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記得有一年去汪先生家，先生拿出湖南吉首的一瓶酒（包裝由黃永玉設計）給我們喝。席間，汪先生說老人有三樂：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無事可做。當時我們才三十幾歲，對這句話也沒有什麼理解，但是回家後我記在了本子上。如今再回憶起這句話，又多了些況味。
二
有一年到汪先生家去，汪師母說了一件趣事。她說前不久老汪酒喝多了，回來的路上跌了一跤。汪先生跌跤之後首先想到能不能再站起來，結果站起來了，還試着往前走了幾步。“咦！沒事。”汪先生自己說。回到家裡，汪先生一個勁地在鏡子前面左照右照，照得汪師母心裡直犯嘀咕：老汪今天怎麼了？是不是有外遇？七十多歲、滿頭銀絲的汪師母說完這話，哈哈大笑，那個開心勁兒。其實汪先生是在照臉上的皮有沒有跌破。
三
還聽過一件事。說某文學青年偶然認識了汪先生，之後就到先生家中拜訪。這是一個對先生癡迷得有點癫狂的青年。他為了能每日聆聽先生的教誨，索性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不大，他于是心甘情願睡地下室，這樣一住就是多日。每天一大早，他就舉着牙刷上樓敲門。有一次他還帶來了兒子，老頭兒帶着孩子上街去買了一隻小烏龜。可是“這個青年實在是沒有才華，他的東西寫得實在是不行”。每次他帶來稿子，都要讓老頭兒給他看看。老頭兒拿着他的稿子，回頭見他不在，就小聲說：“圖窮匕首見。”
汪老頭認為這名青年從事一種較艱苦的工作，很不容易。可他确實寫得不好，每次帶來的稿子都髒兮兮的。汪老頭兒終于還是無法忍受，他用一種很“文學”的方式，下了逐客令——某天大早，青年又舉着牙刷上樓敲門，老頭兒打開門，堵在門口。一個門裡，一個門外，老頭兒開腔了：“一、你以後不要再來了，我很忙；二、你不可以在外面說我是你的恩師，我沒有你這個學生；三、你今後也不要再寄稿子來給我看。”講完這三條，場面一定很尴尬。我聽到這個“故事”時，是感覺有些驚悚的，甚至出了一身冷汗。
現在說這個故事，仿佛已經是“前朝舊事”了。因為已過去幾十年了，當年的青年現在也是半個老頭了。希望那位曾經的青年讀到此則，不要見怪，因為我們都愛這個老頭兒，對吧？
四
得到一個重要的細節。一個重慶的記者，曾因受命寫一篇重要節日的稿件，訪問一位叫章紫的95歲高齡的老人。臨走時，老人找出一本舊影集給記者翻看，記者竟看到章紫與汪曾祺的合影，一問，原來他們是1935年在江陰南菁中學的同學。記者于是接着采訪。章紫說：“我有個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位中醫的女兒，汪曾祺對她有點意思。高二時有天上學，我們一進教室，就看見黑闆上有人給夏素芬寫了一黑闆情詩，不是新詩，是舊體詩，是汪曾祺寫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完之後，他自己把黑闆擦了。”
後來，夏素芬在江陰淪陷區，章紫在重慶讀書，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這期間汪曾祺給章紫寫了很多信。後來章紫媽媽知道了，還警告她說，你爸爸不喜歡蘇北人，他知道了，會不高興的。通信的大多數内容已無法回憶，但信裡面有兩句話，章紫一直記憶猶新。章紫說：“有一次他在信裡寫了一句，我記得很牢，他說，‘如果我們相愛，我們就有罪了’；還有一次，他的信裡最後寫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當時我手胖，班上的同學都知道我是小胖手。‘小胖手’這句我記得，是因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擱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覺得好笑。”
20世紀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做客。章紫說，他愛人施松卿跟女兒也在家。汪曾祺很會做菜，做菜時，他悄悄跟章紫說：“當年學校的事兒，不要多說。”章紫覺得，汪曾祺指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
汪先生在世時，曾說過，想寫寫自己的初戀，可是覺得人家還在世，如果寫出來，是不是會打攪别人平靜的生活。于是不願意寫了。
五
2003年我到北京，一次與汪朗喝酒。大家喝得開心，都多喝了點。之後有人提議到老頭兒的蒲黃榆舊居坐坐。因人多，在書房裡散坐，汪朗坐在地上。大家閑聊，汪朗說，“文革”時，一回汪先生中午喝了酒，撸起汗衫，躺在床上，拍着肚皮哼京劇。正哼着，頭頂上的電棒管子一頭忽然掉了下來，也沒完全掉，另一頭還插在電棒盒子裡，挂在那兒晃呢！老頭兒也不管，繼續哼。汪師母說：“你還不把汗衫放下來，上面有人監視你呢！”
六
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瀾受邀到徽州遊玩，當地安排一名小青年程鷹陪同。第二天一早，程鷹趕到賓館，汪先生已經下樓，正準備去門口的小賣部買煙，程鷹跟了過去。汪先生走近櫃台，從褲子口袋裡抓出一把錢，數也不數，往櫃台上一推，說：“買兩包煙。”程鷹說，他記得非常清楚，是上海産的“雙喜”。賣煙的在一把零錢中挑選了一下，拿夠煙錢，又把這一堆錢往回一推。汪先生看都沒看，把這一堆錢又塞回口袋，之後把一包煙往程鷹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鷹陪汪、林二人在新安江邊的大排檔吃龍蝦。啤酒喝到一半，林斤瀾忽然說：“小程，聽說你有篇小說要在《花城》上發？”程鷹說：“是的。”林斤瀾說：“《花城》不錯。”停一會兒又說：“你再認真寫一篇，我給你在《北京文學》上發頭條。”汪老頭丢下酒杯，望着林斤瀾：“你俗不俗！難道非要發頭條？”
七
1996年12月，全國“文代會”和“作代會”在北京召開。我那時在北京工作，請了許多作家吃飯。吃完我們趕到京西賓館，出席“作代會”的北京代表團的汪曾祺和林斤瀾都住在這裡。我們找到汪先生住的樓層，他的房間門大敞着，但沒有人。房間的燈都開着，就見靠門這邊的台子上有好幾個酒瓶，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杯子。那些酒，除白酒外，還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裡去串門了。
我們在房間裡站了一會兒，又到走廊上來回張望。沒過一會兒，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來，一看就已經喝高了。他見到我們，那個熱情啊！連聲招呼“坐坐坐坐”，之後就開始拿杯子倒酒：“喝一點，喝一點。”我們本來晚上已經喝過，再看他已經喝高了，還喝個啥？于是抓住他的手解釋說，不喝了不喝了，我們喝過了。隻坐了一會兒，我們便匆匆離開了。
這些細節能說明什麼呢？它們又有什麼意義呢？細節總是迷人的。我想，讀者自會有自己的理解，是不需要我在此多說的。我呈上這些，隻是為了紀念。
（劉振摘自《文彙報》2017年5月18日，李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