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講什麼故事
要講好故事，首先要解決“講什麼”，就是說展品的标題是重點。正如俗話所說“讀書讀皮，看報看題”。
展品的選題很重要，一個新的、有創意的選題容易引起大家的關注，并激起觀衆的興奮點。如《螺旋槳飛機的故事》、《玫瑰—愛的象征》《走進菊花世界》《時裝》《樂器之王—鋼琴與鋼琴文化》《道路交通管理》（開放類）等展品令人眼睛一亮。
選題盡可能不囿于一國（或者很小）的題材，不然在競賽性郵展中有素材先天不足之嫌。一是受素材（也包括非集郵素材）的限制，二是受題材狹窄、難以拓展的影響。我們不排除有些展品在政治性、文化性、宣傳教育性上有着一定的優勢，但以郵展的評審規則衡量，就吃了大虧。如專題類的《龍之魅》《扇子》《佛塔及其龐大的塔系家族》；極限類的《中國的世界遺産》；開放類的《追夢路上石油人》《郭守敬的故事》《魯迅》等。有的選題可選用的素材太少了，螺蛳殼裡很難作道場。
标題是對一部展品内容的概括與濃縮。所以，标題的第一要素是明确，不要故弄玄虛，明明白白最好。
專題類的《咖啡》《螺旋槳飛機的故事》《細菌》；極限類的《從“頭”說起》《人像圖案在郵票上的變化》；開放類的《見證神州》《萬裡長城第一樓》《郭守敬的故事》《魯迅》等，開門見山，直截了當，讓人一看就非常明白。
極限類的《我的盧浮宮—歐洲繪畫之旅》就不夠明确，沒有解決好“講什麼”的問題，畫家與畫家之間、畫派與畫派之間的關系沒有梳理清楚。
推敲語言是漢語的特點。大部分展品的标題用語恰當、表述清楚，但也有部分展品的标題需進一步推敲。如《龍之魅》的标題雖然很凝練，但不夠明确，作者的意思是指龍的魅力，但“魅”的本意卻是傳說中的鬼怪的意思，過度的濃縮容易引起歧義。《鼓文化》也不夠準确，标題已經将展品的内容界定在“文化”中了，但實際内容卻并不僅僅局限于鼓文化。
有相當一部分參展者喜歡給展品增加副标題，但一定要用得恰當。展品副标題的作用，一是解釋主标題，二是界定展示範圍，三是輔助與補充。如果達不到以上三個方面的作用，就不要加副标題，千萬不能畫蛇添足。
專題類展品《玫瑰—愛的象征》，副标題揭示了玫瑰的文化功能，也界定了标題的範圍；《瓷器—人類生活的伴侶》，副标題就可以不用加，因為副标題沒有真正揭示瓷器的本質特征。“人類生活的伴侶”概念太寬泛，可以稱為“人類生活伴侶”的物品太多了，如“汽車—人類生活的伴侶”“書籍—人類生活的伴侶”，鍋、碗、瓢、盆、筆、墨、紙、硯等物品都可稱為人類生活的伴侶。
極限類展品《飛天—從夢想到現實》的副标題就很恰當，揭示了人類探索飛天的曆程—從夢想到實現夢想，能比較清晰地構築出展品的輪廓。但《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明珠—港口》的副标題卻沒有用好。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固定的概念，一般是指從我國廣州和泉州出發經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島，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的一條海上航線。看了《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明珠—港口》這個題目，觀衆自然覺得這部展品就是講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各個港口，然而該展品的内容卻并非如此，而是講港口的産生、發展及作用。
開放類展品《飛天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正副标題的搭配就達到了解釋說明的作用，是一個較好的例證。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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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二、故事怎麼講接着要仔細琢磨故事怎麼講，就是指展品的前言、綱要和内容的展開，也就是展品的“處理”，或者陳為樂先生所說的“思路”。
《多能的繩子》并沒有都說繩子。繩子與帶子是有區别的，說“腰帶”就是“腰繩”，解放軍叔叔背槍的“槍帶”就是“槍繩”，我是無法接受的。所以，内容的展開要與題目緊密相關，拓展不可牽強附會。
專題類《走進菊花世界》的綱要有一定的故事性，作者圍繞着題目，設置了“一起來認識菊花”“揭開神秘的面紗”“琳琅滿目的品種讓你眼界大開”“了解菊花孕育繁殖的過程”“淡淡煙姿醉裡看怎樣欣賞菊花”“從觀賞到走進尋常生活中”“吉祥寓意民俗事象”“是菊非菊皆因菊”8章内容。從前言到題目至綱要，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看了首頁，對展品的内容就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整體印象。
極限類的《石》《木》的思路不夠新，還停留在以前的那種套路。《木》的綱要中，第四章“眼前的小屋”與其前後幾章的體例不同，顯得突兀。開放類的《道路交通管理》綱要乍一看沒什麼毛病，但稍一琢磨，就能發現每章太獨立了，還停留在知識性的階段，需要從如何增強故事性上做些文章。本次郵展的極限類展品普遍缺乏叙事性。
綱要的各章、節是有内在邏輯性的，先講什麼、接着講什麼、再講什麼、最後講什麼，都要認真考慮，不能随意調換。如《帽子的故事》報名時的綱要是“帽子的起源”“帽子的演變”“帽子的表征”“帽子的材質”“帽子的功能”“帽子的造型”，共6章組成，展出時有調整，把“功能”調到第三章，“表征”調到了第六章。筆者對綱要仔細推敲了一下，發現這兩種順序均不恰當。對一件物品要麼先講自然屬性，要麼先講文化屬性，總得有個順序，不能這麼随意地穿插。可以調整為：帽子的起源—帽子的演變—帽子的材質—帽子的造型—帽子的功能—帽子的表征。先講形态再講作用，這是要遵循的一般規律。
《螺旋槳飛機的故事》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來叙述，并沒有多少新意，我們已經見過太多這樣的展品。但是，該展品能夠一個“我”到底，無論前言還是綱要還是展品故事的展開，始終是以第一人稱叙述。“我是誰？”“我的誕生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在人類的呵護下我茁壯成長”“我開始工作并影響世界”“在二戰中我達到鼎盛”“戰争結束後我也該退休了”“我将永遠被人類銘記”共7章，循序漸進，毫無瑕疵。此外《地圖—産生、發展和作用》也是使用第一人稱，以“我”貫穿始終。
我們也看到有的展品開頭以“我”來叙述，但在叙述過程中，“我”卻不見了。也有的開頭和結尾有“我”，中間部分不見了“我”。這些應引起參展者的足夠重視。
極限類展品《石》，可能是因為參展者的失誤，造成綱要與後面的貼片不一緻。綱要為“石的組成”“石的地質作用”“石的建築利用”“石的藝術制作”“石與人類的關系”等5章。可到了各章的貼片時，第一章變成了“石的種類”，第四章變成了“石的人文紀念”，第五章變成了“石與人類文化”，令人匪夷所思。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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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三、用什麼講故事
“用什麼來講”是一部展品的基礎，就像一座房子，幾根柱子要堅固，要能立得住。這個“什麼”，就是我們常說的素材。
本次郵展的專題類展品裡出現了一些無效素材，如美國私人加印郵品、收據、發票，所謂的設計圖稿、印樣等。極限類展品裡的存疑極限片也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美國私人加印郵資封，不管它是18××年的，隻要是私人加印的就不是有效素材。
要注意這種設計圖稿（圖9、10）。這兩件素材來自同一部展品，是很可疑的。這兩件素材發行于不同年代，一個是1982年，一個是1999年，相距17年，但設計圖稿的形式是一樣的—“薄紙貼在黑吸水紙上，蓋‘請閱’兩個字”。作者的集郵說明更令人生疑，一枚注明是“手繪設計送審稿”，一枚注明“未采用設計送審稿”。其實它們的屬性是一樣的，要說未采用，兩枚都是未采用的，要說采用，兩枚都是采用的。從發行的郵票來看，兩枚都是采用的。像這樣一眼就能看穿的素材，還是不要用的好，更不應寫出自相矛盾的集郵說明。
要分辨郵品與印刷品。郵票印制前的印樣與郵票發行後印的印樣完全不同，後印的就是印刷品。
有一部展品展出了多件蘇聯的郵票印樣，這到底是蘇聯解體後從檔案流出來的，還是其他情況？我們從展出的實物來看，有的印樣比郵票印得還差。還有的複印、倒印的情況很離譜，郵票印制的流程是很嚴密的，更何況解體前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有嚴謹的規矩，完善的制度，怎麼可能會把另一套郵票印在已經發行過的郵票上呢？換句話說，打孔裁切後的郵票不可能再返回到印刷車間讓工人再印一遍。
有一部展品中，相鄰兩張貼片用了兩枚首日實寄封，而有效信息卻隻在郵票上，這種首日實寄封在專題展品中屬于無效素材。我們從少數幾部展品中也發現了類似情況。
極限類展品中有的早期極限片，郵戳的油墨浮在明信片與郵票上，很難相信已有100年的曆史了，還有國内的少部分極限片，明顯存在着問題，如戳中“1986”年裡的“86”字釘是将“98”倒放進去制作的。仔細辨認極限類展品中确實有一些值得存疑的素材。
開放類中的自制郵品都是非郵品，這兩張貼片上都是非郵品，這部展品中還有許多這樣的不倫不類的素材。雖然開放類裡允許展出非集郵素材，但面積不能超過50%。當這樣的素材不算作集郵素材時，就造成了兩類素材的失衡。其實，開放類展品是可以展示報紙、雜志、照片的，無需再貼郵票、蓋郵戳。
利用郵品講故事，要謹防三種情況：一是擺了一件郵品卻沒有任何專題說明；二是專題說明與郵品沒有關聯或牽強得很；三是專題說明隻是對郵品的注釋，國際郵展評審員焦曉光稱之為“看圖說話”。
《緊急救治》中有一枚未按規矩裁切的馬爾雷迪1便士郵資封，這是不多見的好素材。作者利用其中一位婦女抱着小孩的信息，來說明兒童患急症時需緊急救治；在轉運至醫療點的途中，要注意保持呼吸道的通暢，避免兒童窒息，應用抱持搬運法。專題郵集就是要這樣恰當地利用素材上的信息，貼切地描述故事或展開專題知識。
《螺旋槳飛機的故事》到處都在用郵品講故事。如第一章“我是誰”裡，運用4枚1918年美國航空郵票的正票與中心圖案移位的變體票來講述，升力（圖案上移）、推力（圖案左移）、拉力（圖案右移）；用1枚智利的齒孔豎向移位變體票來說明“我的身體如何變化，螺旋槳都一直伴随着我”。仔細看，展品中随處可見這樣利用郵品講故事的精彩之筆。
極限類的《飛天—從夢想到現實》運用金字塔極限片，來說明金字塔的天梯與尖頂是人類的圖騰、祝願靈魂上天，來喻示人類的飛天夢，也恰到好處。
如果不切題，再珍罕的素材也沒有價值。如《石》從素材來說确實有很不錯的極限片。除上文提到的失誤之外，最後一章無論是“石與人類的關系”還是改為“石與人類文化”，都與前面不僅内容上重複，素材上也重複。盡管在這一章也展出了一些早期的素材，但因為重複，就不具有珍罕性了。
開放類的《道路交通管理》《萬裡長城第一樓》，素材的切題性都做得比較好。比如後者利用郵資票品上多次出現北四樓的身影（郵品）和一些外國元首、著名人士登上八達嶺在北四樓前拍攝的照片（非郵品），來講述北四樓的“第一樓地位”，也顯得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