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天皇或将退位，日本的平成時代或将打上休止符。從昭和到平成，如果用最到位的語言來概括這兩個時代的精神的話，那就是“上流”與“下流”。
戰後的昭和是“上流”社會，改朝不換代的平成是“下流”社會。感覺上是一個往“上”，一個往“下”。往“上”的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日本超過美國人均GDP成了世界第一。往“下”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日本GDP為54742億美元，比中國少了幾千億美元。中國坐上世界老二的位置。
這就是上與下的曆史性錯位。但這個曆史性的錯位引出了一個話題：日本的這30年真的是人們所說的“失去的30年”？
記得在日本被中國超越而成為全球老三的時候，當時的日本經濟大臣與謝野馨，雖酸溜溜，但也不無前瞻地宣稱：“日本将不會與中國競争GDP的排名。我們搞經濟不是為了争排名，而是使日本國民過上幸福的生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曾多次說過，不丹王國很早就提出用全民幸福指數代替GDP，日本應該向不丹學習。問題是，日本人幸福嗎？
這裡，筆者想起了“小确幸”這個新詞。這是村上春樹在散文集《蘭格漢斯島的午後》裡的生造詞。何謂小确幸？村上的解釋是雖小但确實的幸福感。
莊子說天地有大美，但日本人卻能感悟生活中的小美。這小美是否就是小确幸？這個小确幸與經濟的零增長或負增長有什麼關系？
人最終喜愛的是什麼
日本擁有世界前十的人口數，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數隻有3904人（2016年的最新統計），自1949年以來再次低于4000人。
日本警察廳認為，死亡人數的減少是交通安全教育的普及、車輛性能的提升、改善路口視野的道路改造、安裝能見度更好的LED信号燈等所産生的結果。
日本政府更是在2015年的基礎上，提出了到2020年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數減少至2500人以下的目标。顯然這是技術與人的素質綜合的一個結果。相對于交通死亡率高的中國，日本人看到自己國家這麼少的交通死亡人數，不感到一種小确幸嗎？
日本為癌症立法，2016年12月9日國會通過了新《癌症對策基本法》。日本人毫無隐瞞地宣布，在發達國家中，日本率先進入每2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會患上癌症的時代。但随着日本醫療技術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進步，患者5年生存率已超過60%，不住院治療已成為可能。
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個旨在緩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質量的“舒緩治療”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最終指向是創建一個“能讓患者放心生活的社會”。為了能讓患者在被确診後保持生活穩定，法律要求企業方面給予相應支援，使其能繼續工作或就業。而對于兒童癌症患者，則除了要求創造條件使其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和治療外，還将在學校推進與癌症相關的教育。
日本為癌症立法，而且是用基本法的規格為癌症立法，令我們歎服。那麼，你說，小确幸的天平翹起在哪一邊？
人最終喜愛的是自己欲望的滿足，而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這句話，是尼采曾經懷着幾近癫狂的意識說的。而要做到這一點，與經濟增長有關嗎？
精緻主義成了揪心的白日夢
多年前一位德國作家有一句名言：所謂富裕，就是需要的東西在需要的時候、需要的場所能夠立即到手。顯然日本的便利店就是這種理想主義的實現者。現在日本全國共有56000家便利店（2015年9月數據），街道上相隔20米的距離必定有一家便利店。
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能在20多年前成為暢銷書，就是日本人對破執和惜福的生活哲理的“春江水暖鴨先知”。
回歸本心，親近自然，擺脫物欲對心靈的統治。盡量降低對基本需求以外的物欲的追求，用一種風雅之道關注生活本身的美好。因此，清貧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貧困，清貧即選擇最簡單樸素的生活。
收納專家山下英子首提“斷舍離”概念，本質上并不在于推出一種新的整理術，而是倡導一種新的生活樣态：舍去不需要的東西，舍去多餘的東西，脫離對物品的執着。于是，我們看到日本人去百元店和便利店解決生活用品問題已趨日常化。遠離百貨商場，遠離名牌，遠離一切不需要的東西成了一種風尚。讓精緻主義和貴族氣質成了一種揪心的白日夢。
微觀經濟的王者
日本是向内和收縮的王者，當然也是微觀經濟的王者。
“知其雄，守其雌”恰恰是日本能夠影響世界經濟的王道。在全球創新市場上，日本的産品占據了一半以上的份額，比如：美國移動電話配件的九成是日本制造的，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飛機零件也是日本制造的。
實際上，早在2002年日本就全面啟動了一項國家戰略：強化知識産權。何謂強化知識産權？通俗地說，就是用其他國家的品牌來包裝日本的零配件。當其他國家的人們全力推銷他們的國家品牌時，當他們的品牌越來越紅火的時候，也就是對日本零配件的依賴性越來越大的時候。
當蔣介石說中日差距就在于一個王陽明的時候，也說明了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和陽明心學的關系。這也表明正是内向、收縮、細微造就了日本匠人精神。2015年，日本超過150年的企業有20000多家，而中國卻不足100家。
日本沒有經曆國家的大動蕩、外族的侵略，因此日本人有一種一以貫之的、不會被颠覆的幸福價值觀。在巴西奧運會閉幕式上的“東京八分鐘”，安倍晉三化裝成超級馬裡奧登場。這絕不是政治收編，而是“失去30年”的一個副産品——零增長的公共無意識，日本人将經濟的零增長帶來的影響化為了一種民粹，一種向往未來的民粹。
這種“民粹”也間接地使日本成為很多東亞人度假、過節的“後花園”。這主要是由于日本給東亞人提供了後現代人生活的一種範式：環境—安全—健康。到2020年，每年僅以醫療體檢為目的赴日的中國遊客數量将超31萬，這帶來的潛在經濟規模将達5000多億日元。
2017年1月3日的《讀賣新聞》上寫着：“泡沫經濟崩潰後的30年是日本失去的30年。如果我們不去除掉深入生活的緊縮志向，就不可能構築發展的基盤。”但是2011年12月17日的《讀賣新聞》裡也有這樣的話：“理不盡的自然猛威，在日本人的精神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改變了生死觀和自然觀的人很多。戰後日本的那種增量生産、越富越自由的價值觀和幸福觀崩潰了。”
讓人舒心地過日子的國家
看來，日本用30年時間，硬是将“增長”的發達國家轉換成了“成熟”的發達國家。從增長到成熟，是個應該令人刮目相看的質的飛躍。日本無疑成了世界成熟國中的優等生。歐洲富國要向它看齊，老大哥美國有時也要放下架子向它學習。當然，這個成熟還表現在知性智慧的成熟：零增長或負增長的本質，就是讓國民過穩定的舒心日子。
這正如從事實證經濟學研究的橘木俊诏在其《解讀21世紀資本主義》的書中亮出的“經濟增長并不是幸福的源泉”觀點，他認為日本在看似失去的30年裡，走上了低生育的道路，雖然導緻勞動力的不足，但同時也使得家庭消費需要降低，最後走上了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的穩定生存轉換之路。最近，中國留學生發起“全球分享日，從東京開始”的活動。為什麼要從東京開始呢？這就是問題的根本。
确實，日本是個讓人舒心地過日子的國家。在這裡，沒有熟人一樣辦事，沒有熟人一樣做生意，沒有熟人一樣升學，沒有熟人一樣看病，不送紅包一樣開刀；這裡食物安全不用擔心；這裡自來水不比礦泉水差；到政府辦事，點頭哈腰的是官員；這裡還是全球為數不多的幾個消滅了狂犬病的國家之一；這裡的老百姓手中有錢，但國家沒有錢，富裕像陽光一樣，既照在宮殿上，也照在了陰溝裡；這裡政府基本不對國民隐瞞任何大事，如最近替代築地市場的東京豐州市場，最終被檢測出地下水苯超标79倍，當天的《東京新聞》就直接報道了。
這一切正如傅高義在37年前寫下的驚世之作《日本第一》所言。37年後的今天，他再度肯定日本即便是經曆了“失去的30年”，但屬于“日本第一”時代的優良特質依舊存在，日本還是原來的日本，不可小觑。
早在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密爾就提出了“零增長論”的觀點。密爾在其代表作《經濟學原理》中有兩個著名的設問。
一、對人而言最善的狀态是什麼？顯然不是誰也不貧困的那種富裕，而是感覺不到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
二、對人而言，總是與他人接觸是件好事嗎？絕不是一件好事。沒有孤獨的社會絕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作為時間概念的人的狀态，孤獨是人的思考和精神活動不可或缺的條件。
在這個社會裡，人達到了最善的狀态，感覺不到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在這個社會裡，你會很紮實地感受到無處不在的一種孤獨、一種無助。孤獨死後的“零葬（不舉行葬禮，不留骨灰，不要墓地）”，就是日本常新的一個話題。
3·11日本大地震使日本人目睹了海嘯卷走房屋和汽車的那些瞬間。這些物，在自然的強力下顯得一錢不值。那麼人為什麼還要以此作為終身追求的目标呢？
于是，我們看到了一條清晰的因果鍊：俳句的藝術原點是脫俗；和歌的本質是草庵思想；茶道是在空無一物的貧寒小屋裡完成了精神的洗禮；花道是在去繁、去豔、去色的基礎上插出了原本“生花”的“清”與“貧”；枯山水則是用最經濟、最原始的幾塊石頭再造了一個無窮大的自然的小宇宙。
這就是吉田兼好反複強調的排除物欲，讓人的心靈自由律動；這就是日本學者伊藤宏見所說的“鄉愁”與“童心”；這就是歌人良寬禅師的詩句“夜雨草庵裡，雙腳等閑伸”所要表達的心境。
因此，GDP下降并不一定能使這個國家的國力下降，零增長并不一定能使這個國家的人品格也歸零。
（宋正懷摘自騰訊《大家》欄目，本刊有删節，邝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