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1899-1983）
1942年4月2日至4日，李苦禅（左）在濟南普利門外青年會舉辦展覽，賣畫資助地下抗戰
日本投降後，李苦禅與夫人李慧文（左二）及其子女李嫦（右二）、李杭（右一）與幼兒時的李燕團聚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很多地下工作者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嚴格遵守組織紀律，保守組織和個人工作身份、秘密，不表功勞，甚至遭冷遇受迫害也絕無怨言。
2015年，在北京的許多報刊上，突然出現了大字标題《大師情報員—李苦禅》。文章開頭就是如下文字：
吳昌碩之後有齊白石，齊白石之後有李苦禅。很多人都知道李苦禅是中國美術史上一位承前啟後的藝術大師，但很少人知道，抗日戰争時期，他曾是一名地下工作者，為抗
日傳遞情報，還在日寇的監獄中扛酷刑，痛罵日本侵略者……報刊又特意開辟了專欄《京華英雄》，群衆紛紛來電：“原來苦禅大師還是地下抗日英雄啊！”
一、憤離杭州返回北平1930年李苦禅應林風眠校長邀請，到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簡稱杭州國立藝專）擔任國畫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于日寇公然侵占東北三省，激起全國愛國學生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愛國、救國革命活動。李苦禅教授總是站在杭州國立藝專的愛國學生一邊，因此被學生們私下裡稱為“赤色教授”，如有相聚開會，則互相通知“今晚到李老師那裡喝茶”。著名版畫家力群（當時名叫郝麗春），當時他與一些左翼同學籌劃成立“木鈴木刻社”即選擇在李苦禅的課堂内。李先生近窗佯作講課狀，卻關上教室的門，掩護學生們，秘密宣告“木鈴木刻社”的正式成立、行動計劃和木刻社的成員。
1934年，李苦禅終因以教授身份屢次支持、掩護愛國學生們的革命活動，被校方停聘。當時發生了張仃在去淩子風家的路上，被憲兵抓住押送南京的事件，後又改押蘇州反省院，李苦禅知道後直奔南京，托人打聽行蹤後又追至蘇州，以名畫家、名教授的身份與反省院交涉說：“他們是我的學生。”并托關系了解到逮捕他二人的“底”，決定簽字作保。此事驚動了杭州藝專林風眠校長的一位“秘書”（國民黨人），他命林校長辭退了李苦禅（此段回憶現存在對力群、肖峰和淩子風采訪錄像資料中）。
回到北平後，李苦禅在北華美專任教。黃奇南、張啟仁當時均在北平北華美專學習，由此他與這兩位學生建立起特殊的長達一生的相互信任的關系（解放後張啟仁的聘書由周恩來總理簽署，曾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等職，黃奇南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1935年日寇調集大批軍隊入關，威脅平津。漢奸王揖唐等組織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實為代表日本将華北變相“自治”的機構。12月8日，張啟仁将頭一天由燕京大學召集的各校代表會的決定—到東長安街的外交大樓（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去示威遊行的信息告知了王森然和李苦禅等老師，他們熱血沸騰，表示堅決參加到學生們的遊行洪流之中，這就是載入史冊的“一二·九運動”。清晨，寒風刺骨，是北平入冬後最冷的一天。張啟仁、黃奇南和他們的老師王森然、李苦禅肩并肩手挽手，帶領大家高呼口号“反對華北自治”“收複東北失地”“打倒漢奸賣國賊”“反對内戰，一緻抗日”“打倒帝國主義走狗”，口号聲、歌曲聲驚天動地。在行進到東長安街時，軍警用高壓水龍頭噴射遊行隊伍，但大家沒有被冰冷的水柱和警棍驅散。此時的張啟仁，其上線是中共黨員侯維煜。至1936年2月張啟仁由侯維煜介紹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簡稱“民先”），擔任交通。他把“民先”組織的一些活動也告知了王森然和李苦禅先生，得到了他們的堅決支持。李苦禅漫畫群鷹圖64.5×118cm紙本設色1933年款識：群英争據各一方，世事滄桑堪茫茫。從此天下無息日，風雲幹戈正無量。新舊交替稱贊美，萬人各懷一心腸。賢愚不辨玉石混，大好山河作腥場。粗就數句補白，通與否不計也。子棠弟出紙囑畫，即食卒寫就，名人墨客當不訝餘之粗野耳。癸酉冬月末，客舊京，寫時北地枯寒，江南風雲緊耳。苦禅寫并題。钤印：禅（白）說明：李苦禅平生畫鷹皆寓“英豪”，而唯此幅例外。鷹之眼神、姿态皆寓貶意，故稱“漫畫”。時作者目睹國家動亂無休，痛惜無奈而作此。二、平津淪陷投身抗戰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七·七事變”，全面侵華戰争從此發端，平津相繼淪陷。日寇随即籌建日僞政府，着意拉攏各界知名人士進入日僞單位，撐飾門面。文化界名人周作人投靠了日僞政府，并代為延請文化藝術界人士到漢奸文化機構“新民會”任職。當時他曾請李苦禅任職，時年38歲的李苦禅對他說：“我是個畫畫的教書匠，從來不會做官，還是另請高明吧！”不但謝絕了任職之請，連北華美專和北平美術學院的教職也辭去了，因為學校已被日本人接管。在淪陷的北平他成了純粹的“自由職業者”，住在淩家（西城柳樹井胡同二号小院），以賣畫為生。有時候也暫住前門外的關聖帝廟（現已不存在），與一些戲迷朋友們相聚在“忠義千秋”的金匾之下，高唱“想起了，朝中事，牙根咬碎……”那是劉（鴻聲）派的唱腔，高亢悲切，共抒國破家亡的哀情憤志！
報國有門，緣分就在身邊。他忠實的弟子黃骐良（名逸之、天秀、勃生、奇南）是廣東揭陽人，與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黃長老”是同宗鄉親，稱其“伯父”。這位“黃長老”本名黃浩，他的真正身份是八路軍冀中軍區“平津特派員主任”。黃骐良即“黃浩情報組”的成員，負責與根據地派來的交通員接頭與傳遞信息。
黃骐良是這樣回憶的：
李苦禅大師是我的老師，1936年我在張恨水先生主辦的北華美專上學，下半年又在華北大學王森然先生為主任的藝術系上學（兩校都和張啟仁同志在一起），當時他在這兩校都教課……家，彙報交談，并閱讀有關黨的文件（内容是當前形勢和政策等），更增強了革命必勝的信心。黃浩同志1895年出生于著名僑鄉、廣東省揭陽縣。貧農家庭，依靠勤工儉學考入廣東光華醫學院，畢業後，從事教育和醫療工作。1920年他與夫人王佩芝在北京前門外西河沿開了一個小診所。1927年遷居德勝門内簸籮倉胡同6号，創辦了一家挑補繡花廠。他為修繕新街口基督教堂主辦的崇慈小學校舍，當上了校長和教堂的“長老”，以這個身份開展抗日地下工作。
“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學校還未開課，我還常到老師家看望。這時在他家裡，來了一位素不相識的人叫作袁祥峰，他原在蔡廷锴的十九路軍當炮兵，後來又轉到29路軍宋哲元部隊。北平淪陷時，他未及跟上部隊南下，通過關系找到了李老師。因為李老師平素就喜助人為樂，這時更是出于愛國大義，冒着“窩藏抗日軍人就要處刑”的危險，掩護着袁祥峰在他家中住下來。
我到李老師家時，詢問那位抗日軍人袁祥峰，今後要到哪去，他表示要繼續抗日。就動員他去參加八路軍。不久經我伯父黃浩同志的聯系之後，就送他到冀東參加了八路軍（抗日勝利後，他曾在阜新鐵路局擔任領導）。之後李老師知道我和八路軍有關系，就要求我介紹和我伯父黃浩同志認識，說他也要到八路軍那裡去。我們當時地下工作都是極為保密的，就在北海公園九龍壁後頭，我在外邊放哨，他們在後頭邊密談，邊假裝散步遊玩。這次約好我伯父和李老師第一次會面，我伯父告訴李老師，說李老師有社會地位，是搞地下工作最好的護身符，不必到邊區那裡去。李老師同意了這個意見，當即表示了要參加革命，做地下工作。我伯父給
他的任務是調查日僞漢奸的活動，自此以後我伯父派了另一位同志經常和李老師聯系，伯父并把住在簸羅倉的地址告訴他，李老師以後曾經把了解到敵人的武器倉庫等敵人的情況向我伯父彙報，積極從事地下工作。在1993年苦禅老人仙逝十周年紀念之際，黃浩同志的女兒黃郦曾寫了《抗戰歲月的苦禅大師》一文，節錄如下：
李苦禅欣然接受黨的任務，不顧個人和家庭的安危，留在敵占區的北平，積極開展工作，及時通過交通員向組織彙報所搜集的有關敵僞情報和他所做的工作。後來他時常直接來到新街口簸羅倉六号黃浩同志李苦禅山嶽鐘英圖146×362cm紙本設色1961年款識：山嶽鐘英。六一年夏月，苦禅寫。钤印：苦禅（朱）1937年5月，42歲的黃浩奔赴延安，路經陝西三原縣時，遇見了彭德懷，彭德懷在黃浩的紀念冊上題寫了“堅決抗戰到底”。“七·七事變”後黃浩秘密返回北平。不久，黃浩地工組即在北平設立了十來處秘密掩護點。他的地工組為抗戰救國做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工作。1939年白求恩大夫來到八路軍冀中分區的戰地醫院，急需搞到一些藥品，并開出藥單，交給張珍部長。張立即派人把密寫的藥單子帶進北平，交予黃浩來完成任務。在淪陷的北平，日本鬼子嚴禁藥品外流，如發現有人批量采購，即認為是抗戰分子，必殺無疑。但黃浩地工組不畏險惡，通過種種社會聯系，特别是一位法國“傳教士”貝西亞先生，享有免檢特權的小轎車集中到西郊的“貝家花園”，然後沿着“北方駝峰”路線，不出幾天便将藥品安全轉運，送到了白求恩大夫的戰地醫院。白求恩大夫看到這批為我抗日戰士傷員們救命的珍貴藥品，熱情贊揚“真了不起”。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直到1954年春，他到廣州市參加接管工作，才明确中共黨員的身份。
有關黃浩老前輩的這段簡要生平，直至2011年7月22日和2014年4月10日才得到證實。下面的資料源于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宣傳處：
當年李苦禅居住的北平柳樹井胡同2号，即曾是北平地下黨的聯絡點（1990年拆除，原址現建有中國教育電視台等建築）。苦禅先生參加抗日地下工作後，他居住的柳樹井2号就成為“黃浩情報組”的聯絡點。柳樹井2号院子很小，小院門朝南開，南屋三間不大，很簡陋，其中的一間半是他作畫、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交通員、奔赴根據地的青年學生、外國友人等常在這兒藏身、中轉，然後轉移到根據地，奔赴抗戰前線。至于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從不打聽，也記不住都是什麼人。因為他明白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有時候趕上苦禅先生手頭緊巴，為了給過路的同志湊盤纏，他就到當鋪賣了自己的衣物換錢。還有的時候，他到曉市地攤買回些舊衣服，給同志們化裝。他根據同志們的口音，換上相應的衣服，再巧用筆墨，一番裝扮後年輕人成了老頭，讀書人成了莊稼漢，教書先生變成小商販，常常弄得被化裝的同志對着鏡子都認不出自己來。
苦禅先生一家節衣縮食，卻千方百計讓路過柳樹井的地工人員吃飽飯。有時家裡的糧食吃光了，他就去粥棚賒粥，一旦賒不來粥，全家就要挨餓。苦禅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感慨地對子女們說：“那時候講‘愛國’一詞，真是沉甸甸呀！抗日愛國就意味着随時準備挨餓、流血、殺頭。”
李苦禅墨蘭圖51×37.5cm紙本水墨1938年
李苦禅英姿圖97×45cm紙本設色20世紀30年代中期款識：英姿。苦禅。钤印：苦禅。說明：此畫作于抗戰歲月，幾乎從不愛畫背景的李苦禅，在這幅雄鷹身後渲染了烽火連天的氣氛，又以青綠山水法以寓祖國大好河山之意。憤然昂首之鷹，又以“英姿”點題，更彰顯了抗戰必勝的信念。三、掩護同志積極工作黃奇南在文中提到的袁祥峰是怎樣和苦禅先生認識的呢？1995年10月4日袁祥峰來信是這樣寫的：
在1936年初夏（北平淪陷前一年），苦禅應天津市名流與著名書畫家邀請到天津作畫。因苦禅是山東人，38師大部分都是山東人，有些做事的地方官員也是山東人，感到苦禅到天津來做客很高興，有人說：“哪天請請他，老袁你看怎樣？”我說：“可以呀。”就這樣和苦禅認識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了。當時我住在獨身寓所……次日清晨，部隊就走了，我到處找部隊……找不着。我想李苦禅在北京呢，先到他家再說。到他家後我看到苦禅家很苦難，就想走，這時苦禅對我說：“别走了，打聽打聽找到部隊再說吧。既來之則安之。”就這樣沒走。……沒過一二個月，我到冀中參加了八路軍，黃奇南通過他的伯父黃浩。他是我軍地下工作者，當時他跟後來是北京市市長的劉仁一起，劉仁是地下黨（城工部）書記。黃浩和呂正操經常到解放區，他們有聯系。
後來我在八路軍385旅時，組織上問我：“利用社會關系能不能打入敵人内部去?”我說：“可以吧，想想嘛!”後來就回到北平。回來後我就跟苦禅說，組織上給我的任務怎麼回聲，他說“行吧!”苦禅千方百計想辦法給我弄了戶口，那時叫“良民證”。搞到“良民證”又通過關系給徐州治安總司令部的司令王之青寫信，介紹我到了徐州，到了王之青那兒。他就派我到第二縱隊總部當少尉副官。
我現在到了徐州來了，怎麼開展工作呢？這事兒(地下工作)挂不上不行啊!後來為工作設計，我就給北平李苦禅發信，我叫苦禅給我發電報，就說我母親死啦，讓我來北平辦喪事。他來了電報，我請的假回到北平，我從北平又到的太行。打入敵人内部這第一步算是做到了。
後來怎麼辦呢?我必須得經常來回跑，找理由又編了瞎話兒，信中說有事讓我說是上北平，哪兒是啊？我上了新四軍了!到了張家圍子。誰接待我呢?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彭雪楓在酒席宴上宣布：“我代表新四軍黨委接待你，你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敵人心髒一樣。”唉!由于苦禅跟我在那時配合得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暴露苦禅哪!那時候就是抗敵嘛，愛國主義嘛!犧牲不是問題!
苦禅仍留在北平，他給黨做了一些有益的情報工作，所以使我們黨在地下做工作很順利。這個環境下苦禅是很艱苦的，也是很危險的啊!在錄制《愛國藝術家苦禅大師》期間，袁老來京，欣然接受了我們的電視采訪，我也有較多機會向他問及當年地下抗戰的事情，雖屬片斷，也覺得挺有曆史價值。袁祥峰老人提到在北平淪陷時期，他不可能總躲在李苦禅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樹井胡同2号，那樣反而令人生疑，也不能展開工作。他經常外出，回來時，如看到門關着，就是“家裡沒人，不必叩門”。如門開着，迎門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掃帚，就是“有可疑情況，不可進門”，于是匆匆走過去。如果開着門，沒有掃帚，就是“沒事，可以進來”。這是他與我父親當年約定的暗号之一。
四、身陷囹圄堅貞不屈魏隐儒先生是苦禅先生的弟子，很早就追随他學畫。魏先生長期工作在中國書店，是著名的版本專家。他于1989年在海外《中外雜志》三月号第45卷第三期發表了文章《熱愛祖國慷慨好義》。摘要如下：
苦禅先生熱愛祖國，當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争時，他經常向學生灌輸愛國思想。曾給我做畫兩幀：一為不倒翁，喻當時的漢奸走狗。題曰：“《大官風順圖》，有乳為母金為爺，奴顔婢腿三世節。”因見抗日戰起，有些漢奸走狗，賣國求榮，依仗權勢欺壓百姓，畫此以諷之。一為墨蘭，題詞曰：“曾記宋人寫蘭而無根無土，或有問之曰，奈蘭無土将何以生？即曰：土被金人奪去矣！文人為社稷之懷抱如此，其偉大可知矣。”“七·七”事變後，國土淪喪，甚于金宋時期，撫今思昔，能不慨然！苦禅先生以題畫借古喻今，可知其對祖國熱愛之忱。
1939年5月14日黎明飛來橫禍，這天我恰留在先生家。一身着中國黑大褂的日本憲兵，越房入院，踹開屋門，不問青紅皂白，搜身後将我師生用一副鐐铐綁架上了卡車，作為八路軍重要案犯，關押在沙灘北大紅樓底層憲兵隊牢獄中。師生備受酷刑，棍打、鞭抽、灌水、壓杠、火燎，刑訊逼供，罪名是“勾結八路軍”。抽得我皮内出血，昏迷過去。先生是個硬漢子，面對敵人破口大罵，堅貞不屈，用盡了各種刑具，也未逼出任何口供，因案情重大，硬是判成死刑。但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最後刑訊壓杠子時鐵鍊折斷，據說他們迷信，從此不再用刑，改用交朋友方式，想放長線釣大魚。先生和我都經住了這種嚴峻的考驗，發揚了民族氣節。日寇考慮到先生的社會影響，又查無實據，于是無條件地将我們先後釋放。電影藝術家淩子風曾與李苦禅一起生活，他說：
日本人把他抓起來，抓起來以後，受了很多罪，灌辣椒水，打呀!幾乎要了他命呀……他就堅持不給日本人幹事情，不給日本人畫畫。一直到日本投降，生活很苦，但他是個硬漢子，這個人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是了不起的藝術家。淩靖(高級工程師，淩子風五弟)回憶說：
當年我們一看他渾身打得都腫了，浮腫了，身上這兒紫一塊那兒青一塊，那兒流着血，反正是打得相當厲害……那時候什麼樣罪都受過了，往指甲心兒裡面插竹簽兒，那是很疼的，再有就是灌涼水，往鼻子裡灌辣椒水，昏過去，死過去多少次，潑涼水再激醒了之後，再審問。至于打，那就是家常便飯。
李苦禅大官風順圖65×33cm紙本設色1938年款識：大官風順圖。有乳為母金為爺，奴顔婢腿三世節。勵公戲作。钤印：勵公（朱）對于這段曆史，苦禅先生在“文革”的造反派審訊中是怎麼說的呢？
關于我被捕入日本監獄事……他們的憲兵司令部（即在沙灘的原北大紅樓地下室）監獄内四壁厚木闆，隻留一花棂小門，鑽爬出入。壁上常看到被逮進的人的“留字”，天天聽到打人、殺人的慘叫聲音。被逮捕後，經受多次慘刑，真是九死一生。
到了過堂，審問仍舊是上村，他先吓唬我，我經他審問多次，他的嬉笑怒唬、狡詐手段，早已熟知。他讓我招供，我仍說：“素日無黨無派，隻熟知畫畫。”後來上村慢緩地說：“我們日本專制得厲害，你若說了實話，我可以向我們長官請求請求，放你出去。”此時我硬着不作聲。又住了一會，上村他說：“向我們長官請求多少次，今天要放你出去。”一旁高翻譯急忙地說：“上村軍官今天要放你，李苦禅！你還不感謝他。”我馬上知高翻譯的用意，要放我。上村緩和地說：“放你出去，你什麼也不要說。養養傷再畫畫。高提調官你送他出去。”
我（被）放出來到了家，街坊鄰裡老少馬上擁滿了院子裡。有些人含淚問我：“身上受傷了嗎？腿腳受傷了嗎？出來了就萬幸萬幸！”還有送酒送菜的，老人們謂之“壓驚”。我一時感動得落淚說：“我身體好，頂得住，沒落什麼傷，讓你們惦記着。謝謝！”
又住了些時候，我身體已完全養好複原了。目前的生活沒辦法，我找了些舊存的畫，就往天津開畫展賣畫去了。
我回來後，淩老太太（注：淩子風之母）對我說：“你去天津不久，上村穿中國衣服，我也不認識就來了。他問我：‘苦禅哩？’我就說：‘他不是遭一場事情嗎？生活又不好，養好了傷就去天津賣畫去了。’上村說：‘苦禅回來我再來看他。’說着就走出大門。”淩老太太一直送出大門，及回到上房，一見桌上名片有“上村”字，馬上吓得老太太就蹲地下。從此後上村再沒來找。
李苦禅
“文革”期間中央美術學院造反派曾經詐供，說“李苦禅，鬼子占北平時，你參加過漢奸的美展，我們有證據”，苦禅老人當場寫下“保證書”按了紅手印，扔給了他們。
保證書日本淪陷（北平）時，所有一切漢奸事沒做（作）過。新民青年會開畫展沒有參與過，而且這個名字我就不知道。如果有的話，我認罪，如查出，我以生命抵罪。
1969年1月15日李苦禅
至今，我們還保留着一段苦禅老人的錄音：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我就到廟裡去住，日本事情我不做。我這個地下工作隻是個人義氣，是革命的義氣。日本人夜裡就逮我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了。在哪兒呢?在沙灘兒紅樓，50多年前我在那裡上過課，文學課，文科大樓，下邊是地下監獄，住了二十八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壓杠子壓了一次。壓杠子，都死了，澆涼水，通身很涼，一潑水就緩過來了。那裡每天八點鐘上堂，下午是一點鐘上堂。他們要槍斃的人，禮拜六就提出來到别的屋裡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上村)問我：“苦禅先生，今天禮拜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說：“上村!你們殺人的法子不是四個嗎?一狗吃，二槍決，三活埋，第四是砍頭，你盡管用吧!我不怕這個!”
黃浩以“天涯怪客”化名所書“趣園”刻石五、賣畫籌資援助抗日苦禅老人晚年提及當年的艱苦，曾說過“共産黨是最窮的黨，什麼工作經費也沒有啊！全要靠自己想辦法去籌集呀！我沒别的本事弄錢，隻有靠賣畫掙錢籌集呀！”1938年1月，一位叫郝冠英的女生來到李苦禅的小南屋，對他說：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李又常（又名李續剛）交給她一項緊迫的任務，就是春節前護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可是缺少路費，必須在5天内籌集2000元現款。要知道，當時4元錢可以買一袋面粉，2000元可不是個小數目。李苦禅一聽，就笑着說：“你可來巧了。我在天津辦的畫展賣了2000多塊錢，昨天我的學生魏隐儒才送來，你拿去吧！”郝冠英接過錢，感激地說：“二哥，我代表去延安的同志謝謝你。共産黨不會忘記你的貢獻。”（郝冠英，又名郝魯偉，1927年參加革命工作。當年李苦禅即與她有工作聯系并援助“左聯”的工作。解放後她曾任河北省婦聯主任。現仍保留她憶談苦禅先生的錄像）
李苦禅自己也記不清為地下黨組織籌集過多少次經費。
1939年隆冬，寒風凜冽，李苦禅身着單薄的長袍，攜長子李杭來到天津法租界濱江道永安飯店舉辦“李苦禅畫展”。一時間永安飯店門庭若市，還沒正式開展，展出的百分之六十畫作就都有了主兒。7天的畫展結束後，李苦禅立即讓“黃浩情報組”成員把錢取走，給地下組織當經費。為了禦寒，父子倆隻是買了頂帽子、一條圍脖兒，兩手空空地返回了北平家中。
轉年夏天，李苦禅又攜長子李杭來到天津賣畫。10天内所有字畫被搶購一空。李苦禅父子守着賣畫巨款，分文不動，又以同樣的方式迅速把錢交給前來取款的黃浩情報組成員。幾次來津獻藝賣畫，使李苦禅名冠津城，但無人知曉賣畫巨款的真實去向。
苦禅老人曾奔走多處辦展賣畫，難以盡述，因為實在難以一一找到曆史紀錄。但由于偶然的機遇，九三學社的同志冀勤女士提供了一篇寶貴的回憶文章：
李苦禅先生是我國現代的著名畫家，有關他的傳記和紀念文章已經不少，似乎都沒有提到1942年4月2日至4日在濟南普利門外青年會舉辦過的那次畫展。那次畫展展出的作品，按編号、品名分列，計有群鸠、枯木蒼鷹、芙蓉小鳥、白梅喜聲、松鷹、鐵樹荔枝、蝶戀花等，共六十四幅。每幅均有标價，其中最貴的一幅是《松鵲》，三百元；最便宜的兩幅是《墨竹》《美意菊華》，均為七十元；可能都是當時使用的聯合币。
家父冀蔚懷先生當時是苦禅先生的摯友，為了這次畫展，曾代替周子寅氏寫了一篇《贈苦禅》，印在畫展目錄的背面，贈給每一位參觀者。文中說：“李苦禅先生是當代畫壇上的一大權威，他的地位非隻幾個學者名流鼓吹起來的，直是以其個人深沉的智慧與有力的筆創造出來的。”（原載于1990年2月9日《人民日報》）苦禅先生從日寇牢獄裡脫難之後，曾一度使用“天逸囚窟生”的筆名與印章畫過一些畫，這些畫顯然不是為了出售，因為人們買的是名人字畫，不題“苦禅”大名誰買？但為什麼用此特殊筆名作畫？這類畫是為何目的而畫？老人生前從未談到過，隻是在他給黃奇南題的一幅畫上首次見到了第一幅題用此筆名和钤用此印的作品《月下雙鹭圖》。黃奇南說這是李老師當年出獄後，他擇機去看老師，老師仍以師生關系題寫了此畫，此外并未談及其他用意。近年我偶然在拍賣市場上發現了三開小冊頁《梅竹堅石》《蒼鹭》《群飛雀》，乃出自老友王森然先生家，是先父為他所畫，我即買下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苦禅老人曾以“天囚生”筆名留下手迹一篇，不知與此筆名有何關聯，姑且錄此。亦系殘史也。
苦禅先生的愛國情懷和大義凜然的作風深深地影響着他的學生們。1980年4月的一天，苦禅老人忽然收到了一封當年由他親自送往抗日邊區的“小姑娘”的來信，信中字字真情地寫道：
苦禅老師：您好！恐怕您不記得我了，我這樣稱呼您，是因為曾得到過您的幫助。倒回去四十多年，大約是1938年夏天，一個窮學生念不起書，想找革命出路。那時還是一個小姑娘(傅先芳)曾得到過您經濟的援助。在臨去解放區的頭幾天，您還為我們餞行，請我們吃了火鍋。當時有餘鑫元、文敬之，不知您還能記起來嗎?參加革命後我一直在部隊文工團當演員。解放後，我一直在東北工作，我今天58歲了。前幾天在電視裡見您老，仍老當益壯，正揮毫做畫，我不禁感慨萬千。
六、曆史公平不忘故人建國後，先父李苦禅再也沒見到過黃浩同志。可能有緣，“文革”後期黃浩同志的女兒黃郦與我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溝大院。在先父去世後，她說：“是我父親發展了李苦禅先生參加了地下抗戰工作—是那時期父親黃浩在文藝界知名人士中發展的唯一地工人員。”她又指着樓門前草地上擺放的一塊石刻橫匾“趣園·天涯怪客”說這是黃浩同志親筆寫的，刻好之後鑲在百花深處（胡同名），以便前來接頭的同志辨識。在“舊城改造”中此處被拆，她便把這塊革命文物運到了南沙溝大院，至今仍露天置于草地上，經風沐雨。
2011年7月22日《北京晚報》的10、11版第一次披露了《百花深處》：
緣起：百花深處，不光有面容安詳的老人，還有勇赴國難的征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平西情報組系統的黃浩地工組就活躍在百花深處。首次刊登了黃浩、王佩芝夫婦的合影，還配有“在胡同深處，黃浩地工組成員李慶豐和家人秘密為八路軍制作急救包”文字的工作照片。而透露的主要功績僅是如标題所刊《白求恩開藥單地下黨四處找藥》。
2013年第九期《百年潮》首次以《李苦禅一段鮮為人知的革命經曆》發表文章，首次披露：
李苦禅既是一位寫意畫大師，也是一位愛國人士，他的地下革命生涯故事至今鮮為人知。……經過黃骐良介紹……李苦禅接受了黃浩的建議，從此成為“黃浩情報組”的一名成員……他居住的柳樹井2号就成了“黃浩情報組”聯絡站……交通員、奔赴根據地的青年學生、外國友人等，常在這兒藏身、中轉，然後轉移到根據地，奔赴抗戰前線，至于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從不打聽，也記不住都是什麼人，因為他明白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此文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大型時政、文史月刊《百年潮》發表，應當是具有确信價值的曆史記錄。
2014年4月10日《北京青年報》“曆史縱橫·京華英雄專欄”發表，大字橫題為《國畫大師李苦禅地下抗日傳情報》，右側文字是：
在我們生活的京華大地上，曾經湧現出大批愛國主義民族英雄，他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做出了巨大貢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李苦禅先生是中國美術史上一位承前啟後的藝術大師，美術界公認“吳昌碩之後有齊白石，齊白石之後有李苦禅。”……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李苦禅決心不給日本人占領的學校做事。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黃浩是八路軍冀中區“平津特派人員主任”，苦禅先生的學生黃骐良與黃浩同鄉同宗。通過黃骐良介紹，苦禅先生成為“黃浩情報組”的一名成員。
以圖文并茂的形式記錄了李苦禅先生當年的地下抗日壯舉。此文的發表影響甚大，數日之内熱心讀者的口信、電話紛紛傳來，不絕于耳，令我們全體親屬和苦禅老人的老弟子以及社會友人振奮不已。
（作者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責任編輯：陳春曉
李苦禅紅梅怒放139×57cm紙本設色1977年款識：紅梅怒放。一九七七年冬月，苦禅寫。钤印：李氏苦禅（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