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末的130多年間，是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皇帝統治大清帝國的時期，被很多人稱之為“康乾盛世”，它的一系列成就顯示了自己的輝煌。
18世紀的超級大國
康乾時期人口增長極為迅速。康熙六十一年曆史上首次突破1億，僅過半個世紀又突破3億，占全世界9億人口的1／3。到了19世紀初，全世界有10個擁有50萬以上居民的城市，6個在中國。乾隆末年，全國耕地面積已超過10億畝，接近明末的1.5倍。全國糧食産量約計2040億斤，居世界第一位。
中國不僅是東亞的貿易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也占支配地位。山西運往陝西、河南的煤和鐵不絕于路；景德鎮終年煙火相望，瓷窯裡工匠不下數十萬；在四川鹽都自貢，煮鹽的黑煙遮天蔽日，天車傲聳雲端，竹制的輸送管縱橫交織；廣州口岸各國商船蔽海，堆貨如山。
直到18世紀末，中國制造業總産量仍超過整個歐洲之和，大約相當英國的8倍，俄國的6倍，GDP在世界總額中占到将近1／3，而今天的超級大國美國，在世界GDP所占份額也不過30％。
普通百姓似乎也迅速富裕了起來，從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到市井之民，男子俱是輕裘，女子俱是錦繡，即便娼優賤婢也是如此。坐擁造成的大富之家，比戶相望，百萬以下隻能算小商。乾隆皇帝南巡，親眼目睹江南富賈的富庶，也感歎說，商人太有錢了，朕都趕不上。
盛世的秘密
康雍乾時代已處于所謂的封建末世，可能人們要問了，為什麼在封建制度窮途末路，氣息奄奄的垂死階段竟然出現了前無古人的盛世呢？
首先，我們得承認，清朝皇帝還是很兢兢業業地在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的。這些工作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實現了一個持續百年的政治安定和社會穩定的局面。
中國曆史上被傳為美談的盛世，其實持續的時間都不很長。漢初文景之治40年，中間還有吳楚七國之亂；唐貞觀之治，不過20多年光景；開元盛世最為人們稱道，大約40多年。康雍乾時代，中原承平130餘年之久，實為幾千年曆史所僅見，也隻有在這種和平條件下，國家才可能繁盛。
其次，我們得感謝一批“美洲來客”。18世紀，高産、耐旱、對土地适應性強的美洲農作物新品——玉米在歐亞非各洲得到推廣成為嗷嗷待哺的饑民們的救命糧。于是全世界的人口都開始快速膨脹，中國人口的增速比世界平均水平還要高。人口的空前增長可以使大清帝國擁有更多的生産能力，同時也擁有更強烈的消費需求。這是康乾盛世之所以會出現的重要基礎。
最後，康雍乾三帝還得益于源源不斷流入的白銀。西方等國來華商人為購買品質上乘的綢緞、生絲、瓷器、茶葉等中國産品，源源不斷地将整船整船的銀元運往東南沿海通商口岸。白銀内流使中國出現溫和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約為1.1％。這種通脹可以刺激投資的積極性，像潤滑油一樣刺激經濟的發展，同時又不會引起社會太大的動亂，促進了康雍乾時代經濟的複蘇和增長。
嘉慶時期走向衰落
然而這場美妙的盛世到乾隆末年便如同盛宴後的殘局一樣迅速走向衰敗，康熙、雍正辛苦積累的“家底”很快被消耗殆盡，貪污舞弊也時有發生，各地民變四起，大有分崩離析之勢。1795年，乾隆把寶座禅讓給兒子嘉慶皇帝，同時也丢給他一個爛攤子。
嘉慶在位25年中一直忙于平亂。嘉慶元年，川楚陝邊境地區爆發了白蓮教起義，曆時9年，波及5省，全國4年的财政收入都充當了軍費，帝國元氣大傷。嘉慶十八年的天理教起義更是一度攻入皇宮，在城樓上插反旗，連皇子們都拿着鳥槍和腰刀在養心殿迎戰。此外閩浙海盜、苗民起義、雲南夷變等各地起義和動亂都令朝廷疲于奔命。
乾隆剛一辭世，嘉慶就一舉粉碎朝廷巨貪和坤集團，沒收其家産折合白銀10億兩，相當于清政府20年的财政收入。但這隻是開始，随着一個個貪污大案被揭露出來，嘉慶發現不僅是朝廷有幾個蛀蟲而已，整個大廈的根基都在腐爛。
清王朝國家機器的運轉也開始失靈。黃河河政混亂，常常是工程剛剛竣工，洪水一來就又垮了。占朝廷收入很大一部分的食鹽專賣，也因為官鹽價貴不如私鹽暢銷，大為縮減。從江浙、湖廣，河南、山東向京師輸送錢糧的運河時常被阻，輸送艱難，漕糧頻繁被盜賣、摻假，以緻京城糧食緊張，而漕船上夾帶的私貨居然比官府漕糧還要多。
财政狀況一步步惡化，各級政府出現大量赤字，像他父親那樣的“千叟宴”從此再也沒有舉辦過。
誰動了清王朝的奶酪
從“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衰”這如同魔術般的變化令人驚歎。究竟是誰動了清王朝的奶酪？
膨脹的人口除了能夠生産和消費，還需要吃飯和就業。糧食供應越來越緊張，清朝皇帝越來越發愁，怎麼養活這麼多張嘴呢？其實當時的西歐同樣面臨着這樣的問題。他們采取的辦法一是發展海外貿易和殖民，大規模地向亞洲、非洲、美洲擴張；二是走工業化道路，最終在工業革命中實現了飛躍。
但是清朝皇帝不可能懂得這些辦法，隻能仗着國家廣袤，不斷地開墾更多的土地。大量農民為謀求生路，扶老攜幼向邊遠省份以至廣闊的邊疆地區流遷。土地面積的增加不可能比人口增加得快，100多年之後，再沒有那麼多耕地可以開墾了，社會危機也就到來了。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為了謀生铤而走險。在湖北、四川、陝西毗鄰的深山老林裡，聚集起數以百萬的無業流民。
大量白銀内流制造的通貨膨脹雖然溫和，但100多年間積累起可怕的負面效應，導緻貨币大幅度貶值，價格總水平上漲了300%。結果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比100年前縮水了2／3。
為什麼清政府不相應地提高稅收呢？因為清政府收入的七成都是農業稅，早在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時候就固定下來了，數以億計的新墾地畝，按照國家政策，永遠不升科納稅。後代皇帝嚴格恪守祖訓，因為他們還清楚地記得明朝末年苛捐雜稅引發民變，最後滅亡的故事，生怕重蹈覆轍。
雖然朝廷規定不再加賦，但為了彌補财政缺口，各地政府還是利用各種借口拼命地向老百姓層層加碼收費，導緻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十倍。各地百姓生計艱難，于是民亂蜂起，國家岌岌可危。
從世界曆史的角度看，“康乾盛世”的輝煌是建立在人口膨脹和白銀激增的基礎上的。但是人口和白銀太多，國家同樣會消化不良，延續了100多年的盛世終有一天會走到盡頭，那時國家将付出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