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我提前回了城。扶貧一年了，眼看到年底了，大事做不了，做點小事也行，看能不能找點錢來把老梁、老苟幾個特困家庭的問題解決解決。一是我得找領導，讓單位擠出點錢來；二是我想找找老功，看能否為上莊做點事。我去鎮上上網專門查了功全泰，知道他是功臣集團的董事長，以煤起家，産業涉足能源、旅遊、房産等諸多行業，實力雄厚，近年來熱心公益事業。回城前，我去找老村長，把老村長扶貧記錄本帶上，這樣對領導有說服力。老村長說你那單位窮，不要太過為難，你放心我會把字簽好，年底再給你送個旌旗。我說不搞送旌旗的事。老村長說對你有用哩，過去當官的在地方上做官一場，臨走不還要個萬民傘呢嗎，上面認這東西哩，再說你這一年比别的都強。
回城一下車，我就去了單位，把老村長記的本兒掏出來攤開在領導面前，領導翻着看看，拿着筆在便箋上一下一下戳着說：“咱們單位情況你也知道，那點經費已經超支了，還有老大的虧空，許多工作都按年初計劃開展了，花的錢還欠着，文化是軟實力，首先這經費就軟得不行嘛。”我說：“眼看一年了，多少得有點吧，一點都沒有，總結時也不好說，萬一大會上點了名就是個麻達。”領導直撓頭。我說：“把年終聯誼晚會取消了，經費挪出來就夠了，把幾個特困戶慰問慰問，這可是個好新聞，我讓媒體給咱們好好報道報道。”領導苦笑着說：“咱們這麼多演藝團體，一年不搞台晚會咋行，隻有每年的聯歡晚會領導們才會光臨，咱們也才有機會和領導親近，趁機彙報彙報，領導看高興了，還能解決點問題，再說這已是常規，不搞晚會領導會怎麼想我們，而且今年計劃中也寫進去了，你說不搞就不搞了？”我說：“可這扶貧……”領導撓着頭說：“還有兩三個月，我再想想辦法。”叫來了辦公室主任，領導說：“你給财政打個報告，假期過後我就找領導去，看能不能争取點經費。”我說：“謝謝領導。”領導拍拍我說：“謝啥，這是工作，難道是你家的私事？”我說：“讓秦腔劇團下去一趟演一場戲吧，也算文化扶貧。”領導說：“這主意好，反正每年有送戲下鄉任務，讓下去多演上幾場。”
從領導辦公室出來，我就聯系老功，老功說：“你在家先陪陪老婆，我閑了聯系你。”我心裡發涼，我可是把為上莊做點事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的，可他卻跟我說“閑了跟我聯系”。老闆都忙，尤其眼看到了年底，他什麼時候才“閑了”呢？回到家，老婆說：“啊呀，你咋回來了，我打算這周末給你打電話，去上莊過黃金周哩，這時間的上莊肯定漂亮。”我說：“一片枯黃，千戶蕭疏啊。”
三天後老功就“閑了”，我和老功去了另一個上莊。朱光耀在城裡打工，母親去了女兒家給女兒帶孩子。老功就像個訪貧問苦的老幹部，坐在村巷的老人堆裡，問這問那的過渡到了朱光耀身上，一位雞皮鶴發的老奶奶說那娃孝順，吃啥都想着娘，有一回帶回啥日本蛋糕，壞了，他娘舍不得扔吃了，拉了幾天肚子。村巷裡幾個老人說去年帶着他娘去北京幾天，見了毛主席，啧啧啧，一個兒子做得到，幾個兒子的做不到。老功想去朱光耀的姐姐家見見這位母親，可剛下過一場暴雨，一道溝扯了一公裡，把路截斷了。老功感慨地說這在古時候，是能進二十四孝的。
回來的路上，我跟他談起上莊，希望他到上莊看看，老功明白我的意思，說：“那一帶沒少跑，我太了解了，你說我能為上莊做些什麼呢？”我一時茫然，回答不出來，一個為幹旱所折磨又為孤寡所困擾的村，我确實想不出他能為上莊做些什麼。我想到老村長一再提說的搬遷，老功說：“那難度太大，一個村往哪裡搬，得有接收地，這是政府的事，政府要搬遷我可以考慮在這方面做些事。”老功問學校咋樣。有多少學生。我說：“40多個。”老功說：“從現在起我全資助了，他們念到什麼程度我資助到什麼程度。”我說：“學生都被資助了。”老功呃了一聲。我把老梁、老苟幾個特困戶的情況說了，老功沒有說話，分手時，老功說：“你想想為上莊我能做些什麼，到時候聯系吧。”
第二日，我去了洗相館。相片已經洗出來，我挑出一部分，裝了相框，連要帶買又裝了十幾本照相館自做的簡易相冊。出門時，遇到了孫達，我眼睛一亮，咋把這個家夥給忘記了。一人搗了一拳，緊緊摟抱一下，孫達說：“你說怪不怪，昨晚夢見你，今日就相見了，咱們多少年沒見了？！”
孫達是我在省報時的同事，一個辦公室坐了好幾年。報社記者都有分口，他分的是工商口，大小企業都是他的自留地。他很會做事，經常為企業策劃宣傳方案，擅長組織策劃老闆與官員之間的互動，搶抓領導與老闆交談、握手、碰杯的鏡頭，洗出來裝裱好，送給領導、老闆，深得老闆賞識。我拍拍腦袋，在解決盼香的問題時咋就沒想到他呢？我裝作回信息，翻手機通訊錄，果然把他的号碼也丢了。
吃飯還早，我們進了一家茶樓，喝茶，叙舊，擡杠，熱身過後，把想法說了，我說：“上莊那一帶的情況你也熟悉，我在上莊扶貧一年，不能啥事都不做呀。”孫達說：“這些年老闆們做扶貧助學都是圍繞那一帶，時間太久，他們都失去了激情，對那方土地麻木了，因為無藥可救啊。”我就說起老功，孫達說：“老功這人很有愛心，這幾年公益事業做了幾千萬。”我說：“問題是我想不出來老闆在上莊能做些什麼，我把幾個特困戶的情況說了，他沒反應。”孫達說：“貧困戶這些年老闆們見得也實在太多了，他們也麻木了。”我說：“那咋辦？我總得為上莊做點什麼呀。”孫達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事需要策劃，你回上莊跟村長商量商量，我也想着。”又說，“上莊的事咱們就在老功的身上做文章。”
晚上，汪惠梅打來電話說她家裡有點事，請我幫她代一周課。我說你忙去，我也沒啥事。回到上莊，我跟老村長商量，老村長說做啥都得有人，沒人能做啥呢？我說修路？老村長說危房危窯改造都沒幾個人響應，修路誰走？讓人家花那錢做啥，你和他商量吧，能做啥就做個啥，實在沒啥做的，也别勉強，不要讓人家花沒意義的錢。
過幾日，我給孫達打了電話。孫達說讓老功給上莊人民拜個年吧，上莊不是革命老區嘛，1935年紅軍經過上莊，還住過幾日，老闆給革命老區貧困村拜年，這還是有新意的，老功肯定興奮，老闆們熱心公益事業，也希望産生社會效益。我想也隻能這樣了，說到老梁、老苟幾個特困戶，孫達說到時候安排老功訪貧問苦，到特困戶家走訪走訪，他自然會準備紅包。我說他們的困境紅包解決不了。孫達說見面時你提出來，我敲邊鼓促促，幾萬十幾萬對他不是個啥，你先跟他溝通一下，把大緻意思說一下，不要說找過我，别讓他覺得咱們合起來給他做套，老闆們忌諱。給老功打了幾次電話，老功不是出差，就是開會。我擔心老功太忙，把這事不當回事，我又給孫達打電話，孫達笑笑說我約他他保證有時間。我說那拜托了。他說客氣個毬！忘了我老家是那一帶的，我聯系好了給你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