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美國亞特蘭大市的第一天，是周日。我和老陳饑腸辘辘，而城市空曠寂靜——飯店都關門了。
這時候，一家快餐店老闆娘如觀世音菩薩下凡一般，出現在街對面的玻璃窗内。
“我們今天不營業。”面對我的詢問，她思索了片刻，“不過，進來吧，我給你們做點吃的。”她特驕傲地推薦了店裡的綠咖喱蝦拌米粉，也不肯收我們的錢。
另一天，等出租車的那會兒工夫，酒店門童跟我們聊了兩句，聽說老陳是來美國讀書的，告别的時候，他不收我們的小費，還叮囑說：“把錢留着好好上學。”一時間，讓人有點恍惚，仿佛穿越到了“雷鋒時代”。
還有上周五，我走在校園裡，突然一個陌生人很開心地與我擊掌，說：“周末快樂！”
這就像跌進了一個異次元世界。來美國後，我一度不适應每天撞見那麼多沒事兒就笑的臉龐。
其實不應該對此太驚訝。畢竟，2011年，我離開英國前的最後一段對話，就是跟一個熱心得像從童話世界中走出來的英國大媽說的。至今我仍記得她瞪大眼睛問我：“不，這是巧克力啊，你應該帶回去跟你的家裡人分享，怎麼能扔？”
10分鐘前她明明還一臉淡然地告訴我：“行李超重了，你得拿掉一點兒東西。”
那袋廉價巧克力是大減價的時候在超市裡買的，大約3英鎊，而它讓這位機場大媽成了我的同盟。她利索地把巧克力塞進一個塑料袋，然後叮囑我：“帶進去，給安檢的人看，他們不會攔你的。”
當時，我并不敢挑釁“手提行李不許多于一個”的規則。但前幾天，聽在美國認識的朋友回憶，她最難忘的經曆之一，是老公在自由女神像下向她求婚，旁邊的朋友還變戲法似的變出一瓶香槟——自由女神像附近可是安檢極為嚴苛的重點場所，液體根本不能帶進去。據說，這幾個年輕人向安檢人員說明是為求婚準備的香槟，這瓶酒居然就平安無事地過了一道道安檢。
大洋那一頭的人民對規則的重視，是新聞裡司空見慣的内容，可是這些曾經與我相遇的人，都在挑戰着規則和我的認知。
那個帶着香槟去自由女神像前求婚的美國小夥亨利曾問我：“昉苨，中國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
“我聽說，北京的房價很高、道路很堵，年輕人生活壓力很大。”這位博士一臉認真地分析道，“所以，是不是說，一個在北京市中心餐館裡當服務員的外地年輕人，每天下班之後得再開車兩三個小時，才能回到位于郊外的房子裡？”
我一時竟不知道怎樣回複——群租房聽說過嗎？購車資格是想搖号就能搖到的？能開車上下班還叫生活壓力大？
類似的經曆多了，我忍不住琢磨起一件事兒。如今這個時代，人們很容易就會以為自己了解海外。畢竟，異國發生的許多新聞幾乎都能同步傳回國内，社交媒體上的公衆号都能圍繞熱點分析得頭頭是道。然而，就像老話說的，人往往隻看見紙上的墨點，卻忽視了更大片的白色。媒體對準“墨點”下功夫是其天性，誰又知道更大面積的“白紙”是怎樣的白？
我最沒想到的，是曾經在大不列颠經受過一年新聞專業的洗禮，又回國專注報道國際新聞一年多的自己，到了美國，還是驚訝，還是時不時地大跌眼鏡。
我對本地人司空見慣的許多細節都會目瞪口呆：PM2.5指數是6，本地軟件給出的評級是“良好”；超市裡的衛生巾包裝上印着女性跑步、遊泳，運動得熱火朝天的場面；大學的食堂内外設置了許許多多帶插座的桌椅、沙發，乃至可以躺着睡一覺的彩色大抱枕；口袋裡的手機偶爾會響起警報聲，有時候是報告附近有小孩被拐帶，請所有人幫忙尋找，有時候是政府發布的災害警報。也并沒有多麼稀罕，隻是每個細節都讓生活好了一點點。
夏季的某一天，在收到洪水警報一個小時後，一場瓢潑大雨砸到了我們住的小區。
地面沒有積水，街上則空無一人。我忍不住想起數年前在北京經曆過的一場著名的大雨，自己在淹到腳踝的水中歡快地蹦跳，并不知道不遠處許多人正困在立交橋下的積水中。如果當時每個人的手機也都能提前一小時凄厲地怪叫一聲，事情又會怎樣發展？
（林濤摘自《中國青年報》2017年1月4日，劉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