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4月8日傍晚，在浙江省蕭山縣，4名男子在一家鄉村茶館聚會。深色的袍服和光頭表明了他們出家人的身份。
巨成，48歲，俗姓為洪，本為蕭山人氏。他在父母與妻子亡故後，于41歲時進了杭州的崇善廟，接受了剃度。在廟裡，他和另一位比他年輕的和尚正一拜在同一位師父門下。然而，巨成在寺裡的地位還未達到可被授予僧職的地步。因為寺裡無法供給衣食，巨成便回到本鄉蕭山化緣。
正一，22歲，杭州府仁和人氏，俗姓王，是巨成的師弟。因為他幼年多病，19歲時被母親送到城門外的關帝廟剃度。後來，他與巨成同在杭州修行。但亦未被授予僧職，他便與師兄一起到河對岸的蕭山以化緣為生。
淨心，62歲，來自江蘇省大運河邊的無錫，俗姓孔，51歲時，他的雙親、妻子及孩子均已亡故，便來到杭州，在一個小佛寺接受了剃度，并在那裡居住。後來，他在朝慶寺得到了一個僧職。當他雲遊四處在各個寺廟修行時，遇到了一位名叫超凡的和尚。他邀超凡與他同行，當他的侍僧。
超凡，43歲，來自安徽省貧困山區的太平縣，俗姓黃。18歲時，他便在家鄉當地的一座寺廟接受了剃度，後來又在祖光寺得到了一個僧職。從1756年起，他開始跟随淨心。
他們中有兩人持有政府批準的身份證明（度牒），另兩人則沒有。巨成與年邁的淨心将在各村化緣，兩個年輕和尚則将把各人的行李帶到蕭山西門外的老關帝廟去。
在村裡的一條街上，巨成和淨心遇到了兩個男孩。一個男孩看到巨成所攜的古銅化緣缽上刻着名字，便大聲地将它讀了出來。巨成吃了一驚，微笑着對孩子說：“小官人，原來你識字！你再學幾年，定然可以謀個一官半職。”他接着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等你當官以後，可不要忘了我。”巨成想通過取悅孩子，讓他們的父母從屋裡出來施舍他。可是，男孩卻無動于衷。看看周圍沒有大人，兩個和尚隻得蹒跚上路。
他們在路上走了片刻，一對怒氣沖沖的夫婦從後面追了上來。“你們為什麼打聽我們孩子的名字？”他們責問道，“你們一定是來叫魂的！”這對夫婦想的是，一旦讓某個術士得知了某人的名字，誰知道他會拿它來幹什麼？巨成竭力解釋說，他們隻是來化緣的：“因你家阿官認得字，所以說了幾句話，如何是叫魂的呢？”
焦慮不安的村民很快便圍了上來。他們中有些人早就聽說，這些天從外地來了一批叫魂的術士，四處遊蕩，在孩子們身上施展法術，使他們或者生病或者死去。“這兩個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們怒不可遏，将兩人捆綁起來，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
盡管什麼也沒有發現，人們還是開始毆打他們。騷亂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燒死他們！”還有人吼道：“淹死他們！”
人群中有一位當地的保正設法使狂怒的人們慢慢安靜下來。但是，因為這件事情實在太嚴重了，他不敢擅自處理，便将他們帶到官辦的驿站，讓驿官審理。
在那裡，兩個和尚又被搜了身，還是沒有發現什麼叫魂的證據。為保險起見，那個識字的孩子被帶到驿站，經仔細檢查，他身體健康，并無異兆。然而，孩子的父母卻堅信，唯有白紙黑字才有真正的效力，他們因而要求驿官出具一份正式文書，擔保孩子無事。驿官不願承擔這個責任，便給縣衙送了一份文書。不久，知縣的差人便将巨成和淨心帶往蕭山令人生畏的縣衙門。在那裡，兩個和尚發現他們的另外兩個夥伴也已被拘捕，并受到了刑訊拷問。那些揮之不去的有關“叫魂”的謠傳也使厄運降臨到了正一和超凡的頭上。在周圍各縣，民衆的恐懼心理正與日俱增。在蕭山縣，一個名叫蔡瑞的捕役得到了上司的指令，對那些來自外縣、有“剪人發辮”之嫌的遊方僧人應予拘捕。因為一個掌握了正确“技藝”的術士，可以對着從某人辮子末端剪下的頭發念讀咒語，從而将那人的魂從身上分離出來。
盡管與和尚一案有關的人并沒有提及這一點，但此案的背後卻隐含着頭發的政治問題。統治中國的滿人的發式，是在剃光的前額後面留着辮子。根據統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極大的心靈痛苦，漢族男子也一概要留這樣的發式，以作為效忠皇朝的象征。
那天，蔡捕役正在西門外巡邏，聽人說起有兩個從“遠方”來，帶有異鄉口音的和尚住在老關帝廟。根據他後來對知縣的報告，他随後便走進廟裡，對超凡和正一進行盤問。因為他們的回答未能使他滿意，他便搜查了他們的行李。在超凡的包裹裡，他翻出了一些衣物、一隻讨飯用的銅碗、幾件僧袍，以及兩張度牒。他用石塊才砸開正一的行李箱，在裡面發現了三把剪刀、一頂豬皮的防雨披肩、一把錐子，還有一根用來紮辮子的帶子。
人們情緒激憤，開始圍攏過來。“和尚身上帶這些東西幹嗎？這兩個人肯定不是好東西。”人群中有人叫道，“揍他們！燒死他們！”據蔡捕役後來的報告，他當時壯着膽子告訴大家不能這麼做。因為超凡是一個持有度牒的正式和尚，蔡捕役認為沒有理由拘捕他。但是，正一的情況不同，他不僅沒有度牒，還帶着巨成的行李箱，裡面又有那些可疑的物品。蔡捕役将正一戴上鎖鍊，送往縣衙。超凡找到了衙門告狀，竟也被抓了起來，同另幾位和尚一起被帶到知縣面前。
在大堂上，巨成他們戴着手铐腳鐐，跪在知縣面前。知縣坐在一張高高的公案後面，兩旁坐着他的師爺們。審訊開始了：“從實招來，你到底剪了多少發辮？”
巨成已是飽受驚吓，他争辯道，自己并沒有剪人發辮。知縣随後向巨成出示了蔡捕役帶來的證據：四把剪刀、一根紮辮子的繩子、兩小段辮子。“這些東西是不是你剪人發辮的證據？”巨成答稱，那四把剪刀中有三把是他已死去的當皮匠的兒子的。他全然不知道第四把剪刀是從哪裡來的。那根紮頭發的繩子是他在剃頂削發前用過的。當了和尚後，紮發繩沒有用了，他把它和其他用品放在一起。至于那兩段辮子，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巨成是一個已被預先設定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當然不會令人滿意。于是，法庭上慣常使用的刑訊便開始了。衙役們将巨成拖過去上夾棍。
最後，大概實在是熬痛不過，巨成招供道，所有對他指控之事均屬真實。然而，知縣并未因此而感到滿足，因為這痛苦不堪的和尚所講的故事前後并不完全一緻。夾棍又被收緊兩次，但并未帶來更令人滿意的結果。淨心也受到了同樣的刑罰，3天過去了，知縣從4個和尚那裡都得到了某種相當于認罪的東西。已經身受重傷的囚犯們被裝進囚車裡，送到了東面60多裡處的紹興知府衙門，亦即再上一級的官府，接受進一步的審問。這一次，鑒于巨成的骨頭已斷，便未再對他使用夾棍，而代之以木條對他掌嘴十次。正一又一次被夾棍伺候，淨心和超凡此時已被視為沒有多大價值的犯人，因而未被進一步用刑。
到這個時候，供詞已變得空前混亂，犯人們也就被送到了再上一級的官府。這一次，他們到達了審訊的最後一站——杭州臬台衙門。就在那裡，事情有了驚人的發展。
自從在蕭山縣衙門的第一次過堂後，正一和超凡便固執地堅持一種說法：他們是因為拒絕給蔡捕役塞錢，才被他栽贓而受到逮捕的。但是，誰又會聽信這些衣衫褴褛的和尚們的說辭呢？難道公衆因妖術而引發的歇斯底裡是完全無根無據的？再說，巨成包裡的那些證物中，到底又有什麼是蔡捕役栽的贓呢？無論是在縣衙還是在府衙，人們都不相信和尚們的說法。現在，省按察使曾日理又循着同樣的路子發問。
正一重述了自己受到敲詐的故事。他堅稱，蔡瑞那天在廟裡告訴他們幾人，他是奉命前來抓捕“遊方僧”的，但隻要他們給他“幾個規矩錢”，他就會放他們走。正一當時回答他：“我們是讨飯的和尚，哪裡會有錢給你？”
在正一的故事中，有某種東西讓曾日理覺得聽來有理。像蔡捕役這樣的人其實并非職業警捕，而是通常被人稱為“衙役”的地方上的跑腿。他們要幹很多既令人生厭又低人一等的雜務，在别人看來地位不高，也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他們薪俸微薄，不得不通過向百姓讨取“規矩錢”來過活。
此刻，蔡捕役被帶上堂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說法。整整一天，他就一直跪在那裡。最後，蔡捕役已是精疲力竭。于是他招供道，自己确實曾向和尚們要過錢。當他們拒絕給他錢時，他便一邊搜查他們的包裹，一邊威脅他們：“你們既是正經僧人，如何有這東西？你們得給我幾千錢，才放你去。不然送到縣裡，就成了剪辮子的人。”
當蔡捕役在和尚的行李裡找到了剪刀和繩子等說不清楚的東西時，事情變得嚴重起來。随着蔡的吼聲越來越響，人們紛紛圍攏了上來。衆人歇斯底裡般的反應使蔡捕役意識到，麻煩已經超出了自己能夠控制的範圍。于是他逮捕了正一，并說服衆人散開，然後把正一拉了出去。然而，他并未将正一直接帶往衙門，而是把他連同他那裝有犯罪疑物的包裹，帶到了坐落于城牆下一條死胡同裡的自己家中。超凡已被激怒，一直跟着蔡捕役，想讨回自己的行李箱。蔡捕役說：“你得找那兩個和尚來，才會給你。”超凡萬般無奈，隻好上衙門告狀去了。
蔡捕役繼續招供道，當他帶着戴上鐐铐的正一回到家裡後，便對他說：“現在沒有人了，你就随便吐出幾吊錢來吧，我就放你走。”可是，已經怒不可遏的正一堅持說，他要正式去官府告狀。蔡捕役意識到，除非能證明和尚們真的剪了别人的發辮，否則他的麻煩就大了。不巧的是，巨成的箱子裡隻有一縷頭發，而且，那頭發還是直的，根本不像是從辮梢上剪下來的。于是，蔡捕役便在自己家裡找了一撮舊頭發，走到弄堂裡正一看不見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将頭發編成辮子。為了使證據更充實一些，他又從自己的帽檐上剪下了一些纖維，把它們編起來，看上去就像兩條小辮子似的。他将這些匆匆僞造出來的證物，連同他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到了和尚的行李裡（這樣，包裡就有四把剪刀了）。然後，他便押着正一前往衙門。
在衙門裡，正一盡管遭到了刑訊，卻仍然不改他受到敲詐的說法。知縣自作聰明地指出，正一和蔡捕役原本互不相識，兩人之間并無芥蒂，所以，在蔡捕役身上找不到誣陷正一的動機。正因為如此，這個案子雖然經過了府衙的複審，亦未受到懷疑。
現在，鑒于蔡捕役已招供，曾按察使便将這個案子退回到蕭山縣衙門。蔡捕役被打了一頓，又被帶枷示衆，但最後還是被開釋了。和尚們也獲得開釋，每人還分得了3200錢，以使他們在被打斷的骨頭未愈合前得以過活。
公衆的歇斯底裡與卑劣的腐敗現象結合在一起，幾乎釀成司法上的一樁冤案。
（山兒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叫魂》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