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我的父母在略微痛苦的情況下慶祝了他們結婚四十九周年的紀念日。我父親鼓着兩腮坐在餐桌前，一副仿佛嘴裡藏着堅果的愧疚表情。“自從種了牙之後，他看上去就像一隻詭計多端的松鼠。”我母親惡聲惡氣地說，“不過醫生說一個星期後會好的。”“她是故意這樣說的，”父親指責道，“因為她知道我現在沒辦法咬她了。不過别擔心，媽媽，我們松鼠記性好着呢。”為了證實這個聲明，父親追溯至五十年前，告訴我和我妻子，他和母親第一次是怎麼遇見的。
我父親那時二十九歲，做着在大樓裡安裝電氣設施的工作。每次他完成一項工程，就拿着薪水用兩個星期的時間縱情享樂，随後他躺在床上休養兩天，再去接新工程繼續工作。在某次狂歡中，他和一群朋友去了特拉維夫沙灘邊的一家羅馬尼亞餐館。餐館裡的東西不怎麼好吃，但酒水還成，而吉蔔賽樂團的表演則棒極了。父親在他的朋友們爛醉如泥被送回家後，還久久聆聽着音樂家們演奏的憂傷旋律。甚至當最後一個就餐的客人離開，年長的店主堅持要打烊時，父親仍拒絕離開。在一些恭維的話語和金錢的幫助下，那晚他讓那個吉蔔賽樂團成為他的私人樂隊。
他們跟着他一路沿着沙灘漫步，奏着曼妙的音樂。我酩酊大醉的父親突然不可遏制地起了尿意，所以他讓他的私人樂隊演奏一支歡快的樂曲來應和這一“滲透性事件”。随後，他對着附近的牆做起男人們在過度飲酒後都會做的事。“每件事都很完美。”他說，他松鼠般的臉頰上漾起笑意，“音樂，風景，輕柔的海風。”
幾分鐘後，歡快的漫步被一輛警車打斷，它被叫來逮捕我那打破了甯靜、未得許可進行“示威”的父親。原來，他選來撒尿的正好是法國大使館的西牆，而保安以為，一個男人在一隊歡樂的吉蔔賽樂手的伴奏下撒尿的行為是一次創造性的政治抗議行動。他們立刻給警察打了電話。
警察把我父親推進警車的後座，父親十分愉快地配合他們。車座又軟又舒服，在度過了漫漫長夜之後，父親很高興有機會打個盹。不像我父親，那群吉蔔賽人很頑固，拒絕被捕，嚴正聲明他們沒做任何違法的事情。警察試圖把他們推進車裡，在争鬥中一個樂手的寵物猴咬了警察的頭兒。警察的頭兒回以一聲大吼，吵醒了父親，父親好奇地走下車，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在車外，他看見警察和吉蔔賽人正在進行一場有點兒滑稽的戰鬥，在他們身後是幾個好奇的路人，停下旁觀這場難得一見的表演。在旁觀者中，有一個漂亮的紅發姑娘。即使通過蒙眬的醉眼，父親也能看出她是他見過的最光彩奪目的女人。他從口袋裡拿出工作用的便箋本，取出一直放在衣兜裡的鉛筆，走到姑娘身邊，自我介紹說是調查員以法蓮，問她是否是這場事件的目擊者。姑娘受到驚吓，說她隻是碰巧路過，不過父親堅持要記下她的詳細信息，以便之後再問她問題。她給了父親自己的住址。在調查員以法蓮再說出任何話之前，兩個氣瘋了的警察跳到他面前，把他铐了起來，拖進車裡。“我們再聯系。”他從開動的車裡用特有的樂觀語調朝姑娘大喊。
紅發姑娘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害怕得發抖，她告訴室友，一個連環殺手狡猾地哄她說出了住址。第二天，父親來到姑娘門前，頭腦清醒，還捧着一束花。她拒絕開門。一周後，他們去看了一場電影，在那之後一年，他們結婚了。
五十年過去了。調查員以法蓮不再從事電氣工作，紅發姑娘也很久沒有室友了。不過在結婚紀念日這樣的特殊日子，父親仍然會從櫥櫃裡拿出一瓶特殊的威士忌，就是早已關門的羅馬尼亞餐館裡提供的那種，并給每個人倒上一杯。“當醫生說第一周隻能吃流食時，她指的是湯，不是那玩意兒。”我們大家碰杯時，母親對我耳語道。“當心啦，媽媽，我什麼都聽到了。”父親一邊說一邊往他鼓起的兩頰間灌了一口威士忌，“再過十天，我就又能咬啦。”
（二冬摘自上海文藝出版社《美好的七年》一書，李旻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