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揚生前是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植物學、生物信息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創新成果。
2017年9月25日，對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來說，是個刻骨銘心的日子。
那天他剛剛結束在阿裡地區的植物學野外考察，回到西藏大學跟工人談論新實驗室裝修的事情。結束之後，他很自然地走到科學家鐘揚在拉薩的宿舍。鐘揚老師3天後就要進藏，參加生态學一流學科建設會，拉瓊想去幫老師整理一下房間，并通通風。
中組部援藏幹部、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鐘揚在藏大的宿舍是“中坤專家樓”中的一座。說是他個人的宿舍，其實很多人都有鑰匙。樓前面的小院已經被改造成實驗田，種着拟南芥和抗寒水稻，兩層小樓的每個房間裡都放了很多藏式卡墊床——白天當藏式沙發坐，晚上可以當床睡。鐘揚認識的人，隻要是來拉薩考察、做科研工作，不論是同事、朋友、學生，為了給他們的高原工作提供便利，鐘揚都會接待他們，讓他們住在這裡。
拉瓊就是在這時接到的電話。鐘揚的博士後在電話裡問拉瓊：“你知不知道鐘老師出車禍了？”
“噩耗傳來，我腦子一片空白，特别震驚，全身顫抖。這個場景我永遠不會忘記，因為我當時就在他的宿舍，房間裡挂的全是他的衣服，那些東西還在呢，每一個角落都有他的影子，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那天也很奇怪，不知什麼原因，我的手機碰了一下，正好手機裡面放着鐘老師做科普的視頻，整個房間裡都回蕩着他的聲音……”
先鋒者和基因庫
在去世前兩年，鐘揚已經經曆了一次腦溢血，醫生知道他是援藏幹部，對他說：“以你現在的身體條件，絕對不能再去高原了，必須馬上中止援藏的工作。”可已經擔任過中組部第六批、第七批援藏幹部的鐘揚，還是遞交了第八批援藏幹部的申請書。“我戒酒可以，但是戒不掉西藏。”他對他的學生拉瓊說：“拉瓊，我還要在西藏幹10年，你至少要幹20年。”
鐘揚在西藏前後耕耘探索的16年中，長時間的野外科考讓他意識到，随着人類活動和環境的變化，很多物種正在消失，保存種子資源已經成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的工作。西藏獨有的植物資源一直未獲足夠重視，物種數量被嚴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種子資源庫中，也缺少西藏地區植物的影子。為國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庫”，這不僅是應對當下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這一代生物學家留給未來的一份禮物。在16年裡，鐘揚帶着學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裡無人區和雅魯藏布江流域，收集了1000餘個物種、4000多個标本、4000多萬顆種子，占西藏物種總數的1/5。
“老師常說，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但他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是一樣的。一般來說，一個高校的生物學教師，采集種子、采集标本，是一件老掉牙的事情，很不‘高大上’。大家都想做‘高大上’的科研，做基因組學，做全基因組測序，多在國際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采種子既不可能産生具有影響力的論文，做标本也無法作為學術成果去彙報，有時候連學生都有怨言，因為采集種子很累，費時間、費體力，非常辛苦。但是鐘老師在進行尖端的科研工作之餘，還一直親力親為，踏踏實實地堅持做最基礎性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作跟國家的需要有關。”拉瓊說，他和德吉至今還記得鐘揚曾多次帶他們去野外采集的場景。在高原多年，17種高原反應，鐘揚一個不落地全部經受過，但是他從來不說苦，永遠是“我沒事”，然後把氧氣袋讓給比他年輕的學生。
“我第一次跟着鐘老師去珠峰采樣，海拔5300米的雪山上，我們團隊的所有人吃着幹餅、火腿腸、榨菜度過7天，沒有吃過一頓熱飯，這些在老師眼裡都很正常。”德吉說，為了包裡能多裝一些裝備和種子，鐘老師總是盡量把食物簡化。一路上，他氣喘得非常厲害，很疲憊，學生勸他多休息，他說：“你們爬得動，我就爬得動。”德吉是在鐘揚的感召下決心報考博士的。見到鐘老師的時候，她初為人母，在藏族女孩子裡面已經算是高學曆了。鐘揚問她想不想繼續考博士，她當場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從未動過這個念頭。
在鐘揚眼裡，藏族學生起的作用，是其他人所達不到的。因為藏族學生無論在哪裡學習、深造，大多數都将回到西藏。他們必将成為科學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軍。因此，他每年都要問理學院推薦免試研究生的學生當中，有沒有藏族學生，并鼓勵這些學生來讀他的研究生。
鐘揚在西藏
鐘揚（右）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就讀時高原之子
最初來到西藏，作為科學家的鐘揚隻是單純地對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産生了興趣。“但是在做科研的過程中，他發現，一個人做不下來，西藏這個地方太缺少人才，以至于這麼豐富的研究資源，沒有人去研究。”鐘揚的生前好友、西藏大學研究生處原處長歐珠羅布說，“他想做的事情跟西藏大學需要做的事情，契合度非常高。可以說，西藏大學的碩士學位點也好，博士學位點也好，長江學者也好，還是教育部創新團隊，西藏自治區的重點學科，包括我們一流學科、國家的科研項目，都是在鐘老師的帶領下取得的。他既是收集種子的人，也是撒播種子的人。”
西藏大學文學院黨委書記徐寶慧最早認識鐘揚是在2009年。在被聘為西藏大學長江學者的儀式上，鐘揚在400多人的會議室裡，當着全體師生，說了一句拍胸脯的話。他說：“西藏大學的博士學位點，如果拿不下來，我絕不離開西藏大學。”
很少有人會這樣表态，當時在場的老師和學校領導都很激動。事實證明，鐘揚是個言出必行的人，他想了很多辦法，切實地提高了西藏大學的科研能力和多學科之間的聯動。在西藏大學碩士學位點和博士學位點報批下來之後，為了優化招生，他還鼓勵自己在複旦大學的學生到藏大報考他的研究生。“他多次邀請理學院的教師，去複旦大學考察學習，都是他出的經費。他甚至自己出資，鼓勵藏大理學院的老師申報科研項目。因為我們理學院有一些老師科研意識不強，他就鼓勵老師們寫項目申報書，不但親自傳授申報經驗，凡是寫了申報書的，交給他審，他還會幫助修改，提交之後，他給每位老師補助2000塊錢。他的這一舉措，使得我們理學院老師申報科研項目工作的積極性一下子被調動起來了，獲批的科研項目經費，也翻倍增長。”援藏16年，鐘揚培養了6名博士、8名碩士，并幫助西藏大學建立了植物學研究的“地方隊”，在進化生物學領域與日本、歐美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西藏大學也拿到了第一個生物學自然科學基金。
在學生和同事們眼中，鐘老師待人慷慨，但是自奉甚儉。對鐘揚來說，此生擁有自己熱愛的事業是一件幸福和值得投入的事情，相形之下，吃穿用住，皆為瑣事。“大多數人都用上智能手機了，他仍舊用着一款諾基亞的直闆老式機。我們都說你換一下吧，那個直闆機沒有微信。他就說，隻要能夠通話就行，可以了，夠用了。”西藏大學給他分了專家宿舍，他一直不肯搬，嫌搬家太耽誤時間，總是推辭說：“現在的過渡房已經夠住了，比我上海的房子大多了。”最後，還是趁鐘老師不在拉薩的時候，幾個學生幫他把東西搬進專家宿舍。他的學生拉瓊曾經去過他在上海的家。“真的令我特别心酸，他的那個房子，包括房間裡面的設施，還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一個複旦大學的教授，還是在上海那麼發達的地方，日子竟然過成這樣。鐘老師不是沒錢，但他的錢都沒有花在自己身上。”拉瓊說，平時他們常常看見鐘揚為了學生和科研上的事情自掏腰包，這麼多年，“起碼貼了幾十萬。”
“鐘老師對于職務待遇，沒有任何要求。對于飲食、穿戴、生活用品，也沒有什麼追求。我覺得他隻有一個願望：做事——做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徐寶慧說，隻有一次，鐘揚很得意地指着自己身上的新衣服問他好不好，那是他的小兒子花了120元壓歲錢，在上海的五角場給爸爸買的禮物。這也是徐寶慧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看到鐘揚穿新衣服。大多數時候，他都把幾件洗得褪了色的衣服來回穿，腳上是一雙鞋底已經磨平了的運動鞋。唯一的一套西裝挂在辦公室裡，以便參加重要會議的時候可以随時換上，以示禮節。
在鐘揚的宿舍裡，可以看到衣櫃裡挂着的幾條牛仔褲、已經裂開了口子的黑色登山鞋。他生前用過的背包裡是幾包方便食品、酒店裡帶回來的小肥皂，他舍不得扔，這些在野外正好可以用。一個便攜藥盒裡裝着他需要吃的藥，藥盒上标着星期幾，防止忘記服用。拉瓊把老師的牛仔褲攤在床上，他盯着這幾條褲子，忍不住流下眼淚。那幾乎是連拾荒者都會嫌棄的牛仔褲，其中一條是鐘揚花29元在地攤上買來的，他一直在穿。褲裆處補綴着密密麻麻的補丁，而且都經過不止一次的縫補，兩腿中間磨出了泛白的布料經緯，膝蓋處是徹底撕裂的大洞。這些褲子誠實地記錄了它們主人生前的辛苦和美德，記錄了他的行動和工作時的狀态——長時間地走着、蹲着、跪着或者坐着，在高原嶙峋的岩石上，在支離的淺草和荒灘上。
1989年，鐘揚（右）赴日本參加植物物種生物學會議鐘揚在做植物研究教育夢
“100年以後，我肯定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但是我們的種子還在，它會告訴我們的後代有關生命的故事。”
“像狗一樣靈敏的嗅覺，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樣迅速，立即行動；像豬一樣放松的心态，不怕失敗；像牛一樣的勤勞，堅持不懈。”這是鐘揚自己定義的“新四不像”精神，他曾以自己的經曆勸勉後輩，做科研要立定心志、肯下苦功夫。
“作為植物學家，我們經常在講，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這是鐘揚一席演講的開篇，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可能是這一理想的真正踐行者，不僅在收集植物種子，也在播撒人才的種子。
（梁衍軍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9期，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