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把房間按自己的想法擺弄收拾停當，老村長提着一大桶水來了，濺出來的水在他的褲腿上結了冰，走動時發出鐵皮相碰的聲音。他把水倒進缸裡說你先摻水洗洗。給風吹了個灰頭土臉，頭發飛揚成了蒿草。我洗漱完畢，他說去吃飯吧。出了校門，老村長指着前面那道山嶺上的一座山峰說：“那叫老疙瘩峰，上面有信号，打電話得爬到上面去打。”我說：“那道山嶺叫什麼？”他說：“擋山。”我說：“是哪個擋？”他說：“擋住的擋，還能是哪個擋，你看像不像一堵牆。”我說：“像，城牆。”他嘿嘿一笑說：“誰能打那麼厚那麼高的牆？老天爺！”夕陽從村巷鋪過來，整個村子米黃色，讓人有些恍惚。
老村長家在村子的中部，窯洞，院牆，都老胳膊老腿的，和别的院落沒啥大的區别，一點也不突出。進了窯洞，炕上擺着一張四方四正的小桌子，燈已經點上，桌子擺着五六個菜，酒已經打開，味兒很醇。我說：“家常便飯就行了，這……”老村長脫鞋上了炕，四平八穩地坐下，拍着旁邊說：“鞋脫了，往裡頭坐，裡頭熱乎。”我就脫了鞋，坐在他拍過的地方。老村長說：“靠在被摞上，城裡人腿盤不攏，你就抻開，往展裡抻。咱這裡就是坐在炕上吃喝這麼個習慣。”說着端起酒杯，在我的酒杯上碰了一下，“今兒個咱爺倆好好喝幾杯。”然後一仰脖子，一飲而盡，又斟上了酒說，“我說咱爺倆你不多心吧，按你的年齡，我做你的父輩該合适。”我說：“不多心，我父親快70了。”他說：“我六十有九了。”說着又端起杯酒來說，“我敬你一杯。”我忙端起酒杯說：“應該是我敬您，哪有您敬我的道理。”
老村長往我的碗裡夾了幾塊肉說：“自從老眼鏡退休搬進了城裡，上面就派不下來老師，老教師有老資格不願意下來，年輕人來了待不住，硬不要這份正式工作，也不願待在這地方教書，唉，也能理解，咱這裡山大溝深，交通不便，信息不通，連找對象也成問題。……後來上面想了一招，招代課教師，倒是招了兩個高中生，可幹了一學期就都跑了，一個月幾百塊錢養不住人，到外面去打工一月一千多兩千地掙哩，外面的世界又熱鬧。上面沒招數了，又趕上了國家撤點并校，有個詞咋說來着，對，叫資源整合，唉，上面也有上面的難處，沒辦法中的辦法，就把上莊學校撤并到廟台學校去了。”
“撤點并校”，是2001年開始的一場對全國農村中小學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推行後大量的農村中小學被撤銷，學生被集中到小部分城鎮學校。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公布的數據，2001年至2010年10年間，我國農村的中小學數量銳減一半，平均每一天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一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從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間，全國減少小學371470所，其中農村小學減少302099所，占全國小學總減少量的813%。2012年9月初，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報道稱曾因“一窩蜂”“一刀切”引起争議的“撤點并校”得到有效遏制，河南、新疆、安徽、江西、甯夏等地立即停止撤并學校。
我說：“撤點并校已經叫停了。”
老村長歎口氣，“都撤并光了，叫停了能起啥作用，撤了的還能再恢複？”
他跟我碰了一杯酒，又說：“一開始計劃的是要把廟台學校撤并到上莊來的，那時間廟台學校才72個學生，咱上莊還有87個學生。可人家廟台朝裡有人嘛，張萬順的兒子在縣裡做官，背後鼓搗了一下，事情給翻了個過，把上莊學校撤并到廟台了。上莊離廟台十幾裡，偏遠的幾個生産隊（自然村）都超過二十裡，像豬頭峁、黃家川、梁家寨去廟台比來上莊多一半的路程，這是我一步一步量出來，六七歲的碎娃到廟台上學一天還不都走了路了？再說要翻幾道深溝，陰森鬼氣的，你說咱這裡兩隻手緊刨慢刨日子都過不下去，哪像城裡人按時按點地接來送去？我扯着來查看學校的幹部讓他們丈量，可是人家不丈量嘛。”
我點着一根煙遞給他，他咂了兩口說：“咱上莊咋也比廟台要中心，廟台還是從咱上莊分出去的一個大隊，你說到哪裡說理去？”
我說：“上莊現在有多少學生。”
老村長說：“四十二三個吧。”
我說：“噢，還沒城裡一個班的學生多。”
老村長說：“要說光咱上莊村，學齡兒童180多個哩，這都是上了戶口的，沒上戶口的該還有幾十個吧。現在嘛，人們對娃念書看得越來越重了，誰也不願意娃大了和老子一樣打牛後半截，孩子年齡大點，年輕力壯的就攜家帶口進城去了，邊打工邊供養娃娃讀書，不農不工不鄉不城的，打工掙下點錢，隻有戶口還在咱上莊。剛從村裡走過你也看到了，許多人家都空殼了，村子裡學生娃就越來越少。可還有些家裡拖累大、行動不便當進不了城的，你說學校撤并了，娃娃念書咋辦？現在這社會不念書還能有啥出路？他們就這一條路。”
老村長喝了一杯酒，說：“我跟他們喊，可沒人理我，叫喊了幾次，把我當瘋子待。我往鎮上跑，蹬着書記的門檻喊，蹬着鎮長的門檻喊，鎮長說你這劉啊一大把年紀了，又沒有孫子在學校讀書，這麼辛苦值不值？我說值！我說要撤學校，那你就把我的村長先撤了。可他們聽不進去，還是執意要撤，我急了罵他們腐敗。你說上面明顯做得不合實際，他們卻不抵抗，這不是腐敗是啥？後來給我罵急了，他們就把我的村長停了。可停了我還得喊，在上莊我不喊誰還喊？我這人能纏，一遍一遍地往縣裡跑，到縣上去喊，他們說這是縣委、政府定下的事，不能更改。我說毛主席都說了知錯就改，有啥不能改的，再開會研究。可人家再沒人理我。我找到了教委主任家，在門口一坐一整天，一坐一整天，最後教委主任把我叫進去，給我說了很多，我聽出來了，這樣的情況也不光是咱上莊，全縣這樣的情況都多着哩。最後教委主任給我說，隻要你能請來老師教書，我按正式老師給待遇，學校給你保留。我說這可是你說的，隻要學校不撤，老師的問題我來解決。他問我有什麼辦法解決。我想到辦法的是年年上面給我們村派扶貧單位，按要求扶貧單位要專門派一個人來村上扶貧一年，我就讓他們教書。他想想說那就試試吧。但最後還是把四五年級撤并到廟台去了。”
老村長點的是古老的馬燈，玻璃擦得明光閃亮的，但窯洞很深，還是很暗，我說：“上莊怎麼到現在還沒通電，村村通電，那是硬任務，不能落下一戶的。”老村長說：“這咱得憑良心說，不能怨國家，前幾年人家翻山越嶺把路線都踩好了，到村子上一看沒辦法了，上莊一共六百八十多戶，有人的也就六七十戶，十分之一，上莊一共八個自然村，但莊點有二十幾個，有的莊點就剩一兩戶人了，有的一戶占一個山頭，還是寡婦站在大門口，有走心無守心的。後來縣上來了個領導，走着看了又看，說要麼往起集中，要麼搬遷。可集中不容易嘛，搬遷就更不容易了，最後說是回去研究研究再說，這一研究就沒音信了。現在就越沒辦法了，人越來越稀了。”
隐約看到有個大嬸在竈台前站着，我說：“嬸，來炕上坐。”
老村長就對着竈台說：“秀芝，叫你炕上坐哩。”
竈台那面傳來微弱的聲音，老村長說：“不管她了，一輩子沒拉展過，越老越抽抽兒了，來個生人就像老鼠見了貓，恨不得鑽進地縫裡去。”
老村長端起酒杯又在我的酒杯上碰了飲了，說：“每年扶貧會一開，單位定下來，我就去找扶貧單位，跟領導提出不要金不要銀，隻要扶貧幹部來教一年書就算完成扶貧任務，我就簽字送錦旗。扶貧單位都很支持，不支持也不行啊，我不簽字，年底考核他們就過不了關，上面對扶貧很重視的，大會上通報批評哩。”
我說：“教書可不是一般工作，不是人人都幹得了的。”
老村長嘿嘿一笑說：“這你說錯了，不但幹得了，幹得還好着哩，現在下來扶貧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文采好得很，活也幹得認真，今年是第六年了，前五個比老眼鏡教的還好，鎮上、縣裡、包括省上，舉行個啥比賽，咱上莊學校都能拿上名次哩。盼香的娃馬鵬程二年級在縣裡拿了一等獎，上學期又在縣裡拿了一等獎，省裡拿了二等獎。鎮上的小學還沒拿上獎哩。用領導講的話來說，我這個決策是個英明決策哩。”
我笑了，他又說：“再說，老師都有參考書，有教學大綱哩，我全買回來了。隻要照着上面的規矩把課本上的知識教給他們就成了，大學生教小學生還不跟耍一樣？教書這活其實不難，就是領着娃娃一遍一遍地念嘛。”
我笑笑說：“您是村長，更像校長。”
他說：“沒辦法，幾十個娃娃哩，一雙眼睛撲棱撲棱地看着，你能忍心不管嘛。”
我說：“我知道許多扶貧幹部下來都是到村裡繞一圈子就回城裡待着，哪能踏踏實實待上一年，教學生可是點對點卯對卯的活兒，萬一來扶貧的幹部不願在這裡待，您咋辦？不把娃娃耽誤下了？”
他說：“不會的，來了隻要看上那些娃娃一眼，都不會丢下就走的，你想嘛，這些娃沒别的路，就指望讀書哩，你不教，他們就辍學了，辍學了一輩子就完了，誰忍心讓這些娃辍學？去年來扶貧的陳東方一來就嚷着要回去，說這裡太荒涼了，太閉塞了，電不通，網上不了，手機連個信号都沒有，會把人圈瘋，扶貧幹部也沒要求非要住在村子上，我又不是來教書的。我好說歹說就是不願意待。我說就算是幫我個忙，教上一個月，别把娃娃的功課耽誤下了，等我找到能替你的人你就走。”
我說：“找上了？”
他說：“哪能找上呀，能找上我還這樣作難？我想到的就是熬時間，熬他。隻要他能教上一個月，就會留下來教一年。結果，一個月後，他對我說您别找人了，我教，一年，全心全意的。後來教得可好了，盼香的娃馬鵬程上學期在縣裡拿了一等獎，省裡拿了二等獎就是他教的。”
看看我，他又說：“耽誤這些娃的學業有罪哩，誰都不忍心啊，你說是不？那一對對羊糞豆兒一樣黑幽幽的眼睛最能說服人了。讀下書的人都是懂大道理的，他們跟學生有感情了，回去以後還惦記着咱這學校，買了些本子書包文具盒來看過這些娃娃，有個事找他們也都很幫忙，朱小三的兒子往城裡轉學，就是小牛給辦的，沒花一分錢就辦成了。”
我敬了老村長一杯，老村長一飲而盡，說：“上莊小學四五六年級撤并到了廟台，這讓上莊學生進城讀書提前了三年。以前上完小學才都想辦法往城裡轉，現在上完三年級就得想辦法往城裡轉了。草鞋鎮有初中，可教學質量不高，好老師都調縣城裡了，每年連高中都考不上幾個，這幾年越辦越爛杆（糟糕）了，前年還出了老師睡學生的事，名聲也臭了。因此，現在都一步到位，直接轉到縣城、省城，邊打工邊供娃上學，上面說是教育移民，有道理，可這負擔就重了。”
我說：“我教書沒問題，可扶貧的事咋辦？”
他跳下炕去，從棗紅色箱子裡取出一個印着“扶貧工作筆記本”，遞給我說：“你看看。”
我翻開一看，連一頁紙都沒寫滿：1999年市水電局扶貧水泥5噸，面粉2車；2000年市農貿處扶貧大米5噸，面粉5噸；2001年市畜牧局扶貧絨山羊種羊4隻，面粉5噸；2002年縣宣傳部扶貧大米3噸，書籍200本；2003年縣公安局棉大衣500件，單衣1000件，面粉4噸；2004年省農牧廳……
我懶得看了，合上本子。老村長說：“都扶了十幾年還這樣嘛，扶跟不扶一樣，也不是扶貧單位不出力，咱這裡條件差，窮根子紮得深了，靠天吃飯，老天爺不下雨，誰都沒治。”
我說：“上面要求争取項目，帶動鄉親們緻富哩。”
他嘿嘿一笑說：“你信？連他們自己都不信，那就是句話。咱這裡山大溝深的，又沒煤呀油呀的啥資源，你來時也看了，那些大溝幾百米深，連個石頭都沒有，咱這片土地窮到骨頭裡去了，能争取來啥項目？誰眼瞎了把錢往咱這地方砸？講話都講得好聽着哩，要真像他們講的，早都奔小康了，要我說把娃教好了，就是最好的扶貧哩。”
大嬸又端上來一個菜，放下就走，我說：“我給大嬸敬一杯。”
他說：“她喝酒比喝藥還難脹，我替她喝了。”
大嬸又蹴到竈膛去了，隻看清了大嬸一頭白發。
“挖過你的底子，領導說你學問大着哩，教過十幾年書，還是專門寫書的作家，寫書，那多日能。”他笑笑，“派你來扶貧是咱上莊這些娃的福氣啊。”
我忽然想起來，說：“您跟我們領導咋說的，他怎麼一直沒告訴我？”
“你們領導說不用給你說，說你這人善良，又是寫書的，要下鄉體驗生活，隻要到了村子上肯定就離不開了。”老村長抹了帽子撓撓頭，“隻要你把娃好好教上一年，扶貧任務就算完成，所有的字我都給你簽得好好的，年底村上還寫表揚信、錦旗送到你單位上。”
酒杯太大了，碰得又勤，沒一會兒工夫，一瓶酒就見底了，他又開一瓶酒，“從一個熱鬧的地方一下子放到這天聾地啞的地方待了一年，真是難為你們了，我敬你一杯。”他端起一杯在我的酒杯上一碰又一飲而盡。
我說：“不能再喝了，您年歲大了，應該少喝點。”
他說：“你别替我擔心，酒量是練出來的，我三歲上爺爺就拿筷頂子蘸着酒喂我，你放開喝，不一定能喝過我。再說人生有時間，死有地方，老天爺都安排好了，閻王叫你三更死，小鬼不留你到五更。這酒是好酒哩，純糧食釀的，你還記得？”
看看酒瓶，我想起來是我回他的酒。
他又往我碗裡夾了幾塊肉說，“人終歸是要死的，我這一把年紀了，不知道哪天眼睛閉上再也睜不開了，能做一點事就算一點事吧。多做一點事，到那世受的罪就少一份。以前啊，老想着家裡的事，恨不得把整個村子都弄成自家的，恨不得跺一下腳擋山都抖哩，可越老越覺得上莊就是一棵大樹，這一家一戶都是樹結出的果子，一個村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樣。你說當不當村長都把我叫老村長，就像老村長是我的名兒，村裡的事，你不管誰管？就說那些正念書的娃娃，沒有了學校，放了羊，你說你心裡不難受嗎？！”
我想，每個來扶貧的都是經曆過這麼一場酒，他還能走開嗎？誰不死心塌地留下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