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考上大學、博士，成為專家學者，卻抛棄了帶着“成功”标簽的生活，來到工廠流水線，來到打工者聚集的地方，把生活安放在月收入2000元的城鄉結合部。
她叫呂途。
天差地别的兩幕生活
夜幕降臨，一個女工晚上8點準時到達工廠，匆匆跑進車間。她抿着嘴，微弓着腰，将手指形狀的标簽快速貼在電腦屏幕的前框上。娴熟麻利的動作，讓人絲毫看不出她是一名“假女工”。
第二天早上8點，“假女工”筋疲力盡地回到宿舍，勉強洗了把臉就癱倒在床。
一覺醒來，已到中午。吃了飯，女工們有的看電視劇，有的聊天，有的忙洗涮。“假女工”用書做僞裝，在本子上做記錄。有的女工好奇，探過頭來，她趕緊收起本子。工友們都覺得她很神秘，這名神秘的女工就是呂途。
呂途1968年出生在長春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大學填志願時，她想學農或者學醫，因為可以幫助和服務他人。最後，她以第一志願被中國農業大學生物學院錄取。
上世紀90年代，呂途派到荷蘭海牙讀婦女與發展碩士。畢業後，回到農大當老師，一路從助教升到副教授，中間還讀了發展社會學博士。作為學者，她執行過大量駐華機構的項目：歐盟、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些項目給她高昂的咨詢費，讓她跑遍中國的每個省份，所有項目都圍繞着扶貧事業。
為國際組織當專家，光鮮的頭銜背後，呂途卻看到重重矛盾。“從五星級飯店走出來的專家，有什麼資格談扶貧和為農民服務？我沒辦法面對農民的雙眼。”呂途說那是一種知行不合一的痛苦。“我可以用英文寫報告，設計出很漂亮的方案，一切表面文章會讓你誤以為自己是專家，可是扪心自問，并沒有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2002年，呂途離開了中國農業大學，作為家屬，與身為歐盟外交官員的丈夫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亞。由于外交官的夫人被禁止在其任職國有任何正式工作，呂途成了一名全職太太。
雅加達的生活安穩而舒适，曾經的教室、田野和山村變成了如今的落地窗、後花園和遊泳池，一切瑣事都有傭人負責。呂途卻覺得自己失去了原本的社會屬性，有時候甚至會覺得痛苦。
雖然是兩個女兒的母親，可以跟她們朝夕相處，可呂途覺得自己其實是殘缺的。她想去做一些更加有意義的事情，也許跟女兒相處的時間會少一些，但那樣的自己才是完整的，才會在面對女兒的時候，有更多的自信和勇氣。
2005年，呂途以項目負責人的身份到一處外來務工人員聚集地調研。那是髒亂差的城鄉結合部，呂途做完訪談，準備離開。困惑卻揮之不去。“基于無知的研究，最後導緻什麼樣的結果，可想而知。”
呂途決定面對這個問題。她和工友們住在一起，八九平方米、沒有上下水的小房子成了她的生活空間，上旱廁，無法洗澡……她想知道，落腳城市的打工者如何生活。最終，呂途留了下來。
心系工友之家
2007年到2008年，呂途經常回國參與一個服務家政女工的項目，叫“社區姐妹行”，得到了位于北京城中村皮村的工友之家的支持。工友之家是由打工者于2002年成立的社會公益機構。
城中村的環境跟城市相比，完全是兩個世界。起風的時候，街道上時常伴有沙塵；宿舍裡燒土暖氣，也不能經常洗澡；廁所味道很大。
呂途想要在這裡做研究，首先要跟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但做到這樣更不容易。平時大家住在一起，每個人一個小房間，相互之間交流的并不多。工作之餘，為收集更多資料，呂途會跟大家一起聚餐。幾個男同事比呂途年紀小一點，高興的時候喜歡喝酒，但喝起來沒有限制，也不分中午和晚上。有時候喝大了，話不投機，還會大打出手。
要在這樣的環境裡建造内心的理想家園似乎難上加難。但呂途覺得，工友們背負太大的壓力，有必要為他們建設一個家園安放他們的靈魂。
除了做研究，呂途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參與工人大學的教學工作，身份是總輔導員。工人大學的正式名稱是北京同心創業培訓中心，是工友之家在北京平谷區租下的一個已經廢棄的小學校園，距離北京市區70公裡。
許多工友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教育，帶着各種困惑和疑慮來到工人大學，希望得到答案。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論，呂途則會對他們的問題進行闡發，并給出建議。漸漸，這種形式被工友接受，人越來越多，即便由于工作需要協調時間，依然堅持專程來聽課。智能手機普及後，授課方式發生了轉變，由遠程和面授共同組成。呂途有時在外地做調研，或是回歐洲居住，課程也不會中斷。
許多人在工友之家找到了自己，對他們而言，“城市待不下，鄉村回不去”，很多人迷失在都市與鄉村之間。一名叫小玉的年輕人就曾經因為這個原因自殺過。在呂途的幫助下，小玉變得積極陽光，還自學考上了夢寐以求的大學。居住在皮村的“女工作家”範雨素，也多次得到呂途的幫助。
對呂途來說，在工人大學授課其實也是做調研的一種方式，能近距離與工友接觸，了解他們的困惑和感受。
在皮村居住期間，因着工作便利，呂途訪談了多位工友，涉及居住狀況、子女教育和拆遷問題等多個問題。她發現，那些到城市裡打工的女性從一開始便面臨着更為複雜的生存境況，在社會保障、性别關系等問題上往往處于弱勢。
為女工作傳
突然有一天，呂途覺得單純做調研還不夠，要到生産線上親身體驗，或許是一個更有效了解中國當代女工的途徑。于是，她決定去打工，這才有了文章開頭的“瘋狂”行為。
2013年，呂途通過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張身份證複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齡也比自己小十多歲。進入工廠之後，她被分到了夜班，從晚8點到早8點，除了點名的時候，姓名在這裡并不重要。晚班車間裡60個工人，但很少交流。
實地打工，呂途吃了很多苦。有一次，她太累了，差點在工作時睡着。拉長在她耳邊大吼，差點吼出了她的心髒病。
采寫女工故事，很多時候也不順。有個女工就曾反複問呂途，你對我問東問西，到底是鬧哪樣？如果我出了什麼不好的事，是不是和你問我的故事有關系？到時你是不是應該進行賠償？
呂途采訪了将近100名女工，選出了34個故事，訪談對象的年齡跨度達到四十多年。從“曾經的主人翁”50後國企女工呂途的三嬸，到糾結生不出男孩的70後女工如玉，到在性愛中感到困惑的80後女工鳳霞，再到拎起行李就出發的90後女工王琪……故事的主人公涵蓋了不同的年齡和地域，足迹遍及東北、北京、天津和蘇州等地，從曾經的老工業基地到如今的新工業園區。呂途讓女工們自己說話，拼在一起，就是一幅關于性别、關于勞動的社會景象。
有人問呂途，這麼辛苦地為中國女工奔波勞累究竟為了什麼。呂途說，中國打工群體一直是相對弱勢的社會群體，而女工則是這個群體中更為弱勢的一部分。她試圖為她們作傳，讓她們的聲音和故事被更多人知道。“一個完整的生命故事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我希望更好地去呈現社會的樣貌，并讓它具有更強大的分析背景和信息，能對未來發展有所啟示。”
其實，呂途并不隻關注中國女工，中國在外打工的新工人接近3億，再加上新工人群體的孩子、留守家鄉的父母，整個群體可以到達5億人。她認為，這5億人口與中國的經濟、社會安定息息相關。可以說，3億中國新工人沒出路，中國就沒出路，中國新工人的未來決定着中國的未來。所以，她覺得她的研究非常有意義，也希望，她的專著《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能給人以啟示，促進社會發展。
“盡己之力，為社會、為祖國作一點積極的貢獻，我願意為此付出畢生努力。”呂途如是說。
責任編輯：陳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