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快畢業時，我的面前有兩條路。外公外婆希望我回上海，兩個舅舅也贊同。他們的理由是：我将來總要回上海的，早一點适應比較好。何況，比起競争慘烈的江蘇，回上海高考總歸劃算一點。
知青子女回滬是個敏感話題，涉及住房、戶口等一系列現實糾葛。很多人家為此鬧得雞飛狗跳，甚至對簿公堂。我們家沒有。我很幸運。
我爸媽希望我讀縣城的“省中”，留在他們身邊，三年後高考再回上海。除了不願給外公外婆添麻煩，我媽深層次的焦慮，是怕她管不到我了。她可以一口氣舉出好幾個淳樸的鄉鎮少年在大城市堕落的例子，然後照搬《霓虹燈下的哨兵》裡的台詞，憂心忡忡地說：“上海可是個大染缸啊。”在我媽心中，去上海有一百種變壞的可能。在這個方面，她的想象是無邊無際的。
“省中”是縣城最好的高中，當年的縣城隻有這一所省級重點高中（現在則有4所）。傳說“省中”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方，那裡聚集了來自縣城及各個鄉鎮的尖子生，那裡的學生除去吃飯睡覺都在做題。進了“省中”，等于一隻腳踏進大學。
初三下半學期，有傳聞說我即将轉學去上海，參加上海的中考。校長找我爸喝老酒，我爸醉後誇下海口：無論我高中去哪裡上，都會為菉溪中學搶下一個“省中”名額。要知道，作為一所鄉鎮初中，每年隻有四五名學生能進“省中”，少一個，等于少了20%的業績。我是校長眼中的“種子選手”，他不願輕易放我走。
老木頭說，别看校長平時神氣活現，一去縣城開會就蔫了，像霜打了的塌苦菜。多一個學生進“省中”，他就多一份面子。
我爸媽很快完成了“戰略部署”：不轉學，主攻“省中”。上海的中考比江蘇的中考晚一個禮拜。考完“省中”後，我再去上海考，搏一把上海的重點高中。
我從不參與這些讨論。像一場缺席審判，我的任務是念書，對自己的命運并無表決權。
最後一次模拟考，語文老師驚訝地發現，我是先從最後的作文寫起。他走到我身邊咳嗽兩聲，敲了敲我的桌子。我毫不理睬，依舊埋頭奮筆疾書。
語文理所當然地考砸了，但作文是高分，還被當作範文張貼在櫥窗裡。
那時候，我暗戀隔壁班一個叫阿花的女孩。現在想想，當初的愛情觀簡直迂腐得可笑：先挑成績好的，再從成績好的裡面挑好看的。比如黃潇潇，黃潇潇當然是成績好又漂亮，但問題是，黃潇潇跟我在一個班，還是團支部書記。我無數次見到她飛揚跋扈的樣子。阿花就不一樣了，阿花是隔壁班的團支書，距離造就了美。
語文老師不會知道，那篇作文是藏頭文。每一段的第一個字連起來，是“阿花我喜歡你”。
中考成績出來，我兩邊都考上了。
家庭會議上，我爸我媽和外公外婆各執一詞，争論不休。我突然推開小房間的門，大聲地說：“去上海！”然後轉身，重重地砸上房門。
門外一片沉寂。
過了一會兒，聽見我媽虛弱疲憊的聲音說：“就這樣吧。”
我厭倦了那樣的暗戀，我尤其讨厭自己懦弱又假正經。明明喜歡人家，千方百計地制造“偶遇”，真遇到了，卻連打個招呼都不敢。那個時候，在父母師長口中，早戀是洪水猛獸，是可以燎原的火。在能找到的青春小說裡，頂多寫到“把朦胧的好感放在心底”，然後兩個人相約好好學習，将來考同一所大學。我已暗戀阿花三年，我不想再暗戀三年。
阿花家在南圩村，去那兒要過一座橋，橋下是莊稼。那個暑假，我常常在晚飯後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那座橋。我期待一場偶遇。我在心裡反複地練習，如果遇見她，我會怎樣鼓起勇氣，告訴她我一直喜歡她，然後揮手告别，了卻一樁心事。
在去阿花家的那條路上，我看見大片大片的荷葉。我驚奇地發現，那些荷葉不是長在池塘裡，而是紮根在泥土裡。1997年的夏天，那些荷葉成為我記憶中唯一有詩意的景物。
我沒有再見到阿花。
對于一個從小鎮出來的孩子，融入城市的過程是艱難的。也許并沒有那麼難。少年時的心事，多年後講起來，總有“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因為過去了。難過，憂傷，困惑，憤怒，委屈……所有這些情緒，都過去了。
我以為去了上海，就能終結這段給我帶來無盡煩惱的暗戀，我以為自己會很快喜歡上别的女孩。我錯了。我像一株被連根拔起的植物，被移入室内，從此告别了風和田野。因為過得不快樂，我像老年人一樣熱衷于回憶往事。我常常想起最後一次見到阿花的場景：那是中考後的一次返校，6月的尾聲，空氣中飽含着濕氣，大朵低垂的積雨雲像即将要開出深灰色的花朵。阿花穿着淡藍色上衣，騎着自行車，晃悠悠地上了橋，然後變小，變淡，像鑲嵌在灰色牆面裡的一小片青瓷，随即消失。
從此，我把那樣陰沉欲雨的日子，定義為想念阿花的日子。
阿花去了“省中”。那屆初中，算我在内，有5個人考取“省中”。我給阿花寫信，為了掩飾心虛，也為了避免信被截獲，我在信封上寫了4個人的名字，包括從沒說過話的同學。在信裡，我寫了些冠冕堂皇的話——很遺憾沒繼續做同學啦，很想念大家啦，學習忙不忙啦之類的。等信寄出去我才想起來，我的學校有兩個校區，相隔四五公裡。我怕郵遞員會送錯地方，于是每天放學後，兩個校區來回跑。這樣持續了3個月，我想，阿花大概是沒收到信吧。
時間過得很快，因為回憶起來每一天都差不多。快高考了，我爸是小鎮有名的“填志願專家”，我知道，阿花爸爸一定會來找我爸填志願，他們倆是老同學。
我給我爸打電話，他習慣性地說：“等一下，你媽在廚房。”
我說：“不不，我找你。”
我爸有點緊張，因為平時我從不給他打電話。
我支支吾吾地說：“阿花爸爸要是來找你填志願，可不可以讓她去上海。”
電話那頭有隐約的笑意。我爸故作嚴肅地清了清嗓子，說：“我知道了。”然後告誡我，别胡思亂想，心思要放在學習上。
一個禮拜後，我爸給我打電話說，阿花想讀法律，第一志願填了華東政法大學。
縣城有一份日報，每年高考放榜時會出一個專版，刊登所有“一本”的錄取信息。我盯着阿花的名字發呆——西南政法大學。
後來我才知道，那年填志願前的全校動員大會上，校長發明了一個詞——“天女散花”。他說，沒有絕對的把握，就不要考滬甯線上的學校。我們要天女散花，要考到全國去！好男兒志在四方，好女兒也志在四方！
阿花的班主任也說，華東政法的分數線太高了，報西南政法比較穩，學校又一點兒也不差。
9月，阿花以高出華東政法60分的成績遠赴重慶。我們就這樣相繼離開了小鎮。
很多年後，一個當年和阿花同班的男生跟我講：“阿花也很兇的。”
我說起通往阿花村莊的那條路，說起路邊的荷花。男生說：“哦，那是芋艿。”
（天問摘自微信公衆号“文彙報筆會”，〔韓〕LeeMisook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