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店員說得出這背後的緣故：拿瘤子的腫瘤科醫生、技法進步的麻醉師、泌尿科大夫下班了，現在是他們的聚會時間。
這是一家叫作“柳葉刀”的燒烤店，也是在北京遇到下班的醫生概率最高的餐廳。經營它的同樣是一群醫生，發起人之一的程絲就在北京一家醫院工作。在這座城市，醫生幾乎每天都要面對巨大的焦慮、誤解、危機，而開一家燒烤店，就是程絲和她的朋友們對抗壓力的一種辦法。
這個主意也是在飯桌上想出來的。劉安鵑畢業于北京大學醫學部，現在成了柳葉刀燒烤店的店長。跟同行聊天的時候，他發現大家都喜歡參加醫學學術會議，這不完全是為了提升業務水平，也是因為每次開完會，晚上總有聚餐。“幹我們這行的，太需要理解了”，而隻有醫生才最能理解彼此的難處，大家熱鬧地吃飯喝酒，毫無顧忌地聊聊天，“每次開會，晚上的那頓飯，才是本質”。
2017年，程絲和身為腫瘤科醫生的朋友王建，聯合其他14名醫生，籌錢合開了這家燒烤店。店名源自他們上班的時候最常見到的頂級醫學學術期刊——《柳葉刀》。除了劉安鵑全職負責燒烤店的經營，其他股東醫生平時并不參與燒烤店的工作，他們還是每天在醫院出診看病，隻偶爾在休息日來轉轉。
在這家燒烤店裡，每個人都有一點填飽肚子以外的願望。程絲說她最大的願望是，在這裡讓更多人知道，醫生究竟是什麼樣的。
上學的時候，她想象過當醫生的樣子——就像美劇《實習醫生格蕾》裡那樣，穿着帥氣的刷手服走向手術室，或白大褂飄飄，“走起路來帶風的那種，超酷”。
然而在現實中，醫生工作時從來沒有這麼酷。光是“白大褂飄飄”這一點就做不到，醫生要随身帶好多東西，白大褂口袋裡裝得滿滿的，它飄不起來，也帶不了風。
對程絲來說，醫生的工作，意味着永遠不能松懈的神經，總要加号、加班、加床位的工作量，還有一鞋櫃的跑鞋。她曾經和同事們非常認真地讨論過跑鞋的重要性，每個醫生都有跑鞋，這是“工作必需品”。一是因為出急診時要跑步，穿跑鞋能快點去救人；另一個理由是，萬一遇到醫鬧，講什麼道理都是白搭，隻有一條路——趕緊跑！
“我覺得我做這一行最大的苦惱是，我想做一個好醫生，想讓病人信任我。可是有時候看着他們的眼神，又懷疑，又渴望幫助。那種感覺很無奈，也有點凄涼。”她說。
在醫院，她經曆過治愈癱瘓老人的喜悅，也見證過命運的殘酷。當住院醫師第一年，她遇到一個腫瘤病人，妻子殘疾，父母癱瘓，全家都靠他，他病倒，相當于整個家都垮了。程絲試過很多種治療方案，最終還是無能為力。
“看到報告的時候特别壓抑，我不知道該怎樣告訴他這個壞消息。讓我特别意外的是，我看到過好多病人及家屬号啕大哭、怨天怨地，但是他們家人異常平靜。隔了一天，他非常理智地告訴我，他要出院，不看了。”出院前，他還特意跑來囑咐程絲，要注意休息，别太辛苦。“我覺得特别感動，一個病人走投無路了，卻還想着關心别人。”
這些感受，在醫院裡沒空跟人聊，出了醫院其他朋友又聽不懂，所以不用去醫院上班的時候，她就會到燒烤店坐坐，跟聽得懂的人聊聊。“算是一種調劑吧，換換心情。”
在店裡，有時候她甚至會遇到患者。她發現有的客人就算吃完了，還是一直留在店裡，到最後才不好意思地承認，他們想碰碰運氣，想等某某醫院的大夫來了咨詢一下。《柳葉刀》高級執行主編威廉·薩默斯基爾博士（右二）在柳葉刀燒烤店加号似乎并不現實，但程絲說，她還是會試着幫他們分析，應該怎麼辦。有時候，病情并沒有嚴重到一定要去大型醫院就診的程度，隻是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他們不知道該去什麼樣的醫院，也不知道該看什麼科室。
“我們自己知道的（信息），能幫就會去幫。我知道他們可能确實挺難的，要不是走投無路，也不至于上一個燒烤店來咨詢。”
王建說，他最大的初衷是建立一個“醫生的據點”，給醫生一個自己的地盤——既能在這裡自由切磋業務，也能下班了來放松放松、倒倒苦水。“我們的門面，是不是很像《柳葉刀》雜志的封面？你一推門，就像是走進書裡面，我們想讓醫生有種回到精神家園的感覺。”程絲說。
今年春天，店面重新裝修，他們還特意跟設計師強調，要讓這家燒烤店能為醫生所用。燒烤店一樓近50平方米的就餐空間，在每天下午3點到5點的閉店時間内會變成會議室，租下場地的醫生打開投影儀，就可以随時開始讨論。
店裡的服務生小哥已經經曆了好幾場類似的醫師讨論會。店鋪兩側牆上貼着已發表的高分SCI論文，這些醫生坐在論文下面，守着烤串、水果還有炒方便面，邊吃邊激烈争論。“都是醫學名詞，我聽不懂。”服務生很認真地回憶，“但能感覺到，他們說的事好像特别重要。”
燒烤店剛開業的時候，SCI是他們試圖聚集同道中人的暗号。因為醫生大多有發論文的要求，所以他們提出，憑借SCI文章吃串打折。一開始設計的優惠規則是“發了SCI就免單”，但很快發現不行，“中國人發文章的能力太強了，這麼吃下去就得倒閉了”，現在改成了根據影響因子打折，最高打7折。
盡管打折力度大幅度減小，這裡還是成了最容易發現醫生的地方。2017年秋天，《柳葉刀》高級執行主編威廉·薩默斯基爾博士，和帶着女兒的《柳葉刀》亞洲區總編輯一起，專程跑去排隊吃串。發現他的身份後，店裡的客人紛紛遞上名片找他合影，直到那時王建才發現，店裡居然同時坐着廣東省人民醫院心内科主任、南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心内科主任，以及許多“正在撸串的國内專家學者”。劉安鵑說，讓他最意外的是，經常有大夫帶着老婆孩子一家人來。“他們發了文章，自己又不好意思炫耀，跟家裡人解釋他們也聽不懂，就帶着家人來，通過打折體現一下價值。”他模仿着他們的心聲，“你看，我的文章能在這兒打折，能當錢使，爸爸厲害吧！”
連續出急診的那段日子，程絲每時每刻都很焦慮，長了好多痘，内分泌失調，非常疲憊時總在想，是不是該放棄了。結果，就在急診室，她見到了自己過去的病人——老人因為半邊大腦中動脈閉塞，一度半身癱瘓，沒法說話。結果，老人并不是來看病的。“程大夫……我現在……會說話啦！”逐漸恢複了語言功能的病人，用非常緩慢的語速告訴程絲，“不是看病……隻是來……謝謝你……”
程絲說，就是這樣的時刻，支撐着自己繼續努力做一個好醫生。不過，在燒烤店裡，她恐怕算得上一個有點糊塗的老闆。她會搞錯店裡辦學術活動的時間，直到有人翻賬本，她才意識到财務危機，“才20多天就打了3萬多元的折出去”。
不過，這并不是最要緊的。對那些參與其中的醫生來說，更珍貴的是在這家燒烤店裡，所能擁有的那些暫時不做醫生的時刻。
（張曉瑪摘自《人物》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