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友樵與父母合影（1953）
四川大學曆史系廿級合影（二排右四為江友樵，1950）
江友樵與牟緒薻在四川大學（1950）
“文革”中的江友樵
徐石雪跋江友樵《山水冊》我出生于1926年6月，民族漢，籍貫重慶。簡曆：1934年至1937年就讀于重慶職江小學；1937年至1939年就讀于成都明德小學；1940年至1942年就讀于成都高琦初中；1943年至1945年在家閉門自修國畫、文學、書法；1945年至1947年就讀于重慶求精中學；1947年至1951年就讀于成都四川大學；1951年夏調中共川西區黨委宣傳部；1952年借調至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成都分校，先後在二部、三部、校本部編輯室工作；1953年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調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繪畫研究所工作；1954年退職回家，“反右”入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鬥争入獄，備受摧殘，雙目近盲，右臂筋絡嚴重扭傷；1978年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被安排到重慶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彩筆清新格調殊，英年造詩世間無。應知胸臆藏丘壑，更讀千秋未見書。”“荊璞何須俗眼知，劫波曆盡半生遲。斯圖堪入丹青史，記下漁樵瞎畫師。”這兩首七絕是著名學者、詩人、書法家吳丈蜀先生贈送給我的。這首詩對我的畫海生涯是一個楔子、一個縮影，也是個簡明的概括。
我出生在一個收藏家、書法家和運動健将的家庭。父親江鶴笙先生幼年多病，害童子痨吐血，命在垂危。他立志加強體育鍛煉，操練田徑、各種球類，并從四川武術家餘法齋學拳術，最後專研網球，和足球大王李惠堂、網球健将林寶英、邱飛海等都是朋友。他曾被選為四川省網球界代表，參加全國網球比賽。在各級比賽中多次獲獎，并創辦肇明體育器具用品社。父親又是個曆史文物收藏家。古代的銅器、鐵器、瓷器、陶器、玉器、旁及磚瓦、碑、名人字畫，無不刻意搜求。因曾搜集蜀石經九塊，名其樓為“孟蜀石經樓”。他與郭沫若、馬衡、馬叙倫、顧鳌、衛聚賢等考古學者都有交契。父親同時又是個書法家，尤長于榜書，他的字早年學何紹基，中年學《瘗鶴銘》，兼受謝無量的影響，晚年專攻二王草書，尤愛王獻之。曾擔任蓉社書畫研究會主任。抗日戰争時期，各省書畫名家雲集四川。因此他和海内的名流學者、藝術大師多有交契。
我的家庭、我的父親給我青年時期的哺育奠定了我整個一生堅實的基礎，但同時也由于父親的支持和母親及親友的反對，交織成“幸與不幸”的網罟，籠罩了我整個青少年時期。
我上幼稚園即愛圖畫，經常在自家的桌子、闆凳、黑闆和人家的黑漆大門上亂塗亂畫。到成都就讀明德小學，參加兒童圖畫比賽評選列第一，遂有“神童”之譽。初中階段，也是我酷愛迷戀山水畫的時期，醉心其中，在晚自習下來，吹了熄燈号，同學都進入夢鄉之後，我再點起菜油燈“開夜車”，苦練山水畫。初中時期我即參加蓉社書畫研究會、蜀藝社、扶社金石書畫研究會、乙酉金石書畫研究會。“不獨于學問文章，多所增益，即分茶酌酒之歡，亦極一時之盛”。
江友樵雲林筆意圖25×31cm紙本水墨1949年款識：真想來空襟，忽與古人遇。我不學雲林，自有雲林趣。江友樵。钤印：江（朱）
江友樵南田筆意圖25×31cm紙本水墨1949年款識：南田翁仿方壺，蒼茫不足，而松秀過之。此師南田意也。钤印：友樵（白）
江友樵舊作詩詞30×153cm紙本初中時期曾跟父親的朋友張霞村先生學花鳥、劉文淵先生學山水，很快遭到母親和親友的反對，他們認為“學醫不求人，學醫人上門”。與其學書學畫，還不如學中醫，認為學畫“寒不能衣，饑不能食”，是讀書人的窮途末路，母親反對得最激烈，甚至毀掉或藏匿我的筆墨紙硯。
初中畢業後，我下決心要當一個職業畫家，我父親是贊同這一設想的，但拗不過母親和諸親長的激烈反對，也就不敢堅持。而我當時正好讀了韓愈的文章《伯夷頌》，說伯夷、叔齊是“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舉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的“特立獨行”之士，是“昭乎日月不足以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的偉大人物，于是不顧任何人的反對，堅持自己的主張，跟家庭鬧翻，不升學讀高中，一個人呆在成都學畫。
我效法董仲舒“下帷”和聞一多上樓抽梯自号“不下樓主人”的精神作為支柱，每天訂好日課嚴格執行，這種“孤僧禅房”式的枯寂生涯，活像個苦行僧，正如黃山谷所說“似僧有發，似俗無塵”，卻也苦中有樂，自樂其樂。兩年的艱苦自學，系統地學習了傳統中的各家各派，以清初的“四王”作基，通過鑽研明代的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而上追宋元諸大家。正當“學績精進，電舉飚發，方将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的時刻，恰逢“獨山告急，邦國殄瘁，父母憂急，召以返渝”，被日本侵略者的血雨腥風卷回了重慶。獨山克複後，國勢稍張，以母親為首的主張升學的親友，竭力要求我繼續升學，為了順母命，慰親心，我在重慶考進了求精中學。在高中時期，我仍忙中偷隙、見縫插針地學習國畫，并充分利用寒暑假在重慶、成都、雅安、昆明等地舉辦個人畫展，有“雛鳳清聲”之譽，在高中階段，還完成了一本山水畫冊，我在序言中概述了學畫的經曆：
士之欲學以緻道者，莫不先志。既志矣，力不足任不能也。有志與力矣，而信道不笃，自知不明，沉浮流俗而随以怠不能也。信道笃而自知明矣，然杳冥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也。予齠齔時即嗜藝，人物樹石之狀，常圖以自娛。嗣年稍長，涉覽家藏古迹，聳然驚其造詣之深而變化之莫可端倪也。乃悟向之所習，率而遣興，未匡钜獲，以力學不足以緻其道也。于是乃潛心跟索踵古人之迹，循而習之數月，而志趣勃然不可遏止。忘餐寝，廢學業，篝燈探索，憂倦盡忘。同侪有以癡學目予者，則一哂而已。逾歲，從父友劉先生遊，有王生者讀藝專，亦從先生遊。出所作相示，予頗驚愧。回顧已作，以為皆蕪蔓不足采。奮之益堅苦，力學古道之志已決于彼日。逾月，出《秋山白雲圖》卷，值王生而示之，愧弗如予。自是倍興奮，研習愈力。癸未夏，卒業高琦，升學協中，志癖彌艱深。秃穎廢紙，辄事塗抹，人莫知所為也。冬，父去省城，予因代家務，功課愈不可救。乃婉陳夙志，父感而允專攻藝。諸親長胥雲“藝不可為衣食，他日必為所苦”。危言聳聽，家庭遂令兼商。時蓉營業收歇，盡遣用人。孤形隻影，岑寂院中，躬臨仆役，至為鬥筲所量。于是摯友多輩鹹忿君子而至斯窮也。遂謂力不總任，志誠難償，相與慫恿改轍。予以君子固窮，守志耳。雖力不足任，然不能不盡吾志也。甲申春，遂從張霞村先生遊。惜以道遠不常侍教。
是歲秋，偶出所作，而藝壇雅識予者交口相贊，謂為苟持以恒，庶可以古人也。鑒賞家周瑞穎先生乃更為賦詩，有“生花同此筆，不必讓前賢”與“未冠已詣此，刮目看他年”之句，所望于予尤殷笃。歲丁亥，畢業高中。三年所作，僅十二小幀。展玩太息，因悉以付裱，裝池成冊。
嗟乎予之志乎，斯藝也，亦堅矣，摸索古人其道，則嘗絕人事以摹拟，可謂信之笃而為之勞矣。流俗非之，謂不入時。而予獨以為不造古人之室，而哜其胾，而遽謂不足造，不足哜者，井蛙之見耳。故自持彌堅，可謂不沉浮流俗而随以怠矣。如是而不能緻其道，夫何為然後可者？已而悟曰：蓋雖為之勞而無後繼，杳冥昏惑雖有以相，然皆暫而不能之。夫勞而無濟則力不足任，力不足任則不可恒，相之者暫，則道不即明，不即明故道多迂而難，進道既迂而難進而力又不足以任焉，則雖有志矣，信道笃而自知明矣，然欲以緻其道，則不能也。此予之所以止于門牆而莫由進也。止于牆而又無多暇以自謀進焉，則予此十二幀之作之無取也，固矣。雖然予固非欲邀譽者，且譽亦不可以邀，而至其所以置斯冊者，歎士之欲學以緻道之難，而藏之以為異日之憶念雲爾。江友樵仿華新羅小景54×28cm紙本水墨20世紀70年代款識：拟新羅山人小景。江友樵。钤印：枝栖閣（朱）友樵（白）讀四川大學曆史系時，我被選為四川大學美術研究會主席。在同班同學中，牟緒薻和我是同鄉，她的父親牟申仲先生是個詩人，她的姑父向宗魯先生是有名的神童和學者，因此牟緒薻在女同學中是學有淵源的。她和我的接觸最初由借抄聽課筆記開始，她對我依口代筆的敏捷記憶力和剛健婀娜的鋼筆字很有好感，時間久了，她對我的國畫和書法又有更深的好感。她的父親也稱贊我“年少才高”。四川大學美術研究會舉辦的展覽吸引了不少校内和校外的觀衆。我的作品最為突出，在成都美術界引起轟動，校外畫家在留言簿上遊這樣的詩句：“展卷心華已怒開，雲山奔向眼前來。藝林突起人中鳳，天外一鳴鳥雀猜。”牟緒薻對我更是衷心傾倒，我們的友誼由學友、戰友、密友進而發展到共結同心。
大學畢業，我本可以留校作助教，逐步實現我教授兼書畫家的目标，但愛情的紅線，使我放棄助教和牟緒薻一塊調到中共川西黨委宣傳部工作。參加工作後，百忙無暇，加上又一股虛無主義思潮，徹底否定中國畫，我似乎成了封建遺産的化身，牟緒薻原是愛慕我的書畫的，這時，她也變成了反對我學畫的急先鋒，甚至要我在愛畫或是愛她之間作出抉擇。
不久牟緒薻與我決裂，我得到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馬文東同志的支持，與中共中央宣傳部聯系，1953年調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繪畫研究所工作，北遊京師，複日與當代藝壇巨擘相競爽，筆花缭繞，墨瀋淋漓，慨乎平生，尤為僅事。過從最密的是齊白石老人和收藏家徐石雪先生。徐先生藏書萬卷，藏古畫數百軸，我經常在他家中盤桓競日，流連忘返。齊白石老人認為我的畫具蜀中山水雄奇之氣，他親筆題跋肯定：“友樵弟之畫，固可喜，因是蜀中人也，觀之再三，記而還。”徐石雪先生認為：“天之生才甚難，或數十年一見、千萬中一人。”他對我作了極大的鼓勵，說我：“蓋即餘謂數十年一見、千萬中一人耳。”又說：“相識滿天下，知音能幾人。”齊、徐二老對我的知遇，是我沒齒難忘的。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先生去世後，新領導急于改造中國畫，由于反對把中國畫改成“墨畫科”，我被安排在圖書館抄寫資料，幾個月後，我退職離京，返回老家重慶。
齊白石先生得知我辭職返蜀的消息後，對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些領導的做法大為不快，他積極協調并親筆寫信給當時院長江豐，原文如下：“江友樵，為我所知，實堪深造，特為推薦，希其返校學習為感。此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室。齊白石。八月十九日。”白石老人希望通過推薦我以讀研究生的名義返回中央美術學院，由于當時曆史原因，學院一些領導對白石老人陽奉陰違，返校未果。
但白石老人對我返京的努力并未結束，1956年，他聯名西南美協主席柯璜一起向文化部推薦，等候中國畫院成立後直接入院。然而中國畫院最後卻降格為北京本市的地方機構，最後隻吸納北京的畫家，返京之夢徹底破滅。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重慶日報》以“揭露矛盾，痛下針砭—本市美術家慷慨陳詞”為題，刊載了我的長篇發言。“反右”中我成了“暗劃右派”，長期内控，家庭環境急轉直下。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的父親沒熬過難關，不幸病逝，享年僅57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家被抄，我貼出大字報反駁，針對貼在我家門口的通令，我的大字報标題是“通令不通”，招來了反複抄家和反複批鬥，并遊街示衆，投入監獄。被捕之後，老母病垂危，親友醫生都不敢上門，我在獄中大有“為有身存皆是累，已無家在不言歸”之感。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家被抄得一幹二淨，連肥皂、草紙也不留，真正成了家徒四壁，沒有床就用凹凸不平的木闆當卧床，老母給人當保姆帶小孩，我丢下筆杆，拿起鐵錘，靠打煤炭餅維持最起碼的生活。
在六親不認、舉目無親的絕境中，令人銘刻難忘的是鄧颉剛老人和我中學時期的老師楊欽國先生。楊先生不但在經濟上給予資助，而且多方開導闡明“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寒極暑至否極泰來”的哲理，使我從絕望中看到希望；鄧颉剛先生更是冒着大風險，不顧家庭的反對，始終不渝地給予救濟和慰勉。
1978年中共重慶市委統戰部長尹楠如接見我，我被安排在重慶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1980年我和小學教師冉高芹結婚。婚後的生活是安谧而和諧的，由于有她搞好後勤，使我無後顧之憂，我的書畫藝術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誰知好景不長，三年後，冉在一次赴友人壽宴的歸途中被一顆空中的飛石猛擊後腦，當場慘死，我不得不回到舊巢與老母相依為命。
牟緒薻和我的生離是對我的第一次沉重打擊，冉高芹與我的死别更是霹靂震驚，是對我第二次閃電般的打擊。俄國畫家蘇裡柯夫愛妻死後長期提不起畫筆，我也有同等沉重的心情。畫多寒林，詩多凋零。
這時期，視力開始下降，我開始創作了很多的渴筆焦墨山水，但這樣的作品顯然得不到主流的認可，美協的人認為這樣的山水畫不是“為大衆服務”的，各種展覽都不讓我參加。市場也不歡迎我這樣的純水墨畫，我的山水畫除了送送親近的朋友外就是自娛自樂。相反我的書法卻漸漸變成了主業，我由一個畫家變成了一個書法家，這既讓我感到很悲哀，又讓我高興，我少了很多繪畫方面的應酬，這讓我潛下心來創作了不少渴筆山水，我堅信有一天總會得到大家承認的。
總計我的一生:少年英氣，中年蹉跎，晚年孤寂，由于“反右”和十年浩劫奪去了我三十多年人生中最精華的歲月，我在書畫藝術上的成就大打折扣，辜負了慈父和死生師友對我的期許，我曾在一篇自述中說“自念少小亦嘗有志于中國繪畫，嘗自譜學畫之三部曲：三十歲前涉古以厚自孕育；三十至五十遍遊天下，廣師造化供作陶镕；五十後獨創一格。然忽忽半生，垂垂得老，獨卧巴江，蟄居鬥室，不及譜曲三部之一，而視神經萎縮之疾又真欲奪我之雙目，所欠成翁，隻未白頭耳，遑言繼承，敢雲獨創？
江友樵小鳥生趣圖30.5×24cm紙本設色1950年款識：解放後川大首屆校慶節，欣然畫此，頗有生趣。江友樵作于望江樓畔。钤印：江氏（白）江友樵（朱）（此文作于1986年）
責任編輯：鄭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