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匆匆忙忙就走過去了。壯行不止作為人生大寫意的形态，被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動情地叙述着。
古老的歐洲征塵滾滾，軍士們左手執盾牌，右手持長矛，與友軍相遇時，經常發生誤傷，引起沖突。為避免這種情況，便定下靠右行走的軍規。
歐洲大陸硝煙散盡後，歌舞升平，标有家徽的寶馬香車載着貴族，在馬路左側高視闊步，将下層人擠到右邊。乘車的和步行的，高貴的和低賤的，泾渭分明。
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車馬和行人又一律靠右行駛了。
中國盛唐時，車輛也在道路右側行駛。但鴉片戰争後，受日本影響，汽車、畜力車和人力車改為左側通行。抗日戰争勝利後，美式汽車湧進中國，其方向盤、燈光裝置隻适用于右側行駛，必須進行改造，改裝費是車價的1/5。當時國家經濟拮據，政府做出決定，自1946年1月1日零時起，全國車輛一律實行靠右行駛，沿用至今。
左右通行的問題解決了，但能否順暢上路的麻煩來了。民國時期汽油昂貴，進入抗日戰争年代，汽油又限購。無論貨車還是客車、公交車還是私家車，紛紛改燒木炭，在汽車上安裝爐子，一氧化碳在汽缸裡燃燒，帶動發動機運轉。街上，大型運輸車多了一節車廂，專門安放爐子。小貨車駕駛室後面多了一節煙囪。公交車上的售票員既負責賣票，又負責捅爐子、清理爐灰。遇到上坡，汽車經常熄火，車上的人得趕緊下來一起推車。直到1953年，一些大城市的街頭，還有燒木炭的公交車在運行。
戰争的勝敗、政局的反複，改變着交通規則和交通運輸資源，由此引發的事變甚至充滿血腥。清朝時，西方傳教士進來了，他們乘坐紫呢大轎，橫行無忌，引起百姓不滿。1862年，某西方傳教士認為衡州的十字街觸犯了天主教十字架的聖諱，竟蠻橫地要求拆毀街道，改變街市狀況，由此激起民憤。中國人焚燒教堂，殺死傳教士，釀成國際大案。
曆史陰霾散盡，陽光普照，我走在遼西大地上，走在鄉間土路上。這裡沒有左右通行的紛争，沒有燃油帶來的煩惱，綿延不盡的是鄉間情。“哥哥你走路要走大路，大道上人兒多，走差好問路。”從我身邊駛過的轎馬車，是戲班專用車。鄉下路孬，車子颠簸。小時候，我和夥伴們像青螞蚱蹦跶着，跟在轎馬車後，從一個鄉到另一個鄉，看完一場戲，再看下一場。女演員掀開轎簾，朝孩子們招手。我撲撲跌跌地攆上去，她伸手一拽，把我拉進轎房，攬進她的懷裡。她貼住我的臉，轎車内紅光耀眼，耳環燙着我的臉。她笑嘻嘻道：“花小子，長大後，想做啥？”
她是主角，自己占輛轎馬車。給她趕車的，是個戴氈帽、脖子上搭條毛巾的漢子。我說：“給你趕車。”
“沒出息！”她咬牙切齒地笑了，朝前方的鯉魚幌子一指：“咱們在那兒歇下。”那是家旅店，古代考生奔赴省城和京城，參加鄉試、會試、殿試，在旅店住下，鯉魚躍龍門，吉祥。她說：“從那裡出發，一站又一站，能走遠。”
老輩人對我說過：“沒有白走的路。”如今，我已經走得很遠。我逛蕩在鄉村集市上，看到飯店門前寫着：“你不進來，咱們都得挨餓。一碗面，一頭蒜，給個縣長也不換。”土雞飯店的對聯：“一人得道，雞犬不甯。”讓我喜歡得不行。
我經常坐火車奔波，對一站又一站的名字格外有興趣。天津市北辰區天穆鎮有個“129公裡站”，距離北京站剛好129公裡，神了。吉林省蛟河市有兩個村子，一個叫小姑家，另一個叫大姑家。從小姑家車站坐車，下一站是大姑家，走親戚似的站名讓我玩味不已。電視劇《士兵突擊》裡，有個“讀書鋪站”。我一時來了興緻，查閱資料，讀書鋪站建于1966年，位于雲南省安甯市讀書鋪村。在古代，地處偏遠的考生去省城趕考，要提前很久動身，在離省城大概一天路程的地方住下，避開城市喧鬧，最後沖刺一下。這個村子離昆明不遠，他們就選擇了這裡，後來住的讀書人多了，就叫讀書鋪村。我想起女演員對我的囑咐。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似乎永遠在路上。我又覺得傷感，誰都逃不出标簽的制約。鯉魚幌子是旅店的标簽，廣告是商家的标簽，電腦、洋文、駕照是白領的标簽。厚厚的窗簾加一壺濃茶，是閉門懷舊者的标簽。在牛仔褲的膝蓋處挖倆洞，看着路标卻朝相反的方向走，是叛逆者的标簽。我到處奔走，卻沒有标簽。在我生活的遼西邊地，日頭落下來是一天，睜開眼睛又是一天，日子和日子是重複的，若想真正活下去，就要往外走。一個人，身體在大地上行走，誰也離不開土地，但靈魂可以在天上飛翔。我喜歡《西遊記》裡的那句話：“趕路要緊！”
（潘光賢摘自《解放日報》2018年8月19日，王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