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迷惑惑的被一聲“報告”叫醒，一睜眼才發現天已大亮。幾把穿好衣服拉開門，門框後面露出一雙雙眼睛。從迷惑中靈醒過來，我恍然大悟，忙說：“先、先上自習。”馬鵬程說：“老師，今兒個該升旗。”“對對，對，升旗，升旗。”我拍拍腦袋，有些窘迫地說：“集合，整隊。”開學的第一天是要升旗的，這隻要家裡有上學的孩子都知道，第一天學生要穿校服，系紅領巾，升旗手、護旗手要披绶帶，戴白手套，學生把這看得很莊嚴。馬鵬程說：“老師，國旗在你這達。”我臉也顧不得洗，在房子裡翻找。紅旗找到了，遞給馬鵬程說：“快去。”馬鵬程接過旗說：“老師，還要用錄音機放《國歌》。”我這才明白那台木殼錄音機的主要用途了。按下播放鍵，聲音卻乏沓沓的，聲音都走樣了。我拍拍錄音機，聲音還是乏沓沓的。馬鵬程說：“老師，電池沒電了。”我忙進房間，打開旅行箱翻找。老婆說山裡最離不開的是手電筒，專門買了一個手電筒給我裝上，還帶了幾節電池。翻出電池裝進錄音機，按下了播放鍵，高音喇叭就傳出雄渾嘹亮的《國歌》。我匆忙出來，見四個同學每人拽着紅旗的一角，邁正步走向旗杆，馬鵬程站在旗杆下，鄭重地接過紅旗，在繩上挂好，一下一下勻稱而有節奏地拉着，紅旗緩緩升向天空，高高飄揚。雖然他們沒戴白手套，沒披紅绶帶，但一樣的莊嚴。同學們都高高擡起頭仰面朝天，左手高高舉過頭頂，風兒拽動着紅領巾。我也情不自禁地高高舉起了手。自從離開學校，我就再也沒有經曆這莊嚴的時刻了。
三月的早晨，春寒料峭，出氣成霜，寒氣逼人，山風很硬朗，吹在臉上刀割針刺一般。同學們的臉蛋被山風掠得通紅通紅，可他們的頭依然高高仰起，一隻隻舉過頭頂的手高擎着，一臉莊嚴……校門外聚集了許多村民，在這山野，觀看學生們的升旗儀式，不比天安門升旗儀式遜色。等我把手拿下來，手都凍拙了。
升旗儀式結束後，我宣布下午舉行開學典禮大會。我說：“每一個班選一個學生代表上台發言。”學生們歡呼雀躍起來，立刻在班長的指揮下分工搭起會場來。馬鵬程從我的辦公室翻出了兩條紅綢子和幾張白紙，說：“老師，橫幅你寫還是我們剪？”我明白他們要做會标，就說：“剪，你們剪，老師的字寫得很醜。”馬鵬程就嘿嘿笑笑，抱着紅綢子和紙出去了。校園裡一派繁忙景象，搬桌子的抱凳子的拴繩子的，幾個女生在教室裡剪字。教室台基比院子要高出幾十公分，伸出廊檐兩米多，正好做主席台，擺了三張桌子五個闆凳，一绺子紅綢子苫蓋了桌面，錄音機還帶着兩個話筒，也擺在了桌子上。一條“草鞋鎮上莊小學開學典禮”的會标很快做了出來并挂上了教室的廊檐下。會場就這麼擺出來了，一切都像模像樣的。會标上剪出來的字并不比城裡電腦打印出來的字遜色。看着他們，我在想如果沒有學校，他們将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
天公要做美，就會給個好天氣，刮了一早晨的粗硬的西北風，吃過午飯竟然無聲無息了，雖說春寒料峭，但不刮風天氣就立刻有了春天的溫和暖意。主席台上坐着的除老村長和我，還有盼香和李谷，我想他們三個人就是上莊的領導層了。
老村長的口才真好，講得既通俗易懂，又鼓舞人心，還列舉了上莊考出去的幾個大學生，連我都覺得鼓舞。我想要是我給他寫講話稿，絕對寫不到這個份兒上。幾個學生代表是三年級班長馬鵬程，二年級學習委員李志遠——李谷的兒子，一年級班長顧清泉。學生代表的發言也博得了一陣一陣的掌聲。大人們來得不少，都站在學生隊伍後面鼓掌。老村長給我說除了在家裡動彈不了的，上莊的人能來的都來了。開學典禮就像一個節日，不僅是學生的，也是家長的。
我用了一個中午寫了講話稿，念得還算順利，老村長拍拍我的肩膀說：“到底是文肚子，那些詞兒用得多好，雖然我不懂，但一聽就是好詞兒，要是那些年，都能當口号喊哩。”我說：“村長講得真好。”老村長嘿嘿一笑說：“斷斷續續幾十年的村長了，年年講噻，講順嘴了。”李谷照舊把攤子擺到校園裡來了，他給我豎了大拇指，說：“好，講得好，有文化，比前幾個都講得好。”我拍下了許多照片。
教室裡氤氲着一種孩子特有的氣息，與新書本的墨香融合在一起，這就是童年的氣息，是欣欣向榮的氣息，天天向上的氣息，我很熟悉這種氣息，大學畢業後我曾經被這些氣息熏陶了十幾年，所以倍感親切。陽光從窗口暢亮地撲進來，教室一派明媚，所有的眸子一片晶瑩。
教室裡隻架着一個火爐，就在講台附近。對于坐六七十個學生的教室來說，一個火爐的熱量實在太微弱了。盡管教室的後門是封死的，窗戶也是封死的，縫隙都是用透明膠帶粘封了，但教室給凍透了，就像冰窖，寒意砭骨。我讓學生将火爐移到了教室中間，并将學生往一起集中了一下。
二年級和三年級一個教室，給二年級上課，三年級就隻能自己預習。我打開課本，說三年級先對照拼音熟悉語文第一課後面的生字詞，每個字詞寫二十遍，二年級把數學課本翻到第一課。話音剛落，三年級學生立刻跳起來往出就跑。我說：“你們幹啥往外面跑？”馬鵬程說：“報告老師，我們去寫作業。”我說：“寫作業跑到院子裡幹啥？”馬鵬程說：“老師，不在院子裡寫，在哪達寫？”我說：“在院子裡寫？”馬鵬程看出我的疑惑來，說：“老師，作業本上寫家庭作業，課堂作業在院子裡寫。”我猛然想起院子裡那些寫着名字的“責任田”，原來是“課堂作業本”啊。
給二年級上着課，我偶爾掃視一眼院中，學生種瓜點豆似的趴在院裡，往那一塊塊“責任田”裡填字，看上去更像一群啄米的小雞。寫錯了，手就是橡皮擦了，用手刨幾下再寫。三月初晨的陽光盡管明媚，卻無法驅散砭骨的寒冷，他們都沒戴手套啊，不時地兩手合起來大口大口哈着熱氣取暖。給二年級上完課來到院裡，“責任田”已是密密麻麻橫豎成行落滿了字。他們手裡的“筆”是一截廢舊電池裡的炭棒，磨得明晃晃的。我拿過李波手中的“筆”，在地上寫了幾個字，比粉筆硬多了，但因為磨得光滑，用起來還算流暢。看着他們凍得通紅的小手，我心裡湧起一陣悲傷。城裡的孩子坐在有暖氣的教室裡還戴着手套。馬鵬程跑進教室，拿了一截粉筆來說老師，你拿粉筆畫圈打叉。我說快進去到教室裡烤火吧。可同學們都圍着看我批他們的作業。等批閱完擺在院子裡的課堂作業，我的手都凍拙了。
中午放學後，去老村長家吃過飯回來，見有一半的學生沒有回家，他們圍在火爐邊，烤他們帶來的馍。有幾個學生從李谷那裡買了方便面，直接撕開，将調料面撒在方便面上“咯喳咯喳”幹嚼，因為太幹，噎得脖子一抻一抻的，一個孩子噎得直打嗝，另一個給拍着脊背。真讓人看了寒心。
爐膛裡學生塞了土豆，土豆烤熟的香味發散出來。李小甯雙手捧着土豆跑過來，說：“老師，吃洋芋，烤下的洋芋比煮下的洋芋香。”我抹了他頭一下，說：“老師不吃，你吃吧。”有學生悄聲說：“老師是城裡人，不喜歡吃洋芋。”他就顯得有些失望。我說：“誰說我不愛吃洋芋，我最愛吃洋芋，咱倆一人一半。”李小甯嘻嘻笑着說：“老師，還有哩，還有哩。”從那天開始後，講桌上總會擺着一個或者兩個烤得脆黃脆黃的土豆。
我開了門讓他們進去喝水。他們直接抓起舀子從缸裡舀了水喝，我說：“生水不能喝，也太涼了。”黃花花說：“不咋的，家裡也這麼喝。”我問他們為啥不回家？他們說家遠。我去了李谷家，讓他進五個暖壺，三十個碗。我想讓孩子中午能用開水泡馍、方便面，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我問李谷一個作業本得多少錢？李谷說：“有三毛的，有五毛，也有一塊的。”我說：“你再給進二百個作業本來，一塊的。”李谷說：“我給你按批發價。”我笑了笑把錢遞給他，他拍拍自己的腦袋說：“這話我說得不好，我給每個學生送一個筆記本。”我說：“算了，我幾天的工資就能給每個學生發十來個本子。”看李谷臉上動了動，我想我這話說得也不好。我說：“再進兩個籃球。”李谷說：“籃球得到縣上去進，鎮上沒有，那得等機會。”
兩個年級在一個教室上課，自然會互相影響。我想再開一間教室，反正那些教室也閑着。上莊小學學生最多時有二百多，教師十二個，教室并不少，一共有八間，為什麼要把兩個年級集合在一個教室裡。我去找老村長，老村長說學校在縣上已經撤掉了，就沒有了經費，現在的一些經費都是教委從别處擠挪來的，壓縮了老多，取暖費、桌椅闆凳門窗玻璃維護費都按人頭往下撥，你沒看那些教室一塊玻璃都沒了？村上呢啥費都不讓收了，拿不出錢來。再說天氣這麼冷，一個教室坐十來個人，教室冷得就像冰窖，還不如擠到一起熱乎。老村長把暖壺、碗和作業本的錢給我，我說：“算了，沒幾個錢。”老村長說：“差啥你就說一聲，這點錢村上還拿得出，你就負責給咱把娃教好，後勤有我保障哩。”
過了幾天，村長抱來兩個籃球，說：“管緊一點，這些碎（孩子）費得很，一年打爛過十個籃球。”我問一個多少錢，村長說：“一個80塊，兩個150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