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博伊斯喬利在發射前6個月就對“O形圈”提出質疑，因為一年前他曾親自跑到佛羅裡達，對上一次低溫發射時使用的火箭進行了檢查，讓他吃驚的是，第一層“O形圈”失靈，熱氣跑了出來，幸運的是，第二層“O形圈”攔住了熱氣。博伊斯喬利現在仍保存着當時拍攝的“O形圈”照片，本應是蜜色的潤滑油被熏成了黑色。第一層“O形圈”的很多部分不見了，很顯然，它們被烤化了。他曾對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員說：“我看到這一切時，心口像堵上了一團棉花。那次發射，航天飛機竟然沒有爆炸，簡直是奇迹！”
在“挑戰者”号航天飛機發射前一天的例行電視會議上，博伊斯喬利和同事埃比林足足花了6個小時，力勸NASA推遲“挑戰者”号的發射。但他們的建議遭到了瑟奧科爾公司高層的否決。瑟奧科爾公司高層不希望依據公司數據庫之外的數據飛行，他們有過一次氣溫低于零下12℃的成功發射記錄。博伊斯喬利憤怒地站起來，抓起那張被燒毀的“O形圈”的照片，放到4名高級經理面前的桌子上，但他們連看都不看。
瑟奧科爾公司請求暫停會議5分鐘。随後的公司内部讨論持續了不是5分鐘而是30分鐘，但包括博伊斯喬利在内的工程師們被排除在外，4名高級經理投票贊成發射。瑟奧科爾公司總裁傑裡·馬森随即接通了電視會議，通知NASA，“挑戰者”号可以發射。NASA的官員們似乎不想介入這場“争論”，他們毫無異議地同意了瑟奧科爾公司的決定。博伊斯喬利無奈地退場，他知道，在這場博弈中自己難以勝出，這些人為了完成快捷而便宜的太空商業旅行計劃，急需取悅最重要的客戶——NASA。“挑戰者”号曾因天氣惡劣兩度推遲發射，這些“商人”已經不能忍受再次推遲發射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經濟損失。
1986年1月28日上午，天寒地凍。在“挑戰者”号發射前幾分鐘，博伊斯喬利在瑟奧科爾公司會議室門外焦急地踱來踱去。埃比林希望博伊斯喬利到會議室觀看航天飛機發射的現場直播，一開始，博伊斯喬利告訴埃比林：“不，我不想看發射，我不想看到發射失敗。”但後來他還是走進了會議室。上午11時38分，發射倒數計時開始後，博伊斯喬利和埃比林站在電視屏幕前，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緊張地注視着屏幕。讓他們感到慶幸的是，“挑戰者”号平穩地離開發射台升空了。博伊斯喬利轉向埃比林：“我們剛剛躲過了一顆子彈！”因為按他們的分析，“挑戰者”号會在平台上爆炸。然而就在兩人長長地舒了口氣的時候，“挑戰者”号升空後的第73秒鐘，他們面前的電視屏幕上突然煙霧彌漫，“挑戰者”号爆炸解體……這次災難導緻航天飛機上的7名宇航員全部遇難，解體後的殘骸掉落在美國佛羅裡達州中部的大西洋沿海處。這次災難性事故還導緻美國的航天飛機飛行計劃被凍結了長達32個月。博伊斯喬利在總統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對瑟奧科爾公司的經理們連連發起淩厲質問。他的做法受到公司的指責，公司認為他不該把相關的文件披露給總統委員會，他是個“叛徒”；同事們更是對他懷恨在心，因為他打碎了他們的“金飯碗”。在2003年的一次訪談中，博伊斯喬利回憶到：在事故發生之後，NASA沒有審查自身官僚體系的失誤，瑟奧科爾公司也沒有檢讨唯利是“飛”的商業體制，反而積極地抹黑他在航天工業領域的聲望，逼迫他離開鐘愛的行業。這次航天災難徹底改變了博伊斯喬利的人生軌迹，他此後再也沒有從事與航天發射相關的工作，而是成為司法鑒定工程師和工程道德講師。
這場災難對博伊斯喬利的心理影響更是巨大的，有時他甚至需要在猶他州的冬天裡用瘋狂劈柴的舉動來平複心中的憤怒；他常常半夜從噩夢中驚醒，嘴裡呼喊着遇難宇航員的名字，他們都是他十分要好的朋友，他内疚沒能在他們的生死問題上做出更強有力的行動。
博伊斯喬利曾在一篇日記裡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所有的人都認為我不需要對那場災難負責，是的，無論從法理還是從情感上說，我似乎都是無罪的。但我感到絕望，因為我懷疑那些主宰着我們生活的精英為了自身利益，在重大問題上并不會做出正确合理的決定，這是一場良知‘凍結’後的災難……”博伊斯喬利離開航天業後，再也沒有進行過任何工程技術研究，他隻是奔走各地，反複宣講着他的“工程道德”：良心一旦失守，科技的命運就不隻是一場航天災難。
（田宇軒摘自《知識窗》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