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說，那堂課是我人生第一次上講台。面對一群小學生，講述我對文學的狂熱追求。
那是1994年冬天的事了。一放寒假，我就回到家裡，父親所從教的學校還在正常上課。有一天，父親對我說：“我向學生們說了一下，要讓你去上課。你準備一下，明天跟我去學校吧!”
這也太突然了，我頓時慌了神，忙問：“給他們講什麼呢？萬一我什麼也說不出來，那不是好丢人啊！”父親說：“你上高中時就是文學社的社長，了不起啊。就講講你的作家夢，他們會喜歡聽的。”
那時，距第一篇文章在《青年知識報》上發表已有整整兩年時間，離成功相去甚遠，為何父親心血來潮，想到這麼一出。
父親從北京炮校退伍以後，一直在村裡的小學當赤腳老師（民辦教師），從事教育近三十年，一直遊離在體制之外，卻撐起鄉村孩子一片求學的天空。他做夢都想讓我報考師範學校，子承父業，做一名端着國家飯碗的鄉村教師。我沒能考上東鄉師範，讓他非常失望。
那是冬日難得一見的晴天，父親騎自行車載我到十裡開外的新溪小學。鄉下的孩子野慣了，見老師來，一溜煙跑進了教室。我跟在父親後面，看見窗口擠滿了小腦袋，像一群小麻雀，打量來打量去，叽叽喳喳地讨論得沒完沒了。這跟我小時候何其相似，我瞬間有了回到童年的感覺。
跟着父親走進教室，吵鬧聲戛然而止，突然安靜得像能聽見月影移動的午夜村莊。我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打開了，汗毛倒豎，大冬天的，額頭竟有潮乎乎的濕意。從來沒有經曆過這種場面，心怯，腿軟，一臉脹熱，不知如何是好。這時，父親用微笑鼓勵我，用目光撫慰我，介紹說：“這是我兒子，九月份剛剛考到贛州讀書，同學們歡迎他給大家上課。”
我站在講台上，感覺壓在心底那塊巨石被父親的溫言暖語移除了，吓出來的汗也被他微笑扇出來的風慢慢吹幹。我就那樣信口開河，天南地北地說開了。
那堂課到底講了什麼，寫沒寫粉筆字，有沒有跟學生互動等，我都忘記了。但是我一直記得，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我說的都是普通話，用我們鄉下話來說，叫“打官腔”。可喜的是，孩子們對我說普通話沒有任何的不适，個個把脖子伸得跟大白鵝一樣長，不放過一個字，不漏聽一句話，顯得格外認真。
課後，有孩子找我說話，我不再捏腔拿調，而是說方言。他們滿眼驚奇，好像在說：“咦，原來你也會說土話呀！”
父親給我反饋消息，說孩子們喜歡聽我講課，讓我再去，但我不情願。父親說：“再去一次嘛！難得他們都喜歡聽你講課！”那語調，那态度，是我完全陌生的，他臉上不見往日威嚴，沒有一絲淩人的盛氣。
有人說，接過父親遞過來的那支煙，感覺自己長大了。也有人說，父親第一次給自己敬酒，瞬間就成年了。這些我都不曾有過，但聽到父親那滿含哀求的話語，我感覺自己真的長大了。
我對父親說：“寒假就不去了，等暑假有機會再給他們上課吧！”父親不再強求，也算有話回複學生了。
寒假過後，新學期伊始，父親給他的學生發放新課本時，暈倒在我曾站立過的講台。同事們手忙腳亂，把他送到附近的梁家村醫所。當晚，父親溘然離世。
因為父親的遽然離去，我的第一課，忽而成了最後一課。想到這裡，不禁悔恨交加，恨自己當時不該拂父親的意，讓他帶着永遠的遺憾，駕鶴西去。
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年，我終究還是圓了他生前的夢，走上講台，成了一名省城學校的教師。如今，我已是一個擁有22年教齡的資深教員了。
每當我憶及人生第一次上講台，都會想起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那句話：“童年像機場，在我們成年以後，還經常飛回加油！”對我來說，父親就是我永遠的機場，哪怕他不在人世，哪怕我從教多年，總不忘飛回他那裡，找尋生命的原動力，為人生加油，給自己充電。
最後一課，成了我的人生追思課。每一個起風的日子，每一個飄雪的季節，不管我在哪兒，在幹什麼，都會想起父親的微笑，還有他平視的眼神、略帶仰視的話語。那一堂課，透射出命運之光，照亮我前行的路，讓我在生命傳承中，感知人生的裂變。這一課，讓我知道，錯過，往往是永遠錯過了，但親人賦予我們的堅毅、勇敢和信念，才是最重要的，會讓我們更好地走向未來。
走好自己的人生路，是對親人最好的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