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長河中，蘊藏有豐富精神價值的“島嶼”有很多，博大如孔子、智慧如老莊、诤直如魏征、忍毅如太史公、忠勇如嶽武穆……許許多多的曆史人物都令人高山仰止，即不能至亦心向往之。而在這其中，屈原精神有着無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其以或稱極端的理想主義精神，對“士志于道”的做法和“士之道”本身，進行了極具震撼力的诠釋、示範和實踐。
“士之道”，當下可大緻理解為“知識分子的精神”或“精英的理念”。依筆者之見，即便到今天，緬懷屈原最大的價值，仍然應該是對“士之道”進行認真求索，并以此引領乃至啟蒙某些社會精英。而當下所最應汲取的屈原之“道”的主要特點，是其在愛國、親民的同時，對現實能夠一直保持強烈的痛感，決不奉行“水清則濯纓，水濁則濯足”的随遇而安哲學，并以社稷蒼生為己任而不懈努力。“長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便是其痛感以及努力的生動寫照。
當然，這種痛感可能是極端的——極端到他終于為此自戕，但這種感覺和信念卻特别值得敬重。正因為這種痛感的存在，使屈原信仰堅定，不肯苟同，更不屈從，“甯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也決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這種極端的自潔精神，使屈原具有了區别于許多曆史人物的特有啟迪作用。
可以這樣說：從二千二百八十六年前的那個初夏開始，“屈原”兩個字便代表了一種精神标高；孤高的屈原精神，成為“士之道”的鮮活标本；《離騷》、《橘頌》、《涉江》等不朽的篇目，成為曆代求“道”之仁人志士的精神導師或心靈驿站。自茲而後，江山代有志士出，每從屈原獲啟迪。
有些“士之道”，并非屈原所首倡，但其卻是忠實的實踐者。比屈原早約兩百年的孔子，強調“士志于道”，認為“士”應以維護社會基本價值為己任，還要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比其早約兩百年的曾子，認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且要遠到“死而後已”的程度；比屈原大約三十歲的孟子，則更是率直提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的主張。
但真正實踐了這些理念、要求和主張的，屈原或稱第一人。他明确提出了“蘇世獨立”、“獨立不遷”、“橫而不流”、“秉德無私”等宣言，而且摒棄了孔子“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的遁世之想，為己道之不得行而不惜抱石沉水。這種悲壯決絕的理想主義，雖曆兩千餘年仍令人感喟不已。
環顧時下的社會精英也即古之所謂“士”，不僅與世同濁、偕衆而醉者比比皆是，甚至不少人還是“先天下之濁而濁”，所願意盡力擔當争取的隻是一己之名利。
因此，此時繼續提倡屈原之“道”，引領社會精英們多些追求，多些承當，多些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應是相當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