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物課堂上有一個很簡單的實驗，把兩根蘿蔔條，分别浸入盛有清水和鹽水的燒杯裡，觀察它們發生的變化。一段時間後，清水裡的蘿蔔條依然堅挺、硬脆，而鹽水中的蘿蔔條則慢慢皺縮、癱軟。
我們要讨論的是社會問題，所以這是個比喻。
當今各個領域的人都開始感知一個事實：在我們身邊，像鹽水裡的蘿蔔條一般綿軟無力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慵懶，缺乏進取心和意志力，沒有壓力也沒有雄心，不工作或對任何工作都不上心，更談不上任何理想主義激情。這些年輕人被稱為“軟世代”。
那麼，在當今社會，是什麼構成了那一杯泡軟“蘿蔔”的“鹽水”？
“軟世代”鳳凰衛視主持人窦文濤在微博上做過一次問題征集——什麼是“最讓人焦慮的問題”。結果發現，呼聲最高的那個問題竟然是：“不想工作怎麼辦？”他在節目中感歎：“太不可思議了，年輕人竟然不想工作。”
另一位對“年輕人不想工作”現象發表激烈意見的公衆人物是企業家董明珠。2016年年底，在央視财經頻道《對話》欄目中，董明珠有些激動地說，很多“90後”不願意去實體經濟企業工作，而喜歡開網店，一個月賺兩三千元，能生活下去就滿足了，“這一代人或将成為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隐患”。
董明珠這番話更多地被解讀為實體經濟和互聯網經濟“打架”的延續，更重要的問題卻被忽視了——她指出了另一個事實——為數不
少的年輕人表現出沒有個人發展需求的共性。
“開網店”當然也是一種工作、一種創業，但在這個“二八效應”體現得十分明顯的領域裡，絕大部分“創業者”最終不得不面對僅能糊口的結局，而且投入時間的拉長并不能為個人發展提供資金、經驗、技能、思想和創造力的積累。
開網店隻是一個例子，在各領域都存在一種工作狀态，它孤立、重複，對人的提升沒有要求，因而也就無法與人的發展需求對應起來。然而，許多身處其中者并沒有嚴肅面對這個問題，偶被提醒也被視作“杞人之憂”。
輕易生存的時代成為“軟世代”，是一種理性選擇，因為現實提供了條件。
在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機器人正在取代工人成為生産車間裡的主角。勞動力緊缺、生産進一步标準化以及生産效率提升的需要，是主要原因，但企業家們可能在公共媒體上不方便訴說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已很難找到合格的工人。
年輕的工人要求工作場所有空調、安裝無線網絡，要求管理者和顔悅色，但他們仍然會随時撂挑子。辭職早已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有些人是因為發生了一點小小的不愉快；有些人則是周期性的，沒有錢就入職，工作幾個月有一點積蓄就“脫産花錢”，花完再入職；還有一些人，則是因為對任何事情都無法堅持。
這些表現都讓前輩們無法理解，但對“軟世代”而言，卻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條件優渥地活着，至少是輕而易舉地生存，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社會學家鄭也夫在《後物欲時代的來臨》一書中，先為全書的論述揭示了一個基調性的時代背景：這個世界發生了一個從古至今整個人類進化史上都不曾發生的變化，我們可以說，人類眼下遭遇的是兩百萬年未有之變局，這個變局就是“溫飽大體解決了”。
他說：“從20世紀中葉往前推，全部的人類曆史都是為了生存而掙紮的曆史。人類各個民族曾經提出過的幾乎所有的主流人生觀，都是建立在人類曆史這一基調之上的，都折射出此種生存狀況的基本氛圍：生存是嚴酷而艱難的。”
工業化時代的來臨，使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千百倍地提升，從而可以輕而易舉地從自然中獲得供養。人，成為唯一一個擺脫“生存是嚴酷而艱難的”這一上帝法則的物種。
“軟世代”正好處于這一人類曆史上最大變局的銜接處，上一代為他們推開這扇門。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富二代”，但每一個人都屬于“免于饑寒的一代”，從城市到農村，這一點沒有差别。
上升的通道生存問題的解決并不必然導緻人們喪失奮鬥動力，人們還有繼續進行階層躍升的欲望，以及物質享樂的欲望，但前提是，這些欲望是可以實現的。
實現這些欲望，曾經比較容易。改革開放初期，被卷入市場經濟大潮的人們要實現階層爬升，隻要有足夠的膽量、一定的眼光和不太壞的運氣，往往就能成功。
今天中國所處的，是市場經濟時代的升級版本——資本經濟時代。二者的區别在于，後者多了一個瘋狂的工具——杠杆。加入這一工具之後，财富創造的整個邏輯都被颠覆了，“積累—投資—利潤—再投資”變成“對資本講故事—獲得投資—對消費者講故事—生産産品—再融資”。
邏輯颠覆帶來角色變化。最重要的變化是，很多時候資本決定一切，人的價值無下限地降低。原始積累過程已經不再必要，這就讓勤儉失去意義；創造力很關鍵，但與資本相遇更關鍵，而能否與資本相遇，幾乎與個人的膽量、勇氣無關，隻與人的先天身份有關。
我們可以把對創業有利的個人條件羅列出來：膽識、體力、知識、技能、意志、創造力、容貌，還有“爹”。
“爹”的意思，就是階層再生産。社會結構日趨定型，意味着社會流動困難，人們的未來逐步被“封頂”。王健林的名句“定個小目标，先賺他一個億”風行一時，被人們當作娛樂資源争相傳播。其實這在心理上是有隐秘的原因的——自己早已被這種财富遊戲開除了，娛樂性的圍觀隻是一種掩飾被剝奪感的表現。
當然，中國的社會流動放緩，是在相當一部分人獲得階層提升、絕大部分人物質處境得到明顯改善之後的放緩，立足于接近“全面小康”的基礎上。這就回到“輕易生存”這一根本因素，再加上“上升困難”這一現實條件，一部分年輕人的奮鬥欲逐漸熄滅便順理成章。
杞人憂天？資本經濟時代的确讓最好的那一部分機會成為階層特權，但它并不影響那些它瞧不上的領域，所以這并不意味着市場經濟時代的玩法徹底失效，“積累—投資—利潤—再投資”的财富創造模式仍有生存空間。隻不過，人們很難再“從攤主到董事長”，而變成“在跑步機上運動”。
積累變得非常艱難。對社會中下層人群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
普通城市中産階級處理完住房、車輛、醫療保障、孩子教育等基本需求後，收入所剩無幾。
和20世紀末不同，今天消費主義已經成為普遍的人生觀，已經很少有人能為了更長遠的、成敗未定的計劃去克制眼前的欲望。比如我們經常注意到有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對家庭責任缺乏擔當，對未來完全茫然，一次次更換新一代電子設備是他們收入的主要去向。
從大院雜處到同層聚居，那些将“賺它一個億”視為“小目标”的上層玩家與中下層沒有任何現實交集，但他們的财富膨脹方式具有強大的外擴性，會間接影響中下層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在社會動力的燃料中，注入“剝奪機制”這一添加劑。我們不難在身邊找到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是白領，也可能是攤主、店主、模特、公務員，他們想要在城市裡買一套房子（動力），于是開始省吃儉用存首付，但存的時間越長，離首付金額越遠（剝奪）。
一些人可以依賴父母的供給生活，另一些人則尋找一種最容易保證生存的途徑，如董明珠所說的那些在家開淘寶店勉強生存的年輕人。
後方保底、前路迷茫、動力機制被剝奪機制中和，這些客觀現實構成了浸泡“蘿蔔”的“鹽水”。因此，一些年輕人的“變軟”，不是源于天生的意志缺陷，而是一種由社會條件決定的理性選擇。
幾乎每個時代的年輕人在上一代眼中都有“淪陷”的傾向。就經驗而言，“這一代人或将成為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隐患”這種預測，都被曆史證明為多慮，中外皆然。
比如，機器人逐漸普及，未來的實體經濟可能隻需要少量的資源配置者便可完成高效率的生産。而少量勞動即可創造巨大财富，這一趨勢也讓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社會财富像泉水一樣湧流”的理想狀态。
問題的關鍵在于，湧流的财富怎樣和每一個人相關。
（費德提克摘自《年輕人》2017年4月，本刊有删節，黎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