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初，我還是學齡前稚童，父親便開始讓我背誦古詩。
聽上去平淡無奇——如今誰家孩子不從“鵝鵝鵝”開始背誦幾十首古詩，好像都不好意思說幼兒園畢業了。但是相信我，在那個年代，這也算是逆時代潮流的舉動。我帶着一點違禁的提心吊膽，開始讀父親手寫在粗糙文稿紙背面的詩詞。
我背的第一首詩是“白日依山盡”，然後是“床前明月光”和“慈母手中線”。然後，應該是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在我的心目中，這首詩有的地方好理解，有的地方我完全不明白。什麼是“城阙”？什麼叫“三秦”？“宦遊人”是什麼？繼續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當時我還沒有見過海，“海”字讓我想到的是父親所在的上海。既然一年隻能在寒暑假見父親兩次，上海一定非常非常遠，那是“海内”還是“天涯”？
我背誦的第一阕詞，對一個小女孩來說，是非常生硬突兀的——嶽飛的《滿江紅》。後來我不止一次想過，如果我有女兒，即使不讓她背李清照、柳永，至少也會選晏殊、周邦彥吧？現在的我對當年的父親笑着說：“爸爸，你也太離譜了。”當時因為這阕詞生字多，我背得很辛苦。等放暑假，父親回來了，居然沒有抽查這阕詞，讓我暗暗失望。那時候，因為常年不在一起生活，我有些敬畏父親，竟不敢自己主動賣弄一下，背給他聽。
按現在的養育标準看，我還在襁褓中時，父母就被迫分居兩地，我的整個童年父親都不在身邊，心理陰影該有多大啊。幸虧父親不在的時候，有他親手錄的古詩詞陪着我。
父親出差給我帶回一套唐詩書法書簽。“千裡莺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首詩我很喜歡，但是不太明白杜牧到底想說什麼。讀着讀着，眼前好像出現了一個畫面，像在去上海的火車上看到的煙雨朦胧的田野那樣，我被一種奇異的感覺籠罩了，覺得整個人在昏暗中閃閃發光。我獨自驚喜了一會兒，又有一點隐隐的擔憂：怎麼讀不出要人上進的意思？
等到可以天天見到父親，我已經不需要再問，我自己明白：把千裡之外的景色“拘”到讀詩人的面前，讓人覺得優美，置身其境，這個詩人便可稱得上手段了得，這首詩的價值已經足夠。詩不一定要用來包裹人生道理，不說“苦寒”，單純寫梅花也是可以的。明白了這一點，我有一種被赦免的輕松感，從此便自由自在地選擇自己喜歡的詩詞來讀了。
我十二歲那年，随母親移居上海，全家團聚。仿佛一下子海闊天空了，我可以很方便地從父親的書架上接觸到許多古典詩詞讀本，而且編選者都是真正的大家。也就是在這些詩詞選裡，我第一次看到在書上随手标記、評點的做法——父親在這些書裡，用鉛筆、紅鉛筆、藍色鋼筆做了各種記号（估計是每讀一遍用一種顔色的筆标記，有三種顔色表示至少讀了三遍）。
父親覺得好的地方，會畫圈。若是句子好，先畫線然後在線的尾巴上加圈；整首好，則在标題處畫。好，一個圈；很好，兩個圈；極好，三個圈。覺得不好，是一個類似于拉長了的頓号那樣的一長點。父親畫三個圈的情況自然不多，所以每次遇到，我都要整理衣裳、清清嗓子，認認真真地讀上幾遍。有時候我會忍不住對父親說，某一首詩真是好，我完全同意他的三個圈。父親大多隻是笑笑，并不和我展開讨論。那是20世紀80年代，他忙着準備講義和伏案著書，我雖然到了他眼皮底下，他卻常常沒空理我。于是我也隻能用在書上點點畫畫寫寫的方式來抒發自己的讀後感——父親破天荒地允許我在他的書上做記号，當然隻能用鉛筆。父親在苦熬他的文章或者講義，我雖然就坐在他對面，但是不敢打擾他，隻能在他讀過的書裡通過各自的評注和他“聊天”。
一天，我捧着一本古詩站到父親面前，破釜沉舟般地對他說：“這首詩，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惜時如金的父親有點抵擋不了，想早點溜進書房：“以後再說吧。”我不依不饒：“你給我五分鐘。”于是父親坐了下來，聽完我機關槍掃射般的一通話，想了想，說：“雖說詩無達诂，不過你的觀點好像比我當年的更有道理。”沒等我發出歡呼，他又接着說，“哪天我去看朱先生，帶你一起去吧。”朱先生是父親特别尊敬的老師朱東潤先生！我又覺得自己整個人閃閃發光起來。
就在那一天，我覺得自己長大了。
（宋正懷摘自騰訊《大家》欄目，本刊有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