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自康熙年間始奉清朝年号，自是被其政治感化的表現；而他流露的好感，遠不止于奉其年号。我們從梨洲的著述，能找到很多直接針對玄烨本人而且愈益升級的頌揚。如《重修先忠端公祠堂記》：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于天啟。
以“天子”相稱，明确認玄烨為君上。而在《與徐乾學書》中，則以更為褒美的“聖主”相稱：
今聖主特召，入參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
及《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等處，又屢稱“聖天子”：
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羲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
雖然此類字眼，從臣子角度來說，似乎可以随時脫口而出，但以我的印象，他對前明皇帝從來不曾用過。
他對玄烨如此頂禮相頌，究竟出于何種心情？我們幫他總結了三點。
第一點，出于私心。梨洲覺得，自己及其一家，在康熙朝受到了禮遇、重視和善待，而那是先前從未被給予過的。上面的引文中，這種心情已表現得很濃厚。康熙十七年，玄烨下诏征“博學鴻儒”，用舉薦的辦法，羅緻學行兼優的碩彥，為國家所用。葉方藹就是主要協助玄烨做這件事的大臣，他向玄烨舉薦梨洲而得首肯，于是移文吏部，相當于正式下了調令。梨洲弟子陳錫嘏風聞後，因知梨洲必感不便，遂白于葉方藹“請收回成命”。這也确實合于梨洲所想，他緻信陳錫嘏，感謝他替自己慮得周到。同時，雖然不願應征，内心對得此重視還是很為欣慰，所以也寫了長詩向葉方藹緻意。過了兩年，在北京主持《明史》修纂的徐元文“以特舉遺獻事，薦府君與李映碧清先生兩人。奉旨：着該督撫敦請。”玄烨指示地方大員親自禮請，梨洲再次以老病辭。玄烨卻很認真，追加一條指示：“已又奉特旨：凡黃某所有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令該地方官抄錄來京。”意思是，黃某人可以不來，但國家對他的著述學問不能不重視。這确非敷衍，确有求賢若渴之心。而事情也未到此為止，康熙二十九年，玄烨居然又一次問到梨洲：“皇上問健菴徐先生：‘海内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慮問者何人？’先生對：‘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黃某，學問淵博，行年八十，猶不釋卷，曾經臣弟元文奏薦。’上曰：‘可召來，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家，當即遣官送之。’先生對：‘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皇上因歎人才之難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梨洲從中感受的怕不隻是對他個人的器重，還有玄烨緻力于文教振興的誠意。
除了親身感受被重視，政府對黃尊素的崇隆，也令梨洲感戴。黃尊素祠堂崇祯間建成，明亡之際，群盜滿山，清兵也将祠堂占為兵營，“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徹底倒塌，迄今已四十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負責浙江文教的地方官王掞，“表章啟、桢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為首”，并修葺祠堂，恢複祭祀。複建後五年中，共祭祀過九次，“煩有司往返四十裡”；康熙二十九年（1690）夏，大雨導緻大水，“祠屋遂沈”，“昆山三徐”聯合姜定轍等諸多官員，“各出清俸”，在餘姚新城南門附近另擇新址重建，是更便于祭祀也，翌年建成，此時梨洲年已八十二。另外，母親姚太夫人事迹也獲入《明史·列女傳》，梨洲為此所寫《姚氏傳略》得宣付史館，這對重孝道的古人，是莫大安慰，梨洲稱“是吾母屈于生，顧得伸于死，子孫當世不忘也。”
士為知己者死。知識分子都看重一個“遇”字，國家對士子應使才得其用、志得其伸，讓他們感到自我價值不被埋沒。這是修齊治平大抱負之外的一點“私心”。梨洲對康熙朝的種種好感，與這樣的“私心”有關，這既不必否認也無可厚非。他把黃家曆來受到的不同對待一比較，覺得薄厚判然，從中感受到政治的溷濁與清明。
梨洲能對康熙朝亟抱好感，個人遭際與感受，确是很重要的原因。俗白地講，他得着了清朝的好處。這一點，無論我們如何評隲，都不必為他遮掩。不過，若說他隻從自家得失來斷現實，卻并非事實。他也注視着社會的情形，從社會善惡角度考量現實。這當中，有件事帶給他很大的震動。
康熙二十九年七八月之交，餘姚因大雨緻山洪齊發、大水驟至，平地水深丈餘，甚至水高于城。梨洲有《姚沉記》述其狀。先是，七月二十三日夜狂雨，翌日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山崗自裂，湧水數丈而下”，聲響數十裡，“廬舍大者沉，小者飄流。人民死者無算……溺者蔽江，人民之在高阜者，見其号呼求救，亦無從措手。”二十七、二十八日，水稍減，但傳言八月初三水再至。“八月初二夜，果大風雨。明日，水長如二十四日，稍縮一二尺。赭山之間兩龍作壩，憑空崛起數丈蓋即堰塞湖，上流之水，壅不得行。如是者十餘日。”随之而來是饑餓，一切盡付洪水，百姓“縛門闆為筏，澇取水底禾頭，刈而作糜……餓死者又不知凡幾。”
這是餘姚極罕見之災，梨洲驚歎“千年以來所未有也”。而令人印象更深的，是紹興郡守李铎披肝瀝膽的救災工作。大水退後，李铎籌集救災糧數千石，趕到餘姚，“由縣及鄉，觀其肥瘠，而身親給之”，親臨第一線，視災民身體壯弱，公平分配災糧，務使災糧切實發揮扶危救急之用。但僅此數千石糧食顯然不夠，隻能使“饑民稍延旦夕”，李铎“遂至行省杭州，哭告于上台，不異秦庭之求救”。浙江布政使馬如龍也急民之所急，《清史稿》稱，時“庫儲绌，無可救濟。如龍檄十一郡合輸米二萬馀石，按戶赈給”。梨洲《大方伯馬公救災頌》記載是：
（馬如龍）慨然曰：“浙省十一郡，猶一身也。今雖紹興一郡之災，其于各郡，亦猶手足之受傷也。昔秦、晉各國，且有泛舟之役，況一省乎？”于是各郡共拯一郡，募米得萬餘石，絮衣數千件，使李侯得恣其設施；計一郡之官不足用，令各郡之邑令，從李侯以往。
最後，每位災民“人受三月之食”，亦即各分得三個月口糧，“幼小半之”。且非一刀切，根據實際情況還可靈活掌握，“其尤無聊賴者饑餓之甚者，則加給之；其受凍不堪者，則絮衣給之。”救災其他方面工作，組織亦甚周密，減災防病并舉：“人民聚處，饑餓之氣，蒸而為疫；公使各安其居，不出戶庭，顧無俟于醫藥矣。”已經溺死者及被洪水沖出于墳墓的屍骸，由政府統一埋葬。“萬民歡呼雷動，起于白骨，即未受災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飽也。”對于很多人來說，由于赈災，他們甚至得以比平時吃得還要飽些。
此次救災，清朝郡省兩級官員表現出來的幹練、敬事和專業，令梨洲稱道不已。他想起了曾鞏的《越州趙公救災記》。宋神宗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時任越州太守，開展救災。那是紹興史上同類事件的範例，“救荒之策，絲理發栉，從來未有如趙公者也”，但拿眼下之事與宋代比，宋時一郡錢糧“郡守得專出入，今存留無幾，事事束手”；其次，“趙公之時，富民尚有倉廪，今大浸之後，富民亦且籴食”。兩相比較，此次救災難度及成果都遠大于趙抃，“趙公之所赈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今餘姚及各邑，何止十萬餘人，且四五倍矣”。
尤其梨洲指出，他是“生長亂離”的一代人，從來隻見官府敲剝民衆、狂刮濫收，他自己青少年時代就有充任“點解南糧”之事的慘痛經曆，沒有想到還能親睹眼前這樣另一番景象。他特别提到李铎作風非常清廉，“務為嚴苦，嘗欲以一缣寄太夫人而不可得，向餘及姜定庵言之，至于泣下，其廉次骨如此。”在他看來，官吏如此，不能不說明一種政治氣象。這次救災過程，他親眼看見清朝郡省兩級地方官的作為，深受觸動。
——這就是他對康熙朝抱好感的第二條原因：政治比較清明。
然而上述兩點，并非梨洲對康熙朝觀感最深刻之處。他特别動心的在于，康熙以來，自己最為心儀的興文隆教局面似乎降臨了。梨洲是文明至上論者，視文明為社會和曆史進步的根本，有時這種推崇乃至達到罔顧其餘的偏執地步，我們前面講過不少事例，任何人與事凡粗鄙少文他即予排斥。明亡之際，他的絕大憂慮歸根結底在于起自荒蠻的滿人，會陷中國于文明大倒退。不妨說他萬不曾料的，恰恰是玄烨這位滿洲皇帝，居然如此顯出尊重知識、敬惜文化的意識，而且本人還極具文雅博洽的趣味。
玄烨這方面的種種表現，不光在滿清帝王裡，即從整個帝制曆史來看，都可謂一個奇異特例。就此，梁啟超除對玄烨自身文化氣質、修養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述，還曾從與滿清前後其他皇帝比較的角度，凸顯玄烨的非同尋常。之前順治皇帝福臨，雖沒有太壞的毛病，但談不上好學，對求知興趣不大。之後雍正、乾隆兩位，似乎有好學的表象，然根器都不正。雍正極猜忌刻薄，一生先後大張旗鼓地與一位和尚辯佛學、與一位儒生辯儒學，而都是仗勢欺人，“他著成《揀魔辨異錄》以後，跟着把弘忍的著述盡行焚毀，把弘忍的門徒勒令還俗或改宗。他著成《大義覺迷錄》以後，跟着把呂留良剖棺戮屍，全家殺盡，著作也都毀闆。”乾隆是另一種風格，表現得不像雍正那樣強勢、頻出重拳，而是善使軟刀子，一面“附庸風雅”，顯得多情又多才，一面卻大行文化專制，“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繼續燒書二十四回，燒去的書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包括對西學的态度，玄烨與旁人亦自泾渭，“康熙五六十年間所延攬的許多歐洲學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驅除淨盡。中國學界接近歐化的機會從此錯過，一擱便擱了二百年了。”
總之，玄烨“熱心向慕文化”“宏納衆流”的胸次，确實罕遇，梨洲仿佛被他弄得有些措手不及。設若順治之後銜以雍正、乾隆，他是否還有一番驚羨之感，也許是個疑問。再者對于玄烨，梨洲亦非立刻折服，而明顯有認識積累過程，經過一二十年觀察，最後才斷定欣逢“盛世”。他發出的贊歎，是由衷的：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閑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
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裡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
聖天子崇文尚儒，諸君子振起以複盛時人物，行将于廟學蔔之矣。
幸遇聖朝，幹戈載戢，文教放興。
《與徐乾學書》中的幾段，尤能反映心聲：
五百年名世，于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非尋常之宣麻不關世運也。
方今殺運既退，薄海内外，懷音革狀，皇上仁風笃烈，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學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講堂之上，此時之最難得者也。
唐宋拜相命将，以白麻紙書诏頒示，故稱“宣麻”，此處指徐乾學升内閣學士、值南書房事。“懷音革狀”語出《宋書》：“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總之是祥和太平之意。而“琴瑟”，古人以為雅樂正聲。此信寫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而二十餘年前的1662年也即康熙元年，梨洲于其《明夷待訪錄》中根據胡翰十二運之說，推算“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那時他顯然不知剛剛繼位的滿清八歲小皇帝乃是何等樣人，但沒想到，二十年後此人果然顯出種種非凡之處，故爾可以揣見梨洲此時此刻，必定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的預言，情不自禁于驚訝中也陷入自我迷戀，“五百年名世，于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雲雲，應該包含此等情緒。但這小小的自戀，不足以抹煞他忭忻之情的主要由來與事實，亦即，康熙朝的中國确在承平中，湧現了崇文興學的風尚。梨洲真誠認為“一治之世”來臨，文教繁旺有望，冀望和呼籲“其要以收拾人才為主”，至以“喜而溢之于言，故不能禁也”表其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