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字一佛，後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戲老人。浙江紹興人。1939年籌設複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1949年後，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所著後人輯為《馬一浮集》。
馬一浮先生是近代中國少有的通人。通人，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的君子，于學無所不窺，故“儒/佛”“漢/宋”“詩人/學人”之葑畛均遭打破，于每個領域都比得上久在該領域專業鑽研的大專家。因此，對一般學者來說，書法與篆刻之類藝事，或許最多隻能旁及，略略“遊于藝”而已，罕能專擅；更多的人則是無暇肆力于此。可是馬先生博涉多優，不唯學稱儒宗、大弘法性，書法也卓然成家，不可忽視。
雖然他作為儒學佛學大師的名氣可能更大，但書名并未被其學問之名所掩。1933年，他51歲時就開始賣字，曾作《蠲戲老人鬻書約》，謀售字以貼補家用。據約上說當時“四方士友謬以餘為能書，求書者踵至”。這雖是委婉的自我宣傳廣告語，但也可證明他當時已經很有書名了。硯田所入，足以治生，因此到61歲辦複性書院遇到困難時，他便又想到鬻字。
那時書院其實已停止教學活動了，僅以刻書來弘揚傳統文化。但刻書之經費也十分困難，故馬一浮想透過賣字“稍取潤筆之資，移作刻書之費”。結果也很圓滿，不及兩月，就獲得三萬元，可作刻書資本，可見馬先生書法在社會上頗有愛好者。
1944年，因書院業務停頓，馬先生不願領書院薪水。而既無薪水收入，生活費可怎麼辦呢？方法依然是賣字。故本年作《蠲戲齋鬻字改例啟》，說明去年因要刻書故賣字，今已不刻書了，将以字“易饘粥”，所以特别修改潤例，周告四方。這是先生誠樸，其實買字的人對于他為何賣字之原因多半沒大興趣或不甚計較，隻要字好、名重，自會有人來購。
到了1947年9月，又作《蠲戲齋鬻字後啟》。說賣字賣到明年修繕了祖墳以後就再也不賣了。
1948年，一年期限已屆。據說四方求字者依然絡繹不絕，故門人壽景偉等發布了一個《蠲戲老人鬻字展限并新訂潤例》，說再延期一年。過了這年，想求馬先生的字也求不到了。因此如欲得先生書法者，請把握此最後良機。以行銷學之角度看，此舉不啻饑餓銷售法，對促銷馬先生之字必然大有助益。
不過，事情總是有變化的。到1950年，馬先生仍然要靠鬻字為生。而再出《蠲戲老人鬻字代勞作潤例》，言明：“願以勞力換取同情，用資涓滴。”
綜觀這幾度賣字的經曆，可以說賣字是馬先生一種主要的營生方式，而社會上對他的字也确實頗為推挹，因此求索者不少，早已認定了他書法家的身份。故吾人論馬先生之書，完全可以無視于他理學大師、大學者、大教育家這類名銜，而純粹就一書法家的标準與内涵來看待他。
也就是說，有些學者固然也能書，但其書之所以流傳或被讨論，乃是因他學術的成就，書以人傳。馬先生學術成就當然甚高，但其書卻不必因其學名而著。1987年華夏出版社出版《馬一浮遺墨》、1988年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馬一浮書法選》以來，有不少單位相繼編印過馬先生的書法作品集，正是着眼于此。馬一浮臨《史孝山〈出師頌〉》28.5×49cm紙本浙江省文史研究館藏雖然如此，我們仍可發現：因現代學科分化的緣故，不少人仍僅能從一個角度來認識馬先生，以緻強調他是大儒，對其書藝就不大關注。例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複性書院講錄》，附錄的馬一浮先生年表，對上述各期售字經曆就都沒有叙述，為書院刻書而鬻字那一次則誤系于1942年。全文對其書藝成就，亦幾乎沒有着墨。
也有雖重視先生書藝，但對先生鬻字情況不甚了了者。如沙孟海先生替夏宗禹編《馬一浮遺墨》作序時便強調：“舊時代學者文人多訂立潤格賣詩文、賣字畫。上海有李姓巨商為紀念他母親，不惜重金遍求海内名家屬筆題褒，因馬先生不賣藝，獨付缺如。……馬先生晚年為計劃刻書，始訂例賣字。”說馬先生不賣字，暗譽其格調高，故雲晚年為了刻書才鬻字。抑揚有些失當，所述也非事實。
另也有推尊其書，然而是借由他的學問或人格型态來稱譽的。例如王家葵《曆代書林品藻錄》，以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評量近代書家，将弘一法師、馬一浮、謝無量、喬大壯、林散之列入“沖淡”一品。其贊詞謂馬先生：“學紹濂洛關閩，本色魏晉風流，緣起華嚴義海，漚滅花滿枝頭。孤神獨逸，既濟剛柔。”前三句講馬先生的儒道釋之學，第四句說馬先生臨終之偈，末尾才以此論定馬先生書法，謂其孤神獨逸，可入沖淡之品。該品中，弘一、蠲戲皆由佛法而通書法，江上老人則以書法證菩提，謝無量又因人淡如菊故書得沖淡雲雲。
這種品題，完全把先生書法附麗于學問和人格型态之下，非能就書論書，故說其書法之特征在于沖淡并不中竅。
而馬先生自己又怎麼看待他的書法呢？他于首次鬻書約中說書法隻是他的“土苴”，乃其學之末事，似乎對于書道看得很輕，并不重視。實情真是如此嗎？抑或鬻文之體，語氣故作抑揚，故有此纡尊視卑之語？先生《戲題鬻書啟詩》自謂“恨無勾漏丹砂訣，幸有羲之筆陣圖”，以羲之筆陣自許，自視又豈不高？
然則，究竟該如何談馬先生的書法才妥當呢？我前面特别由他鬻字談起，正是着眼于分，把先生的書法先和他的學問分開來看。書法藝術本身有它自己的規矩和對筆墨的要求，不能達到這些要求，其字就不會有人問津。一代儒宗，如熊十力、梁漱溟就不能賣字，賣了也無人買。故賣字之事，可以從某個側面來說明馬先生書藝自有其特點與價值。
至于馬先生的書藝和他整體人格及學問的關系，也須是先分才能合。先明白其書藝為何之後，方能繼而讨論之，非一概囫囵以人品定書品也。近世論馬先生書法者雖多，惜皆不知此理，故均囫囵，不當人意。如董立軍撰、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國書法家全集·馬一浮》，一論生平、一論詩與人，而談藝者不及三分之一，大抵摘抄先生題跋語而已，此豈能彰明馬先生書法之特色哉？
須先将馬先生書藝和他的儒佛學問分開來看，内在的理由更是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其身心性命之學，譬如為道，損之又損，收攝于六藝，六藝又收攝于一心。不懂的人，每譽先生浩博，又是懂多少國外語；又是弘一稱贊他“生知”，說人縱使生下來就每天讀兩本書，讀到80歲也不及馬先生讀得多。不知馬先生乃由博返約之學，不鹜外求，其理學即心學。馬一浮《遣暑》詩34.8×42cm紙本1958年浙江圖書館藏釋文：《遣暑》。但聽蟬聲遠市聲，中庭老樹午陰清。幸無十日當天出，時有熏風拂地生。斑白可能辭負戴，蠻夷稍解戢戎兵。病翁一榻唯高卧，寒暑原同晝夜平。戊戌六月，蠲戲老人。钤印：文字般若（白）但寫字在馬先生，卻隻是為學而非為道，終生都在臨寫、學習、為學日益中。1941年，他作《遠遊》寫本跋文，認為“說理須是無一句無來曆，作詩須是無一字無來曆，學書須是無一筆無來曆”，不但把作書稱為學書，且認為說理、作詩、學書都要無一處無來曆。三者均要有來曆，看起來一樣，其實内涵并不相同。說理無一句無來曆并不須因襲古人，其有來曆，這個來曆就在心、在天理上。稱心而說、稱理而說，自然合轍。學書之無一筆無來曆就不同，須是具體去學習古人之用筆。
馬先生在這一點上下了非常深的工夫，無怪乎沙孟海先生說：“他對曆代碑帖服習之精到、體會之深刻、見解之超卓、鑒别之審谛，今世無第二人。”
由馬先生的著作看，同樣可以看到這樣的區分。如《複性書院講錄》《泰和宜山會語》《爾雅台答問》等均屬于講道的，談的都是心得語。對于孟荀老莊墨韓乃至董揚王韓程朱陸王諸子百家之言論曲直是非，很少析判，而是往上收攝于六藝孔子。論書法就迥然異趣，一碑一帖，辨析異同，毫不松懈。
因此我認為寫字對馬先生來說，實有特殊的意義：在為道日損的生涯中，書法作為一種為學日益的精神心智活動，相與調劑，免于枯寂。
由精神上說，他的理學，偏于靜攝，故有隐士之氣象，但其書法卻是健動的。動之不已，往往在最末一筆，也就是署名蠲叟的叟字那一捺，還要抖動不止，一捺而作五六個提按抖動。純由書藝來看，如此署名，類似花押，并不美觀，亦并無太大必要。但精神所蓄，馀勢不盡，沒有那幾抖幾頓是不行的。
馬先生看起來沖淡，其精神其實仍有濃烈的一面，好飲濃茶、喝烈酒。《謝謝鐘山惠普洱茶詩》說：“平生頗嗜蒙頂茶，衆味皆醨一味酽。君知我有玉川癖，為緻雙團助無念。……時論将如魯酒薄，唯有武夷勝陽羨。”喜歡四川蒙頂、普洱、武夷一類半發酵或重發酵茶的口味。于酒亦然，《新曆改歲，蘇盦贻茅台酒，醉後作》等詩即可顯示他雖是浙人而不喜歡綠茶黃酒，覺其淡薄。
此等人，豈能真沖淡枯寂耶？但他又數十年不近婦人，濃摯的情感何處發舒呢？無他，就是書法！他告訴弟子王培德說：“吾雖孤獨，以世法言，當覺愁苦。吾開卷臨池，親見古人，亦複精神感通，不患寂寞。此吾之絕俗處。”此語，若僅作尚友古人解，那就隻說讀書就好了，不必談到臨池作字；正因臨池對他來說有着發抒意氣的作用，故能破其岑寂，對他靜攝的生活有調劑之功能，所以才會論及。
《臨池》又曰：“獨與神明住，常于異類行。無人知禦寇，誰謂棄君平？見月初聞道，臨池得養生。未須尋鳥迹，吾已謝閑名。”由此可見先生作書非為博得書家之名，而是書以養生，是他孤寂生涯中至為重要的排遣方式。
《自檢六十以後寫各體書尚有百馀冊，因題其後》詩中有幾句話也是這個意思：“獨向寒潭窺鳥印，似聞枯木有龍吟。歸根自得山川氣，結習能清躁妄心。”六十以後臨寫各體書尚有百馀冊，平生臨寫之勤，可以概見。而作字以臨寫為主，亦正是我上文所說，走的是“為學日益”的路子；所得者，乃在知古人之法度。如此臨寫，看來不屬于修心學道，實際上卻很能清除他的躁妄之心。枯木龍吟一語尤有味。善觀者由他所臨寫的書迹中，便可看見他仿若枯木般的生命中仍有龍吟！
要由這個角度看，才能明白寫字在馬先生生命及學問中的重要性，非隻“遊于藝”而已，是與其理學相俪并行的另一類學問，如車之雙輪，不可或缺。
他對此是看得很重的，曾對弟子說：“書畫之益，可消粗犷之氣、助變化之功。吾書造詣，亦知古人規矩法度而已。每觀碑帖，便覺意味深長，與程子讀《論語》之說相似。”（語錄類編）這段話，一方面可印證上文所說，他是長期借書法以助養、調理内在生命的。另一方面也可說明此種調理修養雖看起來與修道同功，但重點在得古人之規矩法度，這便與讀《論語》意似而法不同了。
換言之，其書法重點在法，與其理學所重在心不同。
古來書法理論，自然也頗有重心氣、講活法的。如東坡雲“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山谷雲“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都是強調心而不重視規矩法度的，認為心才是規矩法度的源頭。
馬先生是理學家，理學家論藝，本來均主此說。如呂本中論“活法”或朱子痛罵“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隐矣”（答楊宗卿）都是。馬先生理應沿續這個路數，但他卻沒有，反而較重視法。請看底下兩則文獻：
昔聞崔蔡論書藝，如飲曹溪谙水味。洵知換骨有金丹，何異邺城觀劍器？（《題宋拓定武蘭亭為陳仲弘作》）
先生臨王右軍《曹娥碑》、虞世南《夫子廟堂碑》，出示學者雲：自漢碑以下，無論魏晉李唐，結體盡管各不相同，而用筆秘訣則在于筆筆斷。如山字、國字、糸旁、示旁、轉折處，無一不斷，楷隸章草皆然。持碑帖镌刻有顯有不顯，學者或不悟耳。黃石齋一生學鐘王，書非不佳，終有不足處，不知此訣故也。（《語錄類編·文藝篇》）
馬先生論書法，言語雖多，這兩條卻大體可以概括之。後一條論筆法，前一條論筆勢。
論筆法者，談的是十分具體的用筆問題，說用筆在轉折處皆應斷開來，且視此為不傳之秘，謂不如此則不能到鐘王。這與東坡說的“餘嘗論書，以為鐘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鐘王之法益微”（書黃子思詩集序）可謂截然異趣。東坡求鐘王于筆法之外，馬先生則于筆法之法，推求得比顔柳還要精細。
其說是否确當，自然還可商量。近人啟功《論書絕句》有一則雲：“黃庭畫贊為糟粕，面目全非點畫訛。希哲雅宜歸匍匐，宛然七子學铙歌。”自注謂今傳鐘王小楷皆久經摹刻，故顯得筆筆相離，明人罕見六朝墨迹，誤以為此即鐘王之法，以緻所寫小楷如周身關節處處散脫，祝枝山、王雅宜均有此病。
然則馬先生所說之筆筆斷，即屬于此種因長期研習碑帖拓本而生之誤解嗎？抑或所謂筆筆斷與明人并不相同，乃是有完全斷開的，也有用筆時稍稍停筆再起，所以形雖不斷，轉折處卻因墨重用力而形成骨力勁挺之狀。看馬先生的字，似乎這也确實是特征之一。
但無論如何，如此論用筆、如此論鐘王，都顯示了馬先生對書法之法是執意講求的，此類言論亦最多，如：
昔人謂顔平原作書如錐畫沙，今世所傳顔書殊不爾。偶寫此賦，苦毫纖，遂純以中鋒運之，亦頗自如，乃有類于錐畫沙之趣。清人唯伊墨卿能解此，微恨尚有作意，未能純任自然。（《〈小園賦〉寫本自跋》）
近人乃有以石鼓為北周時物者，無乃不知籀法、好為異論乎？（《臨〈石鼓文〉跋後》）
拓拔諸刻，此為最早，猶存隸變之迹。結體古拙，以分書波磔出之，是與二爨抗衡。……近人李梅庵喜用鋪毫取勢，專求形似而昧于分書筆法，去之轉遠矣。（《臨〈嵩高靈廟碑〉跋後》）
談籀法、隸法、錐畫沙法，而批評某某人不知法不如法。法就是規矩，不宜逾越。馬先生論書，谕人須知筆法，殆無疑義。
此外則是須明體勢。他題宋拓定武蘭亭，說他悟入之機，在于得聞崔瑗、蔡邕之論筆勢。确實，他常寫諸人筆勢論，論書時也辄就此申言：
《篆勢》或謂蔡邕作，或謂衛恒作，莫能定。今《中郎集》俱載之，而《晉書·衛恒傳》亦并錄其文。據《藝文類聚》《初學記》《禦覽》諸書所引，并以《篆勢》屬之蔡。餘既寫《篆勢》，因并寫此篇。未換筆，故多存篆法，頗有蜿蜒謬戾之趣，非錢梅溪、鄧完白所知也（《臨〈篆勢〉〈隸勢〉跋後》）。
馬一浮《觀菊展》詩41×64cm紙本1945年浙江圖書館藏釋文：《觀菊展》。滑界示觀化，魯叟亦獵較。時俗盛遊衍，嘉卉溢城郭。諧氣及冬暄，霜華後秋落。熙熙來衆人，擾擾動寥廓。秦書馀種樹，萬物猶并作。紛吾攬九夷，俨若魚赴壑。天衣非組繡，民力安耕鑿。機心出工巧，無乃病雕斵。黃中信為美，贲盡将至剝。物性貴自然，炫目易銷铄。隤齡不可制，餐英豈其谑。我思東籬翁，怅然廢杯酌。甲午十月，蠲戲老人。钤印：文字般若（白）
馬一浮《憶秦娥》詞25.5×15.5cm紙本1961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館藏釋文：《憶秦娥·卧屙湖濱，欲往孤山探梅不果》。系人思，孤山晴雪好題詩。雨如絲，遊車興沮，小艇歸遲。蘇堤楊柳正依依，西泠芳草又萋萋。望迷離，陰晴不定，誤了花時。
馬一浮《答啬庵》詩27×16cm紙本1960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館藏釋文：《答啬庵》。春暮之燕，值啬庵病目眩，未能同遊，辱詩贈别，倚裝率和。未始出吾宗，何憂百病攻。忘言方示疾，在定本無風。幻藥除應盡，真遊晚許同。回車吟贈句，時柳意初融。庚子清明後二日。北人質樸，不似南人文勝。如此碑……雖結體疏宕，而氣甚條達，筆勢頗存揚孟文頌遺義，故自超妙可喜。……近人康更生一生學此，未能得其韻，但務欹斜取勢耳（《臨魏〈石門頌〉跋》）。
書之體勢尚可得見，拙而彌古，疏而逾奇。秦斯專謹之法至是而變。其诘屈似籀之馀，其雄放開隸之漸。每謂《楊孟文頌》以篆勢行之，《開母阙》以隸勢行之，非兼二家之勝者，不能知其美也（《臨〈開母阙〉跋後》）。
勢，是形勢之意。近代書家沒有一個人像馬先生這樣重視體勢或推求《篆勢》《隸勢》。蕲向所在，自然也常以勢來衡量近世書家，批評錢梅溪、鄧完白、李瑞卿、康有為，都由此着眼。伊秉绶雖然筆法微失自然，但“隸勢從衡方、魯峻脫胎，實具鐘骨梁肉，方圓互用，乃盡剛柔之妙”（《為劉仲夷跋伊墨卿隸幅》），行楷亦宗平原而行以篆勢，轉見瘦勁，最獲他欣賞。
重勢如此，無怪乎馬先生要說崔蔡書勢論對他而言無異曹溪一滴，衣缽所在，使他能于此得悟書道。猶如昔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悟，乃金丹一粒，令其脫卻凡骨也。
觀劍器而悟入，或“學詩如學仙，金膏換凡骨”（鮑慎由《答潘見素》詩）雲雲，曆來都借以說明藝文創作者要靠内心的超越、脫化、轉識成智，才能達到一個非由法度、力學可及之境地。隻有馬先生不然，直謂筆勢才是書藝之關捩，須由此悟入。因此這是個非常特殊的講法，若不明白其中曲折，絕難索解。
正因馬先生論書重在明體勢、知筆法，故于此道，他特以學力見長。《語錄類編》載其評晚近書家，雲伊秉绶第一，劉石庵傷于癡肥、包世臣不知揀擇、鄭孝胥結體未善、弘一晚年微似枯槁、沈曾植能以章草閣帖參之北碑而自成面目、謝無量是天才，“至于學力，吾或善有一日之長”，自評其長處，頗為中肯。
所謂學力，不是指一般的學養，而是針對古今書家體勢之研究。馬先生在碑帖上鑽研考核，花了無窮的力氣，才能“無一筆無來曆”，才能說我的學力比其他人都好。
他對碑帖的題跋極多，而重點一是對文字與流傳狀況的考證，二是對碑帖筆勢筆法的讨論。
如《〈陰符經〉臨本跋》：
褚河南《陰符》，越州石氏本。下有“大唐永徽五年歲次甲寅正月初五日奉旨造，尚書右仆射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臣褚遂良奉旨寫，一百廿卷”款，并重出《陰符經》題一行。疑當時所集道書不止此，亦如永樂之編《道藏》，而褚公特分書此經，故上言“造”而下言“寫”也。缺“基”字，蓋玄宗以後模寫時去之。獨缺二“盜”字，不可解。其間文字與今世傅本不同者：今本作“天發殺機，移星易宿”，此乃作“日月星辰，天地萬物”；“之盜”上，今本有“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句，“我以時物文理哲”下，今本多“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沈水滅火，自取滅亡”數語，此本皆無之。又“君子得之固窮”，此本作“固躬”。“至靜則廉”，今作“性廉”。校其文義，未能遽定其孰是。疑當時奉诏下筆，不應缺略，或後人所增也。此書雖出僞托，當在李筌以前無疑。至褚書茂密精妙，今變之為寸楷，益可窺其筆勢。東坡謂“作大字當如小字，作小字當如大字”，是解人語，觀于此益信矣。
前半考證版本異同、著作來曆，後論筆法。考證往往細密，故文長，乃漢學家風格。
又如《〈蘭亭集詩〉寫本跋》：
舊見明甯王權刻《蘭亭禊集圖》石本甚精，系諸詩于後，楷法亦雅，不記為何人書。今據桑世昌《蘭亭考》所錄，桑所據蓋唐石本也。《世說新語·企羨篇》注載《臨河序》，于“列序時人，錄其所述”下，有“右将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馀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鬥”，蓋亦劉孝标所綴，非逸少原文也。文中無自稱右将軍之例，又誤安石之官為司馬，宜以桑考為是。馀姚令謝勝，桑本誤“勝”為“滕”，則傳寫之謬耳。又桑考錄後序，亦據懷仁集字，其文殊陋，不類右軍，殆好事者所為，亦未必果出懷仁所集也。俗傳碑本猶有之，不足取。
其考據也是數百言，都屬古來碑考帖考一類，中規中矩。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多錄，讀者取馬先生題跋集觀之，即可看見此類特顯學力的題識數量很是不少。
馬一浮蒼茫搖落七言聯158×27.6cm×2紙本浙江圖書館藏釋文：蒼茫不曉神靈意；搖落深知宋玉悲。集少陵句。蠲叟。钤印：蠲叟（朱）茂陵馬氏（白）專論筆勢筆法的也很多，如《臨〈鄭文公碑〉跋》：“雲峰諸刻，如論經、觀海、天柱，皆雄奇遒放。唯下碑最隽雅可法，筆勢近揚孟文頌，結體實鐘元常之遺則也。近世書家多橅是碑，乃以龍門造象體勢出之，遂如刀镌斧削、劍拔弩張，翻成惡道。”臨《景君碑》跋：“景君結體古拙，筆勢已漸開《衡方》《魯峻》之方勁，梁鹄之所從出也。古處可學，其拙處難到。”《鐘繇〈薦季直表〉臨本跋》：“此唐人臨本，結體猶未失，而筆勢已乖。及石庵為之，益務流媚，下筆肥重，全無使轉。”均是先評斷其體勢特點，再指點練字的人該如何學習方能得其筆法，或評論前人學此碑此帖，其得失又如何等等。
此外他還常對寫字時毛筆的狀況加以叙述。如《〈聖教序〉臨本跋》：“蜀中苦無佳筆，名為鼠須，實不中使，如驅疲兵禦悍将，不應律令，往往敗人意。腕底雖有義之化身，畏此拙筆，亦将退避”，“春間發箧得湖南筆，臨此一通，使轉頗自如，旋為吳敬生持去。近王子東自長安求得兔毫筆見贻，因複臨一通。然多賊毫，不稱意。頃複以蜀中麻筆書之，力不能達毫尖，但取意到而已”。《〈枯樹賦〉寫本自跋》大意也略同。另作詩人四德自跋則雲：“褚河南非筆硯精良不書，歐陽率更不擇筆而莫不如意。當時以此定歐褚二家之優劣。今用退筆書此，不期于歐而骨力近之。乃知退筆亦自有佳處，在善用之耳。可為學歐書者增一解。”由筆的狀況具體聯系到筆法的問題。此類文字，都不是不關注筆法的論者所能措意的。
通觀其書學，綜合來看：甲骨未嘗用功，鬻書潤例中也明言不寫甲骨。金文獨重《毛公鼎》《散氏盤》，大籀重《石鼓》，秦刻石重《琅邪台》，漢隸重《石門頌》，理論則本諸《篆勢》《隸勢》《草勢》，用筆重視由篆而隸的變化。謂秦刻精整，乃是法家；西漢簡直，頗近黃老；東京矩度寬平，有儒者氣象；桓靈之際頗見妍巧。對于包世臣說漢隸可分方圓兩派，他并不贊成，獨以多骨豐筋為秘訣。南北朝書，則重南勝于北，批評魏齊諸刻流于夷俗、偏于險峻，因此也反對清人推重北碑之風。北碑中最稱贊《鄭文公碑》，或說它筆勢出于《石門頌》，或說它本于鐘繇，故亦因而反對包世臣阮元的南北書派說。清代光宣以後因受北碑南帖說的影響，一時風氣皆以碑為尊，幾乎沒有書家再寫閣帖了，馬先生卻是少數仍寝饋于閣帖的，臨寫甚多，間附考案，發明其筆法。此則馬先生書學之大要也。
由于先生書學甚深，觀念上又主張“為學日益”，希望能多識古法，取精用弘，行動上更是臨摹不辍，因此他的字其實形貌多樣，不拘一格。王家葵說他行草淵源于沈曾植，殊不盡然，他類似沈氏的僅是一小部分而已。
姜壽田《現代書法家批評》則認為馬先生行草完全築基于董其昌。董以禅入書，淡泊枯寂，對潛心佛學的馬一浮特具吸引力。隻是馬在董的基礎上又融入了碑學，其法主要取諸寐叟，于是遂合董沈于一手。不過，姜氏認為馬先生此舉雖然能在董書基礎上添了點生澀的意味，但淡逸之氣不脫，終不免于韻度荒寒。
此說隻由學佛習靜一面去看馬先生，便将馬先生說成是董香光的嗣法，又把他對沈寐叟的借鑒，講成是在董的基礎上添些澀意。與王家葵說馬先生學于寐叟，但化其獰厲為溫和，故成沖淡之體雲雲恰好相反。
兩君皆由沈寐叟處尋淵源，十分有趣。說馬類似沈或脫胎于沈，由來已久，當是當時已有此說，可是實際上是錯的。
馬先生熟悉晚近各家體勢，他既認為沈能以章草閣帖參之北碑而自成面目，自然也就會臨摹沈書或與沈一樣去嘗試着走這條路。故對于别人說他有似于沈，他并不諱言，但他特别指出：“說者實不知寐叟之來蹤去迹，自更無從知餘書未到寐叟，甚或與之截然相反處。”依他的看法，沈曾植晚年得力處，在于索靖《月儀帖》。這與一般人稱贊沈氏為碑學是不同的。所以他說論者未必真能懂得寐叟之來曆。索靖除《月儀帖》之外，一般人所不重視的《草書狀》，他也非常看重，認為可與《篆勢》《隸勢》并傳，經常臨寫之。此即其獨見，與沈不同。此外，他用筆結體與沈相左之處甚多，實不宜把他納入沈氏書風的譜系中去。沙孟海說他草法“偶然參用其翻轉挑磔筆意”，偶然兩字就講得很好。
馬先生的基礎更不是董香光，而是歐陽詢、褚遂良，行草則加上了章、草、隸的各家體勢，所以面目很多。有迥然不同之風格見于同一時期者；寫條幅大軸與作尺牍、抄經、抄詩也不一樣。論者未窺全豹，僅就常見的一些書迹來談，自然是扣盤扪燭了（這也即是這本《書法集》的價值所在）。
馬一浮萬慧法師塔銘27.5×29.5cm紙本1960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館藏釋文：《萬慧法師塔銘》。佛法初來，西域通漢。今也回施，自華而梵。唯師應迹，示生震旦。遊玄于竺，栖禅于緬。名言差别，見有粗妙。一性無殊，平等智照。辭挹甘露，履藉芳草。雨天諸華，湧地七寶。經行松下，宴坐岩間。疇雲異域，随處家山。善說般若，不住涅槃。身雖入滅，乘願終還。庚子夏四月。不過他也有些個人化的特征，例如入筆常不回鋒、結體常斜，例如寫“一”字，起筆多是尖的，橫畫往右上斜。如“是、口、兩、室”之類，右端轉折處，可能如他說的是“筆筆斷”，皆較濃重，以緻字如人聳着右肩。左側底下當然有些字是空的，如“下、寸、可、平”之類，或是由右撇至左，如“人、今、老、水”之類，除此之外，左側最末幾乎都用重筆。少數尺牍外，一般也不連筆，一字一字獨立寫。隸書的出鋒入鋒也不藏，似有意顯其波磔。此等特征，均不能說它顯示為淡逸或枯寂。相反的，應該更能感受到馬先生突兀倔強之氣不可掩抑，猶如他說的“似聞枯木有龍吟”，與早年《格言纂》（1901）、《無題六十二韻》（1906）那樣的平靜娟雅，畢竟頗不相同。
馬先生友人中，謝無量、弘一皆善書。但謝純任天然，與馬先生乃兩路。據馬先生看，弘一一生不出《張猛龍碑》之範圍，也與他自己取精用弘之途不同。真正與他論書相契、交誼始終，是所有論馬先生的人都沒注意到的沈尹默。
馬先生與沈尹默交情甚笃，集中有《上九得尹默和詩奉謝》《和尹默冬日聞雷》《和尹默春日見寄韻》《和尹默晴日漫興韻》《寄懷尹默》《尹默以影印手寫詩詞見遺，率爾賦謝，即以壽其七十》《雪中和尹默近作二首》《再成二首》《尹默與餘齊年，見和拙詩，仍次韻率答，即以為壽》《尹默見示近作，憶念存殁諸友，詠歎三複，不能已于懷，率答二絕，藉以自廣》等詩相酬酢。交誼之厚，略可概見。
沈乃著名書家，以手寫詩詞寄馬，亦可見二人于書道必有針芥之契。果然，馬先生與沈氏書，多論及書藝。如《上九得尹默和詩奉謝》雲“獨喜桑皮書淡墨，袖中一字抵千城”，于沈氏書十分推重。《尹默以手寫詩詞見遺賦謝》“散帙珠玑照眼明，早聞樂府變新聲。……晚書況有簪花筆，留得朱顔看太平”，上贊其詩詞，下稱其書法。又，《尹默與餘齊年，見和拙詩次韻率答》雲“耄及吾真忝，論書信子賢”，《戲效山谷體再和尹默雪中見答韻》雲“宿昔追懷儒雅，新謠屢發高酣。耕鑿且安時論，論文亦要司南”，更都有低首下心之感。
馬先生是誠笃人，不會故意谀頌；如此老友，亦無必要假惺惺。兩人來往，辄及書法事，必是二公于書論方面頗有共鳴，否則不當如此。馬先生于書法十分自負，而願意說“論書信子賢”，也說明了這一點。
而沈尹默先生論書，最鮮明的特點是什麼呢？不就是法度嗎？他批評宋東坡一類人肆口“我書意造本無法”而把書法弄糟了。認為這些人隻是善書者，并非書家，書家就須要懂得書法之法。其法，由執筆、永字八法講下來，重筆勢、筆意，強調“書法的由來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見《書法漫談》）。因此他的字，形貌上雖與馬先生很不相同，兩公取徑卻甚一緻，無怪乎馬翁對他要深緻欣賞了。我說馬先生于書法一道，走的乃是“為學日益”之路，觀乎此而益信。
做為一位書法家，馬先生的造詣長久被低估或忽視了。偶有相關論述，或近乎閑談，或鄰于掌故，或管窺蠡測，未得真際。正式的研究，可說還沒開始。如今趁着重編馬先生《全集》的機會，梁平波先生編了這部《馬一浮書法集》，收羅廣備，對有意了解馬先生書藝全貌者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披讀感奮，不覺自忘淺陋，就馬先生之書學、書勢以及書法與他的理學修為、人格精神狀态等各方面略申蕪見，以賀此書之成，并為讀此書者助！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鄭寒白
馬一浮臨康裡巎巎書33×56cm紙本浙江省文史研究館藏钤印：茂陵馬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