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見李敖是2014年元旦剛過，陪上海朵雲軒的幾位朋友登門拜訪。熱聊間他要送書給我，随手從書架上抽出兩本，拿出筆來留字。翻到《你笨蛋，你笨蛋》那本書的扉頁，他剛寫上我和妻子的名字，有點猶豫停頓，眼光中閃出一絲狡黠。我會意地笑說“沒問題，我們自認笨蛋”，他卻接着寫了一行“笨蛋指他”，落款“李敖”。這正是李敖好玩的一面，細膩的一面。
書上第一張照片題為“高信疆死矣”，照片中李敖站在摯友墓前低頭看着碑文，很有點凄涼孤獨的感覺。墓地近海，風大，李敖外衣裹身而顯得瘦小。書中第一篇是李敖2001年寫的《送高信疆歸大陸序》，第一句就說到了生離死别。
我1997年初次拜訪李敖，就是由高先生引見的。早先我在香港明報集團旗下的《亞洲周刊》供職，高先生那時為集團總編，是我的上司。他有台灣“紙上風雲第一人”的美譽，緣于數十年在文學、媒體上的不斷抗争、開創和辛勞；他熱心仗義，扶持新人，幫助朋友（包括李敖）。高先生同李敖的交情非同一般，李敖同胡因夢要匆匆成婚，就拖他去證婚。李敖傲視天下，罵人無數，卻對高先生“恭敬而知心”。
高先生到北京幫香港商人辦新刊并不成功，此後雖如閑雲野鶴，心情卻難舒暢，身患重病而不自察。一天，他回台灣同李敖吃午飯，李敖發覺他臉色很不好，第二天就陪他去和信醫院，還帶上10萬元（新台币）現金。到了和信醫院，李敖把錢放在櫃台，說：“請你把他收押。”可惜為時已晚。李敖說，高先生死前兩小時，“我跟他在一起”。好友走了，李敖二話不說拿出70萬元新台币（約合15萬元人民币）為他買了塊墓地，也就是前面提及的那張照片的拍攝地。李敖的女性摯友陳文茜說，“李敖那時自己也并不富裕”。香港朋友馬家輝寫道：“在金錢背後，不能不說有着一股熱血和一身俠骨。”
其實，李敖把高信疆“押送”去醫院之事，隻不過是早幾年他自己被友人送醫救命的翻版。2001年我去李敖台北的書房，發現他剛動過手術成了“無膽之徒”，腰間還留着尺把寬的白色箍帶。在我看來，李敖本來就是“醫盲”，前些時候他感到不舒服，看了兩次醫生，都說是感冒，開了藥，他被打發回家。過了兩天，一位開醫院的朋友到訪，一見面就罵：“你眼睛都發黃了，見你鬼的感冒！”朋友立即把他硬架到自己醫院的手術台上，在他腹部打了4個小孔，把壞死的膽囊取走。
老頑童
到我們見面時，他已養得白嫩許多，比先前還要神氣活現，連“喪膽”之事都變成他口中的風光。但我還是感到他的一些變化。那一年李敖流年不利，他得病之前幾個月，92歲的老母去世了。李敖孝母，在自家樓上買了一套房子給母親住，生怕出事，還裝了攝像頭時時監護。母親去世讓他想到自己的死，“我一直把媽媽看作我同閻羅王之間的一道隔牆，現在牆沒有了”。他更擔心兩個年幼的孩子，尤其在大病之後。他病中小女兒前去探視，問了一句：“你如果死了，我們怎麼辦？”這讓66歲的李敖警覺到，要更多為孩子今後的日子着想。好在老天爺成全他，讓他多活了十七八年，看着孩子長大，見世面，過上不錯的日子。
那天提到孩子，李敖馬上變得柔和起來。他告訴我，前些日子朋友來看他，聊到一半電話鈴響起，他接聽時滿臉誠懇，不斷點頭稱“是”，這讓朋友感到奇怪。他解釋說，是小女兒興師問罪，懷疑老爸偷吃她一塊巧克力。我問：“究竟是不是你偷吃的？”他甜滋滋地回答：“是的！”
對孩子照護的回報，是人生走到最後仍有家人的陪伴。2017年8月，李敖的兒子李戡發了一張照片，是他接李敖出院——“25年來收過最棒的生日禮物：一個恢複健康的爸爸。”李戡比了個V字手勢，坐在輪椅上的老爸卻把手勢反了過來——看過電影《至暗時刻》的人應該懂得他的意思。老頑童嘛！
最好的嘉賓
鳳凰衛視與李敖結緣始于1999年7月《楊瀾工作室》欄目赴台拍攝。楊瀾在台北東豐街李敖書房對他的3個小時采訪，讓大陸觀衆第一次看到了“音容宛在”的活李敖。也許是因為第一次面對大陸背景的女主持人，李敖談古說今妙語連珠、滔滔不絕，可謂少有的精彩。李敖說一口略帶東北腔的北京話，又有點大舌頭，不斷引經據典，還老是問“你懂我的意思嗎”。
此後幾年我和同事多次采訪李敖。記得2000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同鳳凰衛視的同事曾瀞漪敲開他書房的門，發現他正發燒，精神有點萎靡。屋内停水，連喝的都沒有。我們轉身就去樓下超市給他提了兩大桶純淨水回來，過了一會兒他又精神十足地對着鏡頭說個沒完。我也見過他如何對待不喜歡的媒體和記者：先問打算做多長時間的節目，如果是3分鐘，他就隻講3分鐘，叫人家無法删減他的原話。
我們之間關系越來越密切。2004年終于開播《李敖有話說》，3年不到的時間裡做了735集。我可以體會一個70歲左右的老人每星期都到攝影棚連着幾小時錄節目的辛苦。何況他平日怕冷又容易出汗，每次錄節目都會濕透幾身衣服，得換好幾次内衣。但他也是台北同事眼中“對人最好的嘉賓”，對每個人都很親和，包括對打掃衛生的和停車場的門衛，過年時李敖還會派紅包給他們。
李敖與鳳凰衛視近20年的合作，以2005年秋天他的回鄉之旅為最高峰。我早就勸說他回大陸看看，他卻一直頑抗，一會兒說自己不必周遊天下照樣知道天下，一會兒又說甯願保持舊時的記憶不遭破壞。有一次我跟他開玩笑，說要用迷藥把他迷倒，裝進麻袋扔上走私船，偷運到北京，就擱在他女兒李文家的門口。其實我知道真正原因是他怕坐飛機，以為現在乘飛機還像許多年前那樣颠簸。後來，當他終于登上飛機經香港飛往北京，才發覺現在的飛機居然如此平穩、寬敞，尤其是他坐的頭等艙。
很念舊
李敖回鄉，我一路看、一路聽，印象最深刻的場面是他同北京小學同學的相聚。因為李敖錄節目回來晚了，我同曾子墨先代他招呼這些與他同齡的老人，聽了不少他童年時代的趣事和糗事。李敖一進門，我們就要考一考他自稱天下無雙的腦子，看他能叫出幾個老同學的名字。沒想到他居然認出一半以上——50多年沒見過面啊！
李敖特别念舊。他在北京專門去看望當年的老師，單膝跪地，雙手送上1000美元的紅包。在老同學面前，他變得前所未見的老實，話也少了許多。後來我寫下一段話：“那天，李敖堅持說在老同學面前他沒有資格講話；一起拍照的時候，他無論如何不肯站在中間。他送給每個老同學一支名牌金筆和一本他的書，每本都是當着同學的面簽名，鄭重其事地遞過去。這時的李敖很傳統，很念舊，很動情，很像林黛玉。”
我同李敖都屬豬，年歲則相差一輪，見面時說話沒大沒小，開玩笑百無禁忌。他最不服氣的是我父親曹聚仁一生發表4000萬字，他追不上卻老是說“沒有我寫得好”。
4年前的那次見面留下最後的印象，是他同上海來的朋友中午吃便飯，他堅持要請客，而且從口袋裡掏出一厚卷藍色的千元大鈔。接着他又展示了其他随身裝備——小照相機、小刀和防狼電擊器，叫人家不敢打他的主意。我在一旁看着，隻好苦笑。
同李敖打交道，常常是隻好苦笑。記得有一次我一邊苦笑一邊對他說：“你李大師本領高超，敢在獨木橋上翻跟頭，隻是跟着你上橋的人弄不好就紛紛落水。”不知這句話他是否聽得進去，隻是今天已無法再問他了。李敖走了，一切任人評說，不知他會不會在另一個世界裡苦笑？
（祈願摘自《文彙報》2018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