因此，盡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麼大的成績，但仍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這也迫使許多投身過這場革命或受到它影響的愛國者不能不嚴肅地重新思考國家社會的許多根本問題，尋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從正反兩個方面，為五四運動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直到中國共産黨的建立，準備了重要的條件。
二、關于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轉折點，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界限。它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用法。狹義的是指1919年5月，以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為導火索的五四愛國運動。廣義的是指從1915年《新青年》雜志創刊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到1921年中國共産黨建立前夕這麼一段曆史。通常大家講五四運動，指的是廣義上的概念。一個必須注意到的問題是：這個意義下的五四運動其實包括一脈相承而性質不同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早期新文化運動，指導思想是西方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第二階段，五四以後，原先的進步思想界發生分化，馬克思主義在先進知識分子裡開始逐步成為主流。目前很多紀念五四的文章沒有注意到這前後兩個階段之間的關系和區别。下面，我就從曆史事件的聯系、脈絡角度，講講這兩個階段對于中國共産黨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1.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為人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做了重要的準備
第一階段的早期新文化運動，指導思想雖然仍是西方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文化，但它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強有力的批判為人們以後接受馬克思主義做了重要的準備。五四運動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對辛亥革命為什麼沒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反思。《新青年》創刊後，陳獨秀就提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鞏固，中國的狀況依然那樣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場對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徹底的批判，大多數國民的頭腦仍被專制和愚昧牢牢束縛着，缺乏民主和科學的覺悟。《新青年》喊出的最響亮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學”，當時叫“德先生、賽先生”。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科學的對立面是愚昧、迷信，這正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的惡果。五四運動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批判，其尖銳徹底程度遠遠超過辛亥革命時期，可以說是對辛亥革命的重要補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
早期新文化運動還有一個重要内容就是提出“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寫的《狂人日記》，是用白話文寫的第一篇成功的有影響力的小說。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僅有助于人們的思想從舊框子束縛下解放出來，更有助于文字的表達明白易懂，有助于文化能夠為更多的平民理解和接受，所以新文化運動像思想界的狂風暴雨一樣，起到很大的掃蕩作用。
我們前面講到，初期的新文化運動還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鼓吹以個人為中心的“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着眼點主要是個人權利，而不是人民的整體利益。這種思想在五四前夜那個曆史轉折時期，起到了巨大的進步作用，但它不能從根本上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指明出路。那個時候，挪威作家易蔔生的戲劇《娜拉》（中國當時翻譯作《玩偶之家》）在中國有很大影響，寫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離家出走，被不少人興奮地贊揚為“女性的自覺”。但這樣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了嗎？對中國社會有着深刻認識的魯迅先生敏銳地做了一次《娜拉走後怎樣》演講，說：“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隻有兩條路：不是堕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隻小鳥，則籠子裡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别的東西之類。”的确，當時的中國社會現實那樣黑暗，離開社會改造，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連生存都難以保障，更談不上有什麼個性解放和個人前途。于是，“改造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呼聲越來越高漲起來。但在這一階段，對于現實社會應該怎樣改造、要建設的新社會是什麼樣的、中國的出路在哪裡這些問題，人們還并不清楚。
2.為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資本主義列強忙于戰争，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很大發展，中國産業工人的人數迅速增長到200多萬人。随着工人階級的力量的日趨壯大和工人所受壓迫的加深，工人階級的鬥争也加強了。就在這個時候，十月革命爆發了。它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變成現實，給正在苦苦思索探求中國社會該怎樣改造、應該建立怎樣一個新社會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打開了眼界。不少先進的知識分子很快就認識到了：列甯領導的俄國革命是和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不相同的不平常的革命，是一場嶄新的以勞工階級為主體的社會革命。李大钊在1918年10月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是中國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新覺悟，開始把希望轉向社會主義。現在有的人說馬克思主義是舶來品，是早産兒。但内因是基礎，外因是條件。如果不是中國社會和人們思想走到這一步，如果人們急切地關注的熱點不是正聚焦在這個問題上，俄國十月革命決不可能對中國産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在人們心裡産生了怎樣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中國在一戰中是戰勝國之一，但巴黎和會卻把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奪取的特權交給日本。這對中國人來講是奇恥大辱。原本很多人都認為這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陳獨秀寫文章講，美國總統威爾遜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但是最後，巴黎和會作出使中國聽任日本帝國主義宰割的決定，充分暴露了帝國主義以強淩弱的面目，再一次從反面教育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幻想的破滅，不僅使人們更加感到民族危機的深重，而且也使他們認識了資産階級民主的虛僞性，“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驚醒了。這對推動中國人民的進一步覺醒，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早期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也從小資産階級激進民主派開始轉變到宣傳社會主義上來。瞿秋白1920年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五四運動中這個曆史性轉變，“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族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裡，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于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問題。”吳玉章則說：“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偉大時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發生非常激烈的變化。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個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确了。”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明确一點，革命先驅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時沖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經過反複的比較和實踐檢驗，最後才作出的重大選擇。
以五四運動為起點，馬克思列甯主義開始在中國大地上以波瀾壯闊的規模廣泛傳播。接受馬克思主義這個科學世界觀的先進分子不但沒有抛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并且賦予它們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民主不隻是少數人的民主，不隻是謀求個人的解放，而是要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謀求國家民族的解放；科學是要用科學的理論來重新觀察和分析問題。這也加速了革命知識分子與廣大人民相結合的步伐。所以，這以前和之後是一個根本的曆史性的轉變。我們今天紀念五四運動，講它的偉大意義，就是因為它為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創造了條件，打開了通路，使馬克思主義在先進分子中間處于主流的地位。
五四運動以後，李大钊、陳獨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另外從日本回來的一批留學生，如李達、陳望道、李漢俊，也對翻譯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做了許多工作。剛才講的這兩點可以充分說明，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三、關于中國共産黨的建立經曆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已經有那麼多先進分子奔集到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從這裡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新希望；而祖國和人民的悲慘處境又要求他們盡快把志同道合的人集合起來，投入改造中國社會的實際行動。于是，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已經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時候。
最早提出并推動在中國建立共産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钊。現在我們看到的最可靠的材料是共産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保存的一份寫于1921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檔案《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它記錄：1920年5月，陳獨秀等五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産黨。李大钊接受馬克思主義比陳獨秀早，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理解比陳獨秀要深刻得多。但陳獨秀這個人的性格像烈火一樣，往往更急于行動。他感到馬克思主義好（盡管理解得還比較膚淺），那麼就要成立黨，所以對各地的黨的組織活動的推動，陳獨秀做了很大的貢獻。過去我們對陳獨秀應該肯定的沒有做足夠的肯定，把有些不能完全歸于他的責任也比較多地歸于了他，這是不對的。但反過來，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對陳獨秀什麼都肯定、什麼都對，那也是不客觀的。
在陳獨秀、李大钊的推動下，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相繼建立了黨的組織。幾乎在同時，蔡和森在法國寫信給毛澤東，信裡就講，現在我們需要的就是建立一個黨，就是共産黨。恽代英在武漢利群書社的基礎上搞成一個政治組織，叫“波社（波爾什維克）”，實際上也是共産黨的意思。在四川，吳玉章、楊闇公等成立了一個中國青年共産黨。後來，他們知道中國共産黨已經建立之後，有的是個人加入，有的是整個組織都參加了。這個事實說明：在中國建立共産黨不是偶然的、不是少數幾個人的想法，也不是隻靠外來的因素造成的，而是許多中國的先進分子當時的共同要求，是客觀的局勢發展到這一步的産物，是有它的曆史必然性的。
中國共産黨自建立之初就有着跟以往中國曆史上的政黨不曾有過的全新的三個特點。
1.它旗幟鮮明地用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的問題
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産黨。1920年5月，中國共産黨的早期組織成立以後，除發展組織外，主要做了三件事：
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開始投身工人運動。當時，接受馬克思主義、願意積極投身社會革命的，以青年學生為多。所以，上海的黨組織成立以後花很大的力氣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5月黨組織建立，8月青年團成立。青年團幾個主要領導人像俞秀松等都是共産黨的最早的黨員。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新青年》逐漸成為黨掌握的刊物。1920年又創刊《共産黨》，宣傳黨的主張。1920年4月，陳望道把《共産黨宣言》翻譯成中文。這是第一本被翻譯成中文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解放初，我在複旦大學校務委員會當常委（學生代表），曾經問過主持校務委員會工作的陳望道先生，怎麼會想到翻譯《共産黨宣言》。他說從日本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影響，回來了就開始要做點什麼。另外一點，當時不僅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同時也注意到怎麼把它跟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1922年1月，青年團的機關報《先驅》在發刊詞中寫到那麼一句話：“本刊的第一任務就是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産黨對于時局的主張》，着重指出中國内憂外患的根源是軍閥，提出解決中國面對的種種問題唯一的辦法“隻有加入民主戰争打倒軍閥”，批評了社會上對時局的三種錯誤想法。這個主張反映出中國共産黨确實正在“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同年，黨的二大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綱領。過去，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很多人以為大功告成了，事實上證明并沒有。到五四的時候，先進的知識分子感到不僅要在政治上推翻這政權，更要從舊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但光從思想文化上解放還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隻有中國共産黨建立後，才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中國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主張。從此，大家前進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并且黨還把中國革命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說清楚。所以，黨第一個跟以前政黨的不同，是它有科學的理論來指導，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解決中國問題的綱領。
2.它從成立開始，就下決心深入下層，到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勞苦大衆中去做群衆工作
陳望道先生跟我講過，那個時候，深入到工人中去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沈雁冰（茅盾）常在工廠放工的時候，站在一個高處對工友演講，卻沒有多少人理他們。後來他們在實踐中摸索出一些做法，到工廠裡面辦工人夜校，提高了他們的思想，發現了積極分子，然後搞工人俱樂部，以後再開展工人運動。再以後就到農村裡面來開展農民運動，所以這個黨一成立就到底層去，到最基本的群衆中間去，特别是工人、農民中去。
現在有些人提出懷疑，說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為什麼稱這個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其實，确定什麼人是哪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并不取決于他的出身或本人成分，而是取決于他代表着哪個階級的根本利益，使用哪個階級的思想來觀察和處理周圍的一切。中國共産黨成功的經驗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但是中國共産黨并不是建立在農村裡邊，它是建立在城市裡邊。中國共産黨的幹部，像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他們都先在城市裡面從事工人運動，以後才到農村裡面去，領導農民開展遊擊鬥争的。這一條十分重要。沒有它，就隻能産生舊式的農民革命，而且也不可能取得勝利，這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曆史直到太平天國的事實證明了的。從階級分析來說，工人階級有幾個特點：一是他們與現代化大生産相結合，就與地主、農民的落後的小生産方式相區别；二是工人階級有高度的組織性，這就跟小生産者，包括手工業者和一般的農民相區别；三是他們是勞動者，這就跟依靠剝削為生的資産階級相區别。共産黨代表的就是這個階級的根本利益，人類将來發展到最後，别的階級都會消滅了，就剩下與現代化大生産結合的、有組織性的、依靠勞動為生的工人階級（包括從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勞動者）。所以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後來到農村去領導農民運動和遊擊戰争時，他們的思想是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産力的工人階級的思想，有着遠大的眼光和很強的組織力，并且用來改造農民意識，這是同舊式農民戰争區别的根本所在，也是它最終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
3.就是把黨建成一個有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組成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使它成為領導革命事業的核心力量
黨剛建立的時候，黨員也是很複雜的，一大代表中間，有的始終堅持革命，成為黨的領導人，像毛澤東、董必武；有的為革命犧牲了；有的中間脫離黨了；有的成了叛徒，像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焘，不停地大浪淘沙，最後把黨真正建成一個有共同理想、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的組織。沒有這樣一個核心力量，什麼事也做不成。這一點，我自己很有感觸。我是上海地下黨的，1947年進大學。那時候複旦大學的學生有2500人，黨員最初隻有20多人，黨員有共同的理想、嚴密的組織，當時的一些口号，像反饑餓、反内戰，都是中央提出來以後，通過一層一層的積極分子影響帶動全校。沒有核心力量，是不可能帶動千百萬群衆來實現這麼一個理想。所以今天我要着重講這三條，因為它是中國以往曆史上任何時候都沒有的，是一個全新的現象，以前也沒有過這樣的政黨。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五四運動另外我講這三點，正好與辛亥革命的問題相呼應。辛亥革命的問題在哪裡？第一，沒有一個明确的科學的革命綱領；第二，沒有充分地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衆；第三，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核心力量。而中國共産黨建立起來正是吸取了辛亥革命的教訓。黨成立的時候，黨的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齡是28歲，代表的黨員隻有50多人，但是經過了28年的艱苦奮鬥，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了新的曆史。這幾點可以說是我們黨最根本的東西。
90多年過去了，這幾點不但沒有丢，還有很大發展。現在中央抓的許多事裡面，第一條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正确的理論指導我們前進，用這個理論來武裝我們的頭腦。那麼在今天來講，就是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兩大理論成果來武裝大家。沒有這一條，就沒法談其他。第二條就是要密切地聯系群衆，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離開了這一條就沒有力量，什麼都做不成。第三條就是要加強黨的建設，把黨真正建設成為一個先進的、有執政能力的政黨。一定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嚴格的紀律，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有戰鬥力的核心力量。
曆史事件是一步一步走的，跨出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中國的近代史就好像接力賽跑一樣，後來的人以前面跑到的地方作為起點，接棒，然後肯定又遠遠地跑到前一個人的前面去。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産黨的建立這十年的曆史，是不斷探索，不斷在矛盾中前進的曆史。它留下的經驗教訓，不僅使我們了解到共産黨建立的必然性，而且對我們今天還有重要的啟示。
陳逸飛、邱瑞敏在黨的“一大”會議上147.5×173cm油畫1977年中國美術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