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舊錄》周镳條下記道：
庚午，南中為大會，仲馭招餘入社。
仲馭是周镳表字，大會是金陵大會，社是複社，庚午則即1630年。簡而言之，是年太沖第一次來南京，趕了個正着，正趕上複社曆史上著名的三次大會之一金陵大會，并在周镳動員介紹下就此加入複社。
眉史氏《複社紀略》之“複社總綱”，有複社醞釀、草創及發展壯大的簡要時間表。崇祯二年第一次集會，于蘇州尹山湖舉行，稱“尹山大會”。崇祯三年第二次集會就進軍南京，稱“金陵大會”。再過一年，即崇祯五年壬申，舉行“虎丘大會”，最後完成複社創建史。
其中，金陵大會有承前啟後的意義。從前面所講太沖如何由奉祖母深視叔父臨時起意參加科舉已知，這年乃大比之期。四方舉子齊赴南京，沉寂三載鄉試三年一期的貢院重新喧阗，人如潮湧。算起來這是“一舉粉碎客魏集團”後首次鄉試。人人揚眉吐氣、心高氣爽、騷動不甯，都有一股做點什麼的興奮。
複社的萌芽，幾年前出現，但影響區域還未逾蘇州左近。本期鄉試，提供了絕好的會盟四方之士機會，所以前後三次“大會”，這次最具裡程碑意義，它令複社從一個局地組織，發展到号令和引領整個東南青年士林，舉例而言，皖籍的方密之、浙籍的黃太沖，都是這一次融入其中的。
又由于本次鄉試，一些複社領袖和中堅分子大獲全勝，稱得上齊放共綻。“鄉試，楊廷樞中解元。張溥、吳偉業并經魁。吳昌時、陳子龍并中式。”如此佳績，令複社名聲大振，随之翌年會試，吳偉業梅村高中頭名會元，繼而殿試連捷中了榜眼；張溥則為會試“會魁”大緻相當前五名。一時間，複社如日中天，号召力無與倫比。複社的政治傾向，與東林一脈相承。如果說東林是朝堂上的改革集團，複社就是它在野或主要由青年學子組成的後備隊伍，故而有稱複社為“小東林”者。但是眼下，“小東林”的聲勢已有後來居上況味，漸漸蓋過了“大東林”。尤其東南一帶，無論政治、思想與文化，領風氣和抛頭露面的，主要是複社。到了崇祯末期和弘光間，這一點看得格外清楚，馬士英、阮大铖集團明顯以複社為主要對手，阮大铖張網欲興大獄的矛頭，更幾乎都指向複社的活躍分子。
複社的姿态，比東林更激進。他們有時會嫌自己的前輩縮手縮腳、暮氣沉沉。太沖就對史可法在國變之後南京定策過程中的優柔頗有微辭，又于《汰存錄》中激烈批評夏允彜是非混淆，從中都可看出青年一代有更強的叛逆性。這些已是後話，暫且按下。
太沖參加了金陵大會，又曾參加桃葉渡大會、留都防亂公揭兩次複社重大集體行動，但崇祯五年壬申（1632）虎丘大會他不在場。他太年輕，當時又沒有多高的文名，在複社中還算不上一線人物，領袖“婁東二張”張溥、張采以下，周鐘、顧杲、吳應箕及“四公子”陳貞慧、冒襄、方以智、侯方域等好些人，風頭都比他勁。但《黃宗羲年譜》記太沖這年從皖地趕赴南京加入防亂公揭行動卻說：
以顧子方杲，端文公孫與公為首，次左碩人國柱、子直國祿，二人忠毅公子、沈眉生壽民、沈昆銅士柱、魏子一學濂，忠節公子等。
而以我們看到的資料，似乎不是這樣。參與策劃的陳貞慧在《防亂公揭本末》中詳細講述了事情經過：
崇祯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讨阮大铖。次尾憤其附逆也，一日言于顧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為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餘，言所以。……次尾燈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為張二無張玮，金沙為周仲馭，雲間為陳卧子陳子龍，吳門為楊維鬥楊廷樞，浙則二馮司馬馮晉舒、馮京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左國棟、左國材、方密之、爾止方以智族弟。
亦吳應箕動議，顧杲慨允首唱、領銜他是東林書院創始人顧憲成之孫。當事人吳應箕《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亦說：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于弟，謂可必行無疑者，遂刻之以傳。
也隻提到以顧杲為首。故《年譜》謂太沖于其事“為首”，與上不合，《年譜》之說，當本太沖《弘光實錄鈔》“《南都防亂揭》，首杲，次宗羲，次左國棟，次沈壽民，次魏學濂。”一句。單看這一句，可能隻是述其簽名先後——這份公揭，其實就是後世的“大字報”，由大家自願簽名，張貼在公共場所，也許簽名的時候，太沖名字簽在了顧杲之後，《年譜》因而理解為“為首”？當然這也純系猜想，原樣的防亂公揭，我們無緣見之。但全祖望另有一說：“乃以大铖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甯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指太沖以天啟被難者方面的代表，而領銜在公揭上簽名，并說這是幾位皖籍名士力推的結果。這一點，倒與太沖在皖得訊，從那裡直接趕來南京，頗合得上。隻是這說法的出處，我們暫時還不知道。
總之，這張或系中國史上的第一份大字報，太沖參與其中，又因簽名居前，被阮大铖牢牢記住，埋下後來的禍根。
加入這群體，是太沖青年時代最大收獲。彼時他的人生軌迹還比較簡單，既未著書立說，亦未授徒講學，别的事業和社會身份角色也都談不上，故與複社的關系，就是最具實質性的經驗了。從中，他找到并正在形成思想認同，見識形形色色的人，極大擴展了視野，且從天南地北的朋友們那裡，真切感受着充實與快樂。所以對于太沖三十五歲為止這一人生花季的時段，南京無疑是它的中心點。後來他追述此時的友近，一多半是在南京結識。如：何棟如“住南都烏龍潭”，範景文“其為南大司馬……餘谒公，公出其書畫”，方震孺“辛巳，公在南都，餘往還久之”，沈壽民“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沈壽國“庚午，同試南都”，周镳“庚午，南中為大會，仲馭招餘入社”，韓上桂“南京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庚午，餘奉祖母太夫人在經曆官舍，與之為鄰”，韓如璜“南中詩會，無有不赴”，麻三衡“餘交之于南中”，林古度“住南京……餘贈詩”，梁稷“辛巳，餘複遇之于南中”，何喬遠“為南司空，四方名士多歸之”，張自烈“舉國門廣社，而社中與予尤密者，宣城梅朗三、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丘侯朝宗、無錫顧子方、桐城方密之及爾公張自烈表字，無日不相征逐也”……
在太沖而言，南京就是一段不可重複的歲月。他本人的格調，是不張狂而傾向于自斂的，我們從他任何其他時段看到的，都是素樸、持重、清儉、慎行和苦學，可是在南京，他卻卷在一種張揚不羁乃至縱情聲色的情形中。蓋因彼時的南京，實在是一座借着個性解放抒發變革苦悶的城市。讀《同人集》《闆橋雜記》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與“世紀末”時期巴黎塞納河左岸頗有幾分相似。那裡，充斥着從精神和肉體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亞人，以漂泊、流浪為樂事的反傳統藝術家。而崇、弘之間的南京，也有一個漂浮無根、萍水相逢、客居遊蕩的群體——那些因趕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舉子，很多人後來已經忘掉原來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們幾年以至十幾年滞留南京，參加一輪又一輪鄉試，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卻仿佛樂此不疲、心滿意足。
南京的氣象和人物，其他任何城市都見不到。張溥條記道：
庚午，同試于南都，為會于秦淮舟中，皆一時同年，楊維鬥、陳卧子、彭燕，又吳駿公、萬年少、蔣楚珍、吳來之，尚有數人忘之，其以下第與者，沈眉生、沈治先及餘三人而已。
這是一份令人眼暈的名單。維鬥是楊廷樞，卧子是陳子龍，駿公是吳梅村，年少是萬壽祺，眉生、治先是沈壽民、沈壽國兄弟，再加上一個黃宗羲……個個風華絕代，都是中國文化史上奪目之星。
要注意“為會于秦淮舟中”。“秦淮舟”何物？便是有名的秦淮燈船：
秦淮燈船，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绮窗絲障，十裡珠簾。主稱既醉，客曰未晞。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為勝。
秦淮燈船固不自庚午始，但一定自此而盛。因為過去實在并沒有一個叫作複社的團體。這麼多抱團、嚣張、風雅而輕狂的舉子，三天兩頭在此邀妓同船、聚遊酣飲。到了他們手中，秦淮才真正稱得上一片文物風流的熱土。
韓上桂一條，記了舊院的另一番見聞。韓上桂，即授太沖詩法的那人，他大宴名士于曲中，讓伶人演唱自己所作詞曲，凡為名士擊節叫好者，當場給予重賞，出手極闊：
伶人習其填詞，會名士呈技，珠钗翠钿，挂滿台端，觀者一贊，則伶人摘之而去。在舊院所作相如記，女優傅靈修為《文君取酒》一折，便赍百金。
張自烈條寫一班複社公子“無日不相征逐”，尤其是《桃花扇》主角侯方域的行狀：
朝宗侑酒，必以紅裙，餘謂爾公曰：“朝宗之大人方在獄，豈宜有此？”爾公曰：“朝宗素性不耐寂寞。”餘曰：“夫人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吾輩不言，終為損友。”爾公以為然。
世所稱的“明末四公子”悉在座，太沖顯然與場中情氛不甚相諧，但追聲逐色，卻是複社人等常态。
又比如方以智：
己卯歲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于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闾巷。梨園子弟，三班骈演。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台，以坐狀元。
“狀元”在此指參加獻演諸姬之優勝者。這次活動，不妨名之“秦淮名姬選美、才藝大賽”。
“四公子”另兩位，宜興陳定生、如臯冒辟疆，也出手不凡。舊院名姬李小大《闆橋雜記》稱“李大娘”，紅極一時，“定生訪之，屢送過千七百金，猶未輕晤。”冒氏晚年，一位世家晚輩于賦詩時歎道：“江左一時風流人物，今複存者，惟我辟疆先生，年登八十……”此語竟令耄耋辟疆唏噓不已，和其詩：“寒秀齋深遠黛樓，十年酣卧此芳遊。媚行煙視花難想，豔坐香薰月亦愁……”詩餘，意猶不盡，專門寫了一段跋，來回憶往昔風流，而時間的起點就是庚午年：
餘庚午與君家龍侯、超宗，追随舊院。其時名姝擅譽者，何止十數輩。後次尾、定生、審之、克鹹、勒卣、舒章、漁仲、朝宗、湘客、惠連、年少、百史、如須輩，鹹把臂同遊，眠食其中，各踞一勝，共睹歡場。
列于其間的，是一些複社名士的表字。“鹹把臂同遊，眠食其中，各踞一勝”，足見他們整天泡在歡場之中。所以，如果說自庚午年起，舊院已是複社的宿營地，應未如何誇張。
太沖與這班複社才子，詩酒流連是有的，但那些輕薄嬉戲的行徑，一點不曾沾染。這方面，僅憑他自己的叙事當然不足為據，我們有把握這樣說，是因遍搜同時代人的回憶，從未找到太沖放浪形骸的描寫。一來他品性端方，不是風流自許的人，據親炙過他的學生邵廷采說，“其貌古而口微吃”，通常一個有口吃情形的人，心懷比較謹嚴；二來太沖家境一直清寒，不比那些食甘餍肥的公子，從小養成享樂揮灑的風度。他對侯方域的不以為然，說明他們确有差别。但差别也不意味着反感，複社才子們的思想傾向，太沖是親近的，而他們的才華，太沖更感欣賞。南京的交往，在他始終是美好、清新和充滿青春熱情的記憶，就像這段文字所呈現的筆調：
辛巳，在南中，與共晨夕者數月。在觀音閣，夜半鳥聲聒耳，朗三推餘起聽曰：“此非‘喧鳥覆春洲’乎？如此詩境，豈忍睡去！”薄暮，出步燕子矶，看漁舟集岸，斜陽挂網，别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