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出生在安徽桐城一個比較富裕的地主家庭，是家裡的二少爺。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在講自己故鄉的時候，最常講起的就是他的母親。自小失去母愛的父親并沒有因此失去愛心。每當收租的季節，父親總是一個樂善好施的少年，盡其所能地幫助鄉親，“善良的二少爺”是父親自小落下的好名聲。
“沒有祖産，無祖可祭”，這是跟随國民黨來台灣島的外省人的隐痛。我始終沒有問過父親，他有沒有後悔過。來到台灣後不久，父親就與他的大伯父走散了。一個23歲的青年，一下子從一個地主家的二少爺，變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
不知道父親有沒有流過眼淚，總之在我懂事之時，父親便已決定将一切深鎖于心底。我看到的是一個對生活積極樂觀的父親，一個剛正不阿的父親，一個正直廉潔的父親。“心如松柏堅，性若金剛石，遇事講是非，不為威武屈。”這是他的自詠。
在我高三那年，發生了一件對我影響非常大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因為那件事，我才走進新聞這一行。那一年我17歲，父親已經從軍中退役，在高雄市車船管理處做事。當時高雄的公交車是自動投币的，于是就有部分公交車司機作假，使一部分車票錢流到自己的口袋裡。當時的公交車司機很多都有黑社會背景，所以一直沒有人敢出面制止。父親當時是主管稽查工作的，發現這一情況後，不顧朋友和家人的反對，堅持将貪污的司機查辦到底。事情剛剛結束，父親便遭到黑社會的報複，被人砍傷右臀，頓時血流如注，但他還是帶傷忍痛繼續追歹徒。在送他去醫院救治時，我們5個兄弟姐妹驚慌失措，号啕大哭，父親卻淡然一句：“這是為正義而流的血，不必大驚小怪。”
直至今日，這句話仍然影響着我的人生态度。
随後的那段時間裡，家裡的恐吓電話響個不停，我至今還記得話筒那邊傳來的陰森森的聲音：“我要殺你全家……”就連父親經常騎的那輛摩托車，儲油箱裡也被人灌了硫酸，若發動車子便會爆炸，後果不堪設想。即便這樣，父親也沒有低頭。記得當時我還對父親說：“别人的爸爸都聰明，隻有我的爸爸最笨。”可是在心裡，父親的硬骨頭卻着實讓我佩服。
看着父親身上的傷疤，我心痛之餘，突然萌生了一個想法——雖然沒法跟那些黑幫硬碰硬，但是我可以做一個新聞記者，去維護社會公正。父親聽說我的志願後極力反對，他告訴我：“做新聞實在太累，我不願你像我一樣陷入是非圈裡，你應該過一種安定的生活。”我當時笑着告訴父親：“你放心，我絕不會像你那樣，整天被黑幫追殺，我要圓滑一點兒。”可現在想來，我依然是做了父親的翻版。我骨子裡流着父親的血，這也許就是基因的力量吧。
父親是2005年端午節因心肌梗死猝然離世的。在整理父親遺物的時候，我看到了父親于2003年寫的遺囑：
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蒙眬又是誰。這是出家人對人生的看法，其實我也是恍恍惚惚地生，恍恍惚惚地死，不過我要生得光明磊落，死得無聲無息……
我的骨灰壇，生前已買好，兩旁的對聯：生前為善不求報；死後但求子孫賢。望爾等勿辜負我的願望。
人生不過夢一場，夫妻、兒女都是前世因緣，此生緣已了，一眼萬緣空。你們不必為我死去而悲傷，我也不必為你們牽挂，該去的就讓他們去吧。何況我已走完這無怨無悔的一生，應該含笑而去。
親愛的家人，别了！永别！感謝你們為我生前身後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辛勞！
父親用他最後的力量給兒子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課，教會我怎樣從正面的角度看待生離死别。
法國女作家尤瑟納爾曾經說過一句話：“學會估算自己與上帝的距離，是非要到40歲不可的。”今天，40歲的我越來越頻繁地出入殡儀館——這個象征生命終點的地方，我卻同時在這個地方開始了自己人生下半場的思索與感悟：人生的第一堂課就是死亡，隻有這樣才會懂得珍惜，才不會感到畏懼。
（文華摘自新華出版社《大家美文》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