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康、雍、乾三朝，人稱盛世。盛世的頂峰，就是乾隆朝。乾隆老兒活得最長，統治時間最長，幹的事也真不少。當然，自我感覺也最好，自稱“十全老人”，其實就是封自己為“十全”皇帝。但是，這個世界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當然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十全”過後，王朝其實已經進入衰世。當年來華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雖然使命一個都沒完成，但已經看出這個龐大的王朝不過是一條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罷了。王朝的衰敗，不僅僅在于錢都讓乾隆花得差不多了，還因為王朝的統治機器已經嚴重老化。
乾隆一死，做兒子的嘉慶就忙不疊地把老子最寵愛的大臣關進了監獄，全然不顧九泉之下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顧嫁給和珅做兒媳的妹妹的面子。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但這個清朝曆史上最大的貪官，貪污腐化的惡行并不在于貪污了多少錢财。這些銀子和寶物，盡管奉旨抄家的人會私吞不少，但比較起來，還是剩給皇帝的多些。但由和珅造成的腐敗空氣、被敗壞的吏治，已經積重難返，無法救治了。
和珅案隻是當時的一個大案，大案下面，還有若幹次一等的案子。這些案子若放在别的時代，其實也不小，但因為有和珅作比較，就隻好委屈了。湖南布政使鄭源璹賣官案，就是其中一個。
一省的布政使，在明代，就等于這個省的最高行政長官。但是，由于一省并列的長官有三個，除了布政使，還有按察使和兵馬指揮使，三者間怎麼也擺不平，到了明朝中葉之後，就在三司之上加了一個中央派來的總督或者巡撫。到了清朝，這種體制被固定化，因此，布政使就變成一省行政官員中的老二，但依然保留了較多的人事權。在形式上，下面的官員委派，要由布政使操辦。隻是在督撫強勢的情況下，真正決定官員任免的，并非布政使而已。不過，如果某個布政使來頭比較大，硬是不買督撫的賬，自己挂牌任免，在體制上也不能說有什麼錯。
鄭源璹在乾隆朝後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于他跟和珅走得比較近，因此湖南的官員委派，就由他一人說了算。那個時候，地方官員的選拔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無論是科舉考試考上的，還是捐班買來的、軍功得來的，都由吏部派到省裡，在省裡候選，有了空缺，就由省裡負責下派。一般來說，凡是有權派遣的官員，無論是督撫還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機撈點油水。讓你候多長時間，補什麼樣的缺，裡面大有名堂。但那時的規矩是：凡科舉正途來的候選者，理論上是不能讓人家長期候着的；有些來頭特大的，比如從翰林院下來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個縣令，說補就補；可以做大文章的，隻有捐班和雜途的官員。真正的賣官，大家還不大敢，操作起來也有困難。賣官，在原則上，是吏部官員的買賣。
但是鄭源璹有和珅這個靠山，他可不管什麼規矩。隻要上面派來候補的官員，不管你是誰，一律候着，并告訴你，你要去的那個位置上現在有人，你得等。即使來頭大的指定縣份的進士，也得等。不想等，也容易，拿錢來。看縣份的優劣，少說也得萬兩銀子。那些指定縣份的候任官員，可以據理力争。你來争，人家也答應，但就是不肯挂牌。拖到最後，你帶來的盤纏用完了，又舍不得這個官位，隻好想辦法。一個辦法是借高利貸，到任之後，想法還上。如果你是指定縣份的，高利貸不用借了，但得派人到這個縣裡，讓這個縣的書吏帶着銀子上省裡幫你運作。縣裡早就知道誰是指定的，你派人來求，自然答應。但是，等你到任之後，書吏再怎樣橫行不法，你也管不了。借高利貸也罷，找書吏幫忙也罷，總之，你這個貪官是做定了。如果不肯就範，就隻能等。事發之時，按吏部的統計，湘鄉知縣已經委任了七年，但實際到任才四個月；而隔壁的湘潭知縣，已經授任五年，卻還沒到任。
這樣能賣官的官，自然很肥。布政使司衙門，家眷就有四百人，連同家丁和仆人，浩浩蕩蕩如同一支大軍。家裡養了兩個戲班子，連台好戲，晝夜不息。因兒子結婚，要送部分家眷回籍，十二隻大船“旌旗耀彩，輝映河幹”。
彈劾鄭源璹的官員感慨，鄭源璹之惡，關鍵是壞了規矩。原來下級也孝敬上級，官員們都按潛規則拿錢，但彼此之間，都謹守一個分寸。盤剝搜刮不過分，老百姓大體也能過得去。當官的，大官小官，都有當官之樂。但是，自從和珅這一批人出來，潛規則也被破壞了。巴結孝敬上司，必須加倍，大家比着來，你孝敬一，我就有二。如果你不孝敬，就像鄭源璹這樣，會逼着你孝敬。官與官，大官與小官，官與吏，關系大亂。彼此撈的錢多了，孝敬多了，阿谀奉承也都翻了倍。所有的負擔，最後都得轉嫁到老百姓頭上，弄得百姓嚣嚣，活不下去。
中原五省白蓮教起義，原本在乾隆活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鬧了，一直壓着——盛世嘛，怎麼能有這種事！到乾隆“翹辮子”了，嘉慶一看，哇，已成燎原之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之撲滅，皇帝自己都快累趴下了。
其實，所謂的盛世，都是扯淡。不過清朝到了乾隆年間，長時間的平安歲月，人口增加，物産也增加。至少位于社會上層的人們，機會多了，享受也多了。皇帝帶頭享受，幾番南巡，幾次北狩，錢花得像流水一樣。這種時候，和珅這樣的馬屁精，說話辦事，就愈發入眼，連帶着壞了整個官場的風氣。所謂聖主的自負，又使得這樣的風氣無法得到修正；也沒有什麼直臣敢冒掉腦袋的危險，指出這一點。和珅倒台之後，即使刻意地搜尋，滿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經抵制過“和相”之人。滿打滿算，隻有一個禦史，在巡城的時候，碰上了和珅張揚的家丁，把家丁的車給燒了。和珅一倒，各種抵制和珅的事迹都冒出來了。其實所謂的抵制，都是若有若無、牽強附會，再不就是死無對證。
皇帝換人了，和珅和鄭源璹都伏法了，白蓮教起義也被鎮壓了，但清朝的吏治，從此一塌糊塗，不可逆轉地壞了下去。嘉慶皇帝看到了這一切，但也沒有勇氣和膽略來個徹底整頓。塞上幾個過于明顯的窟窿，抓幾個過于紮眼的貪官，也就罷了。言辭激烈抨擊時弊的翰林洪亮吉，還被他發配到了伊犁。大清，剛剛過了盛世，到他的手裡，就隻能得過且過了。說來也可憐，作為皇帝，他處處節省，不敢出巡，有點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也沒能喚起臣工的天良。到了他兒子手上，這個曾經顯赫的王朝，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盛世的後遺症，發作起來，還真是可怕。
（若子摘自中國書籍出版社《小狗也要叫》一書，邝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