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
圖3由于缺乏原始檔案，因此，關于大龍郵票的發行日、圖案的設計者等問題一直未有準确的答案。然而，舊海關檔案中赫德、金登幹、德璀琳之間的來往函電以及其中所藏郵政官方頒布的通令、指令、通谕、通饬、訓令、通電等，與郵票史、郵政史有着密切的聯系，是構成中國集郵通史和專業史的核心，對有關大龍郵票争議問題的破解更具有至關重要的文獻依據。遺憾的是，舊海關檔案存在着廣袤的處女地，有待開墾，對舊海關檔案考證用于大龍郵票史實及中國郵史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即便是已有對考證大龍郵票史實的研究，如果我們能充分重視舊海關檔案對考證大龍郵票的重要意義，那麼對大龍郵票的考證依然大有繼續深入的空間。一
1877年3月5日，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緻函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詢問在英國印制郵票的事宜。德璀琳在函中咨詢在英國印制、采購設備在中國印制或聘請英國專業人士赴中國協助印制郵票的分别成本費用是多少？詳見1877年3月5日德璀琳緻金登幹函。
5月11日，金登幹在給赫德的函件中談到他為德璀琳了解印制郵票事宜的情況，其中提到“現在葛顯禮也正為他‘設法籌劃的一個郵政系統’搜集有關資料。我所得到的通知是，除非有您的簽字蓋章，否則，不得把任何訂貨單看成是正式的。順便提一下，我注意到，訂貨單今後将由總理文案稅務司簽字”。
7月4日，金登幹在收到德璀琳5月份發出的涉及郵票印制的機器、紙張、油墨的訂貨單後，以電報形式報告赫德，強調在英國制作郵票的必要性：“郵政請購單不切實際，機器、紙張、油墨均不适用。詳盡報告已于6月22日寄出。您如立即寄來上次設計的像英國郵票大小的郵票圖案，并在接到報告後來電指示，各種郵票可于十周後在倫敦交貨，價格為每百萬枚55鎊。先在這裡印刷，可保證有專門的熟練經驗，節省時間并防止僞造，以後再交給中國。”
7月13日，金登幹緻函赫德，再次言及郵票在英國印刷“可以節省時間和費用”。10月25日，赫德緻函金登幹表示：“我們将在它那裡（指英國德納羅公司）制成我們的郵票。但是我不想倉促地聽從德璀琳過分樂觀的主張”。
1878年1月4日，金登幹緻函赫德，報告德璀琳給他本人的一封公函，内容是有關郵票的圖案、尺寸、色彩的。德璀琳在這件公函中附有“四種郵票設計圖案，海關需用的幾種面值”，以及郵票圖案“所選用的色彩、尺寸”，附件是“商請(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經辦定制的郵票訂貨單”。金登幹在給赫德的函中強調“在接到您準予照辦的指示以前，暫緩訂制”（見1878年1月4日金登幹緻赫德函）。2月24日，赫德緻電金登幹“推遲發出郵票訂單”；3月9日，赫德代表中國率團參加巴黎世博會途經天津，授權德璀琳試辦郵政。圖4
圖56月8日，英國德納羅公司按照金登幹委托的關于印制郵票的要求，設計出郵票圖樣共8種，主圖均為雙龍圍繞着太極圖。報告和圖樣由金登幹轉呈赫德。6月15日，德璀琳在緻海關總稅務司署造冊處①
代理稅務司夏德的第11号函中稱:“我發現，為了避免手續和賬目複雜化，目前最需要的是發行郵票。去年11月，我已向英國寄去定制郵票的訂單，但由于這些郵票運到中國需要一些時間，因此，在這段時間内，我不得不按原計劃，請求造冊處給我們提供第一批急需的郵票。按照我的請求，并經過前任造冊處稅務司廷德爾的批準，拔拉茂旦先生已于去年5月間把各種郵票的底版刻好。但鑒于購到這些顔料有困難，最好還是讓拔拉茂旦先生選用在上海可購到的顔料，我隻是請你不要選用那種表示哀悼的藍色。”德璀琳在函中建議郵票的顔色：“五分郵票用黃色，三分的用紅色。”并要求“印制五分銀和三分銀郵票各10萬枚，以應急需”（見德璀琳緻海關總稅務司署造冊處代稅務司夏德的第11号公函）。
7月18日，夏德向德璀琳發出第68号公函，内稱：“根據你上月15日第14号公函提出的印制面值三分銀和五分銀郵票各10萬枚的要求，我現在通過上海海關書信館寄上盒子一隻。包好的盒子外面有造冊處印章加封，裡面還有拔拉茂旦先生的私人印封，内裝有500張、共12500枚面值五分銀的郵票。其餘郵票的印刷将在明天完成，但因必須進行困難最多的上膠和打孔工作，還需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全部完工交貨。打孔機每天生産約200張，我希望在六周左右把餘數全部寄出。”
7月29，德璀琳自天津發給夏德的公函稱：“我已收到下列各物：(一)貴處本月18日公函第68号連同面值銀五分的郵票500張或12500枚；和(二)貴處本月22日備忘錄第274号，連同面值銀三分的郵票500張或12500枚。對貴處很快地并且非常成功地實現我的願望這—點，我向你表示感謝。”
原上海海關的杜聖餘先生用了近兩年時間，在天津海關檔案中查到了天津海關郵局于1878年7月24日收到首批大龍郵票的記載，也就是德璀琳的簽收單。
二
綜合上述舊海關檔案收錄的赫德、德璀琳、金登幹關于大龍郵票的往來函電，可以得出：1.赫德、德璀琳是中國仿效西方郵政啟用郵票的先行者，也是大龍郵票圖案設計的審定者；2.大龍郵票的印制有“倫敦方案”和“上海方案”，最後定在上海印制；3.由赫德授權德璀琳試辦郵政，德璀琳對大龍郵票的印制親力親為；4.集郵界将大龍郵票發行日期的上限定在1878年7月24日，海關檔案的文獻依據獨具權威、不容置疑。圖6
圖7
圖8
圖9然而，由于已披露的舊海關檔案材料，以牛莊海關檔案的記載最為明确——1878年8月1日收到首批面值五分銀的郵票，當天發給該海關威基谒郵票250枚供使用，因而集郵家孫君毅先生也曾“8月1日發行”之說。
盡管現今有關大龍郵票首發日的看法漸趨一緻，在1988年于北京舉辦的大龍郵票發行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上，比較統一的認識是：大龍郵票的發行日上限是1878年7月24日，以後陸續發售使用；1991年5月，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福州會議也做出了同樣的結論。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的是，牛莊、上海、北京等地的海關檔案，與天津海關檔案具備同樣的不可取代性和權威性。關鍵問題是能否系統地發掘、梳理與大龍郵票發行有關的那些城市的舊海關檔案。但這絕非一人（組織）之力、一時之間而能一蹴而就的。
當然，考證大龍郵票的發行日及中國郵史不能僅限于海關檔案，還需要我們如陳複祥②所言“要從舊時郵票目錄、書信集、論著和郵刊文章中，爬梳出一批相關資料，以與檔案文件和存世實物相互印證。特别要重視郵戳和實地寄過的信封”。因實寄封、郵戳史具有重要的曆史見證和史料價值，是郵政史和郵票史最可靠的佐證。周今覺于1925年提出以“1878年12月16日”為大龍郵票的發行首日，其依據為其所藏及所見數百枚大龍郵票上蓋銷的日戳，最早為12月。1931年，他在陸續發現時間更早的大龍郵票實寄封和蓋銷剪片後，在《規定華郵紀念日之提案》中修正了自己的觀點：“餘向時頗欲定12月16日為華郵紀念日，繼購得五分大龍型票（大龍郵票)一枚，其郵戳日期為一八七八年十月二日，地點為北京，餘乃知北方京津一帶發行日期實較早于上海。”他據此又提出“十月說”（見朱勇坤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上海集郵文獻史(1872-1949)》）。在中華郵票會董事會上通過了周氏提議的“規定華郵紀念日之提案”，建議每年的10月2日為中國郵政紀念日。
但囿于文獻、郵政實物的曆史局限，這一修正遠未接近曆史原貌。即便在當時，綿嘉義得悉該提案後，當即緻函周氏認為該議案不妥，強調海關檔案的記載為：大龍郵票由上海海關造冊處8月間印成而運出，應“仍以1878年8月為郵票誕生之日”。綿氏還在信中提出，“郵戳”是大龍郵票發行誕生日的最有力證據，可謂先進之見。此後陸續發現的大龍實寄封、票以及發行史料，證明綿氏的觀點更接近曆史真實。
然而，迄今所見存世最早的大龍郵票實寄封，即被譽為“華郵第一古封”的1878年10月5日北京寄上海實寄封，距大龍郵票發行的上限日期仍有距離，集郵界迄今未發現可靠的1878年7月、8月間使用的大龍郵票實寄封或舊票。究其原因，或許因為在大龍郵票發行前已使用了“郵資登記冊”。當時中國人通信仍以書信館傳遞為主，罕用郵票；而通過海關郵政寄信者又以外國公使館、領事館和商人等長期用戶居多，其郵費是以記賬方式按月交付的，這種“代替郵票”的郵資登記冊，要在1878年9月間3種面值的大龍郵票發行齊全後，約從10月份起，才具備停用條件。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據孫君毅先生考證，德璀琳所定的郵資是偏高的。1867年3月，北京發布郵政通告，北京寄天津和上海的信函，重量不超過—英兩的，收費4分銀。而德璀琳規定的是，每半英兩收費5分銀。所以面值5分銀的郵票發行後，各地出現反對者。根據現有資料，反對者已知有上海、煙台兩處，最典型的是上海。上海是外洋進出口的樞紐，又是溝通長江中下遊的轉口站，它推遲到12月才發售郵票。所以，早于10月的大龍郵票使用實物極為罕見，就并不奇怪了。
三
顯而易見，由于上述原因，想用郵戳或實寄信封求證大龍郵票真實的發行首日，難度似乎很高。雖然集郵人不會就此放棄有關大龍郵票實寄封、票的挖掘、收藏，但就大龍郵票使用品與舊海關檔案二者比較，後者對于推動大龍郵票發行日期等史實及中國郵史的研究，尤顯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1906年3月31日，綿嘉義利用海關檔案編著了一本保存了早期華郵的珍貴史料、梳理勾勒出早期華郵基本面貌的《華郵報告書1878-1905》，作為上海海關造冊處1906年出版的《光緒三十一年大清郵政事務通報》（Report.on.the.Working.of.the.Post.Office.1905）的“附錄M”。該書詳列了1878-1905年間大清海關與郵政官局所發行郵票的面值、顔色、發行數量等，郵票插圖包括“大龍”“小龍”“萬壽”“蟠龍”等。被陳志川③稱為“中華郵史上前所未有”。
20世紀80年代以前，關于大龍郵票的首發日就有1878年8月、12月和10月等3種說法，其中以“八月說”最為普遍。“八月說”依據的就是綿嘉義④的《華郵報告書1878-1905》。該書稱，大龍郵票由海關上海造冊處印刷，1878年8月運至天津。
然而，由于曆史的局限，《華郵報告書1878-1905》中訛誤頗多，特别是誤記大龍郵票的發行年月。綿氏對此并不諱言，他在上海郵票會舉辦的報告會上承認：“各種華郵發行的正确日期，郵政當局并無正式的記錄，所以當時著述，大半全憑臆測。”并把有關大龍郵票的版模圖案、印刷、紙張、刷色等問題，稱作“中國之謎”。
四
遺憾的是，這些“中國之謎”，時值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未能完美地破解，從而促使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關注舊海關檔案，希冀其能助推相關研究。
中國舊海關在中國近百年的活動中留下了大量檔案。1859年1月，設在上海的“海關總稅務司署造冊處”建立起西式的統計和出版制度。陸續出版的各口岸《進出口貿易統計》（ReturnsoftheImportandExportTrade），被看成舊海關最早刊行的内部出版物。比之當時其他曆史文獻，舊海關檔案幾乎無所不包，甚至連當年有無人中進士、有無新式的報紙出現、有無外國重要人士或中央要員到訪等都有記載，大體歸為統計、特種、雜項、關務、總署、官署、郵政這七大類，堪稱關于中國近代發展的百科全書。但因中國海關的檔案資料分藏于國内外的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美國密歇根大學圖書館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徐家彙藏書樓、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天津市檔案館、上海海關檔案館等單位，其時間跨度為18591949年，數量巨大、系統複雜，要充分利用仍有較多的困難。
學界很早便注意到舊海關檔案的珍貴性，20世紀60年代我國海關總署在組織出版《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叢書時，曾編譯過一本《中國海關與郵政》，但該書僅選用了少量的赫德與金登幹函電。有關單位也對卷帙浩繁的190冊《中國舊海關史料》，已經在如《近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基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驗證》《中國近代經濟地理》《試論中國近代海關的制度創新——西方制度文化在華傳播環境分析》等經濟史、文化史等子課題方面開展了研究，但還沒有整理出一部專業的郵政、郵票史子課題，更不要說專著專史。因此，對郵史研究者而言，舊海關檔案目前還屬于查找不便、難以利用的狀況，遠不能滿足郵史學者的需要。
毫無疑問，舊海關檔案猶如一座豐富的寶庫，至今人們尚未知曉其全貌。開發利用這一寶藏，是學界亟待努力的一項特大工程。令人欣慰的是，津海關從晚清至天津解放的89年中，保留下來的海關檔案有14000卷，目前全部珍藏在天津市檔案館内。1980年，天津檔案館編譯出版了《清末天津海關郵政檔案選編》，所選1877年海關郵政的籌備期、1878-1881年海關郵政試辦期的檔案史料，有許多是第一次公布于世的珍貴文件。1987年，天津郵政局在天津檔案館找到一卷津海關關長手寫、記述以天津為中心試辦郵政過程的英文檔案，極具郵史價值。就此，天津郵政局和天津檔案館在1988年聯合編纂出版了《天津郵政史料》，繼第一輯之後又陸續出版了五輯、計280萬字的郵政史料，在郵界引起極大的震動和反響，為郵史學家研究、編寫中國郵政史和集郵史提供了極大的支持。
水原明窗認為，“要确定郵票的發行日期，調查當時海關郵政的原始資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充分重視舊海關檔案的整理。對考證大龍郵票的史實以至破解我國近代郵政史上諸多懸而未決問題的重要意義，凝聚國家力量，能從中整編出郵政、郵票史冊檔案、專著，解讀與利用好其中的郵學史料，相信由此而起的郵政、郵票文獻史的逐漸開發，将會引領新一輪郵學成果的井噴。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很有必要探讨的嚴肅課題，也是撰寫本文的初衷。
注釋
①設在上海的“海關總稅務司署造冊處”成立于1873年10月27日，是海關主要負責編輯、出版印刷各通商口岸貿易統計年報，以及監督各種海關出版物相關事宜的專門機構。造冊處印制了中國郵政第一枚郵票——大龍郵票以及紅印花加蓋郵票等。
②陳複祥(1902-1970)，江蘇吳縣人，長于滬上。陳氏于1922年與張棣邨、葉頌蕃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國人創辦最早的郵票會——上海神州郵票研究會；1925年，他與周今覺共同發起成立中華郵票會，先後擔任中文書記、拍賣部主任。陳氏論著頗豐，其專著《中國商埠郵票史》在《新光》郵刊上連載數年。并曾與盧賦梅合著中國第一本中文郵票目錄《中國郵票彙編》；與張承惠合編上海最早的中文郵刊《郵票月刊》。有對中國早期郵票、郵戳、實寄封等的研究文章，散見于民國時期的郵刊。
③陳志川(1916-1977)，浙江紹興人，生于杭州。1942年3月1日，陳氏獨資主編的《國粹郵刊》創刊。他還創建了輔助編輯和服務學者的“國粹郵學藏書庫”及“國粹郵學資料室”，廣泛征求中外郵學書刊近萬冊。其組建的“資料室”則攝制私人家藏的珍郵照片，收集有關郵集源流的圖片近3000幅。陳氏還在《近代郵刊》上連載《國粹郵學藏書鈔目》，系統介紹了《神州郵票研究會會刊》《郵票月刊》《中國郵票彙編》《郵聲周刊》《郵乘》等珍稀郵報郵刊。
④綿嘉義（1860-1939），自署西班牙籍。綿氏在中國首先提出“郵學家”一詞，并诠釋為“系研究郵票上之極細微處并能增進吾人另一種學術之智識”。他的《華郵報告書1878-1905》，被陳志川稱為“中華郵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郵票目錄”。他與周今覺合著的《華郵紀要》，保存了早期華郵的珍貴史料，梳理勾勒出早期華郵的基本面貌，也澄清了早期華郵的若幹問題，具有對中國郵史挖掘整理的開拓之功。他關于“海關首次大龍票”的學術講演，邵詢美稱之為“以郵學價值來記，足供今日同好用為史料上的研究與參考，也可說是中國集郵史上唯一的郵學記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