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著名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困惑于虛假照片折射出的道德困境，為此，他拍攝了電影《父輩的旗幟》。故事起因于一張震撼人心的戰争照片：四名美軍戰士将一面彈痕累累的星條旗插上硫磺島的一處高地。熟悉太平洋戰争的讀者都知道，美軍與日寇曾在這座島上血戰，美軍雖然獲勝，但付出極大的傷亡代價。就在美國人民牽挂前方将士安危之時，這張構圖華美、彰顯勝利且被認為反映戰場真實場景的照片及時出現在各大報紙的頭版，對振奮美國人的戰鬥意志，作用不可估量。美國軍方當時做出的務實反應是，迅速找到幾位旗手，讓他們充當說客，說服美國人民購買支援戰争的國債——這無可厚非。
真正的問題是，照片是假的。影片告訴我們，照片是應一名上校的要求，在周邊一個已沒有敵人的安全地帶拍攝的。此前有過一張真實的現場照片，那幾名正在硝煙中插上國旗的士兵，多已陣亡。由于真實照片的影像效果不及擺拍品，導緻真正的英雄無人知曉，而那幾位奉命客串的士兵（他們當然也是真正的戰士），卻幸運地離開戰場，并在随後的環美巡遊中大出風頭。
（一）
影片開場那一大段退休老兵的自白，道出了另一個層面上人們的心理和事實真相：
“每個蠢蛋都自以為懂得戰争，尤其是那些從未上過戰場的人。我們喜歡美好而簡單的事物，但善良和邪惡，英雄和惡棍，很多人二者兼具，大多數時候，他們不同于我們的想象。很多我認識的人不願意說過去的事情，可能是因為他們正在試圖忘掉那些事。他們确實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們死去，沒有鮮花和掌聲，也沒能留下照片，隻有他們的戰友知道他們做了些什麼。我告訴大家，他們是為國捐軀的，其實究竟是不是，我也不确定。我們在戰争中的所見所聞、所作所為之殘酷，是無法想象的，但我們總得找出點意義來，這樣我們就需要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還有一些文字……如果你能拍下一張照片，這年頭，一張照片就能結束一場戰争。看看越南吧，那位南越軍官，一槍把那家夥打了個腦漿迸裂，嘣！完了，戰争就輸了。”
我見過那張南越軍官的照片，還有另一張更有名的照片：一個赤身裸體的越南小女孩，滿臉驚駭地面向鏡頭狂奔，背景是美軍燃燒彈下化為瓦礫的越南村莊。民衆上街加入反戰遊行，“一張照片就能結束一場戰争”，誠非虛言。要統計上街遊行的美國人裡，有多少是受到那些照片的觸動，已無可能，但戰争确實就此結束。在小布什總統以“先發制人”戰略發動針對薩達姆的戰争後，美國的電視台整天都在新聞的片頭播放一名伊拉克小男孩哀傷哭泣的鏡頭（中國的電視台也不例外），令小布什發動戰争的合法性廣受質疑。據說小布什總統曾大叫：“叫他們别放這個小男孩了，天知道這孩子是怎麼回事！”
小布什總統懷疑哭泣男孩的真實性，未必毫無依據。1997年，好萊塢拍攝了一部諷刺美國政壇黑幕的故事片《搖尾狗》。在影片中，正謀求連任的美國總統不幸陷入一樁醜聞，他請求羅伯特·德尼羅扮演的總統私人顧問提供幫助，幫他化解危機。德尼羅找到達斯汀·霍夫曼扮演的好萊塢某制片人，要求他虛構一個足以轉移國民注意力的公共安全事件。他們開始精心策劃。一樁無中生有的重大事件，被強行安插在阿爾巴尼亞。之所以選擇阿爾巴尼亞而不是别的國家，是因為他們斷定美國人對阿爾巴尼亞一無所知，短期内不會穿幫。真要穿幫，也是在總統成功連任之後。兩位老戲骨熟練地安排着劇情，他們找到一個阿爾巴尼亞裔的姑娘，姑娘渴望移民，總統渴望事件，雙方一拍即合。當姑娘在攝影棚裡驚慌走過時，電腦操作員随心所欲地從素材庫裡挑選着素材：危險的河流，凄厲的警笛聲和槍聲，以及一隻永遠可以用來調動人類情緒的落難小狗。總之，當虛假新聞出現在當晚的電視節目中時，觀衆無力核實真僞，但他們會感動，會震驚，會轉移注意力——這正是謀求連任的總統迫切需要的。
電影當然是虛構的，而小布什總統或許看過它，因而有理由懷疑号哭的伊拉克小男孩隻是另一個虛構的阿爾巴尼亞姑娘。何況，經由好事者揭露，人們早已知道，大量“二戰”時期的著名照片都涉嫌造假，包括美國水兵與女護士在時代廣場上的“勝利之吻”，蘇聯紅軍在柏林帝國大廈上揮舞國旗，麥克阿瑟将軍在菲律賓登陸，等等。我們自以為發自肺腑的萬衆一心和群情激昂，竟然隻是操控者事先設定劇情的情緒反射。事後回想，我們頂多隻能從“那畢竟不是壞事”中找到些許安慰。
（二）
安慰不見得總能找到。沃爾特·李普曼在其名著《公衆輿論》裡譴責法國的霞飛将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宣傳策略。作為法軍最高統帥，霞飛将軍的軍事才能并不突出。法國當年吃到的幾場大敗仗，以反應遲鈍著稱的霞飛将軍皆難脫幹系。而令他聲名鵲起的馬恩河戰役，首功也不應記在他頭上，更何況即使在這場僅有的勝仗裡，霞飛一方的陣亡數也在德軍之上。李普曼告訴我們，“在凡爾登戰役打得最糟糕的時刻，霞飛将軍和他的助手們卻在開會争論明早見報的名詞、動詞、形容詞”。這就産生了一個悲壯到滑稽的結果：一邊是法國軍隊在戰場上成建制地遭到屠殺，一邊是法國民衆從報刊上獲得的虛假捷報。“由于圖像集中展示了德國人屍橫遍野的景象，法國人的屍體則被忽略不計，一幅特殊的作戰景觀便被勾畫出來。”李普曼總結道。
宣傳部門有選擇地提供的那些信息，不足以讓民衆獲知戰場上的真相，又剛好可以釋放他們的無窮想象。霞飛将軍一度獲得了無可比拟的榮耀。
其後兩年，整個世界給予那位馬恩河的勝利者非凡的敬意。行李管理員差不多被那些沉甸甸的箱子、包裹及書信壓彎了腰，那都是素昧平生的人們寄給霞飛的，用以表達他們的欽佩之情。他們稱他為世界的救星、法國之父、上帝的使者、人類的恩人，不一而足。還有成百上千的年輕姑娘克服女人的羞怯，瞞着家人要求和他約會。
上海的淮海路曾在馬恩河戰役後改名為“霞飛路”，也是這股世界性迷狂的縮影。那是另一面“父輩的旗幟”，雖然高揚着愛國主義，卻令人沮喪透頂。實際上，法國人在“一戰”中付出慘重代價，年輕人傷亡近半，緻使他們在“二戰”開始時即缺乏應戰的勇氣和能力，被迫以所謂的“綏靖政策”向希特勒屈服。
（三）
考察漢娜·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的緣起，我們發現，即使是這樣一位具有超凡智慧的哲人，也容易受到影像的滋擾和誤導。
曾經距離納粹集中營和死神非常近的阿倫特——她既是猶太人，又是德國人，希特勒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大屠殺時，她又身處德國占領下的法國——偏偏從未見過真正的納粹。她一度被關進法國人設立的隔離營，若非僥幸弄到赴美簽證，奧斯維辛或達豪集中營将是她人生的終點站。但她逃脫了。她耳聞目睹了大量納粹惡行，偏偏沒有見到活生生的納粹。出于知識分子的責任，也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當獲悉以色列當局以秘密綁架的方式逮捕了納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并打算在耶路撒冷對他進行公開審判時，她主動向《紐約客》提出申請，要求前往耶路撒冷報道這場審判。
假如阿倫特看到的艾希曼，與她想象中的納粹形象契合，也就是那種我們在“二戰”電影裡經常見到的身形高大、氣質陰郁的蓋世太保形象，“平庸之惡”的概念恐怕無從産生。然而，戰争結束已逾十年，就算艾希曼有過幹練的軍人時期（從照片上看，他的确有過），但長期在南美颠沛逃亡，磨蝕了他的銳氣。簡而言之，出現在阿倫特面前的艾希曼，已經被歲月這把殺豬刀過度修理：他衰老，謝頂，還戴了一副與軍人形象極不般配的黑框眼鏡，神情呆滞，言語笨拙。不巧的是，受審時艾希曼正患感冒，老是在防彈玻璃間裡打噴嚏、擤鼻涕，聲音也甕聲甕氣。如果承認存在一種惡棍的光彩，該光彩在當時的艾希曼身上絲毫未現。
阿倫特年輕時，面相學曾流行于德國知識界，她的兩位著名老師卡爾·雅斯貝爾斯和馬丁·海德格爾亦曾留意于此，阿倫特也不例外。兩位老師用面相學讨論希特勒時，評價截然不同。雅斯貝爾斯認為希特勒“光看一眼就令人不寒而栗”，海德格爾則驚歎：“瞧瞧他的手啊！”阿倫特的哲學前輩叔本華也迷戀此道，曾暗示自己僅憑一個人的背影就能看出其是否是天才。總之，面相學雖然不是可靠的學問，卻構成了阿倫特閱世觀人的底色之一，使她受惑于審判席上那張卑微可憐的臉，倉促間忽略了起碼的常識。
阿倫特本應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裡也不過如此。大多數失勢的暴君和連環殺手看起來都一臉慘相，沒有殺傷力，甚至可憐兮兮。想想薩達姆·侯賽因蓬頭垢面地鑽出洞穴時的那副樣子吧。
索爾仁尼琴寫到蘇聯人也有過相似的觀感困惑。在肅反時期，那些“曾把整個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惶恐不安的無畏的人，出場（受審）時成了一隻隻垂頭喪氣、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們說什麼，他們就咩咩地叫幾聲。他們把髒東西往自己身上嘔吐，卑躬屈膝地貶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認自己犯下了無論如何也不應犯的罪行。”
可以斷定這些大人物都很“平庸”嗎？索爾仁尼琴的解釋是：“要知道我們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這些人非同凡俗有關……這些人，我們預先就認為是一些超人——我們的困惑不解實質上是出于這個緣故。”
阿倫特的困惑八成也是“出于這個緣故”，
但索爾仁尼琴迅速找到了答案：“要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太多了。”換言之，一個缺乏自由思想和人格獨立性的人，時而勇敢，時而怯懦，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不能因為他偶爾的勇敢表象就忽略其内在的平庸實質，也不應看到他此時此刻的卑微與可憐，就忽視他之前的作惡能量。阿倫特一時疏忽，再加上她的丈夫正好有一句口頭禅“平庸之惡”，她就聽任這句話脫口而出。
西塞羅說過：“對事實的陳述越短，這個陳述就更加清晰，更易追随。”短語“平庸之惡”除了高度匹配艾希曼受審時的“尊容”，又正好符合上述特點，人們可以像面對一幅照片那樣面對它，因而無法克制對它的關注和“追随”。哪怕阿倫特事後對該詞導緻的誤讀表示歉意，哪怕“平庸之惡”在她名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長篇報告裡總共隻出現過一回，她也無法阻止這個詞迅速流行。
（趙紅星摘自《經濟觀察報》2017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