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是一句常被人們挂在嘴邊的哲學名言，但早在笛卡爾說出這句話的1200多年前，就有一位叫奧古斯汀的哲學家說過一句：“我錯，故我是。”換句話說就是，人即錯誤本身，人隻要活着，就一定會犯錯。隻不過有些錯誤我們能意識到，有些錯誤我們沒有意識到而已。
自以為正确
有句古老的西班牙諺語叫“看得見别人眼睛裡的草屑，卻看不見自己眼睛裡的樹枝”，說的是人在看别人時總是帶着挑剔的眼光，覺得别人什麼都不行，但在看自己的時候就覺得哪兒都好。
作家凱瑟琳·舒爾茨在她的《我們為什麼會犯錯》一書中提到，我們總是自以為正确這種現象背後，有一定的生理原因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在大部分時候，我們的身體裡沒有任何機制會提醒我們錯了，直到錯誤已成事實，這是一種生理上的錯誤盲視。
還有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我們從小就被告知錯誤是不好的，犯錯就是愚蠢、無知、懶惰、道德敗壞的代名詞，所以我們在看到考卷上的紅叉時會感到丢臉，看到紅勾時就會無比安心。“正确”的感覺滿足了我們自尊的需要，讓我們覺得自己是聰明的、得體的、安全的，而犯錯卻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很傻、很丢臉。這種總是“自以為正确”的心态折射出來的，是我們對“錯誤”的恐懼和逃避心理。
烏比岡湖效應
心理學上有個詞叫“烏比岡湖效應”，指的是人有一種總覺得自己什麼都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傾向，對自己很多方面的估計超過了實際水平，即一種自我擡高偏差。
“烏比岡湖效應”的名稱，來自一位叫蓋瑞森·凱勒的美國作家，他在廣播電台裡有一檔小說節目，其中最受歡迎的單元叫“烏比岡湖的新鮮事”，是由凱勒來講述在過去的一周裡，他的家鄉“烏比岡湖小鎮”上又發生了哪些有趣的事。事實上，烏比岡湖小鎮完全是凱勒虛構出來的，在他的描述中，烏比岡湖小鎮上的女人都很強壯，男人都長得很漂亮，小孩的智商也都在平均水平以上，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于是，社會心理學借用“烏比岡湖效應”一詞，來形容人覺得自己什麼都要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傾向。
這種心理在人們開車的時候尤為突出。美國作家湯姆·範德比爾特在《開車心理學》中寫道，每個開車的人都覺得自己的駕駛技術勝人一籌，看到前方不遠的車就想超過去，即使發生了事故也覺得都是他人的責任，和自己毫無關系。更可笑的是，他們還認為有些交通規則是為那些車技不好的人制定的，而自己因為車技足夠好，所以偶爾違規也不會出事。
據法國萬喜集團所做的高速公路超速調查顯示，在來自歐洲11國的1.24萬名駕駛員中，有97%的人對自己的車技相當自信，認為自己的駕駛水平高出平均，并有過超速駕駛的經曆。而這其中，僅有14%的人願承認超速駕駛是一種不當的、危險的行為，還是應該遵守交通規則，謹慎駕駛。但在被問及如何看待他人的超速行為時，卻有83%的人表示超速駕駛應當受到譴責，因為這會給其他車輛帶來安全隐患。
日常生活中的思維謬誤
在日常生活中，會讓我們犯錯的往往不是那些我們不懂的事，而是那些我們自以為很懂的事。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托馬斯·基洛維奇發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普遍認識，明明已經錯得很離譜了，但還是有很多人願意去相信。比如，有很多人都相信，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夫婦在領養孩子以後，更有可能生出自己的孩子；還有很多婦産科的醫生和護士都相信，月圓的時候會有更多的孩子出生。
對此，基洛維奇教授分析指出，人們之所以有這些思維上的謬誤，并不是因為沒有掌握相關的專業知識，就像那些相信月圓夜有更多孩子出生的産科醫生和護士，他們也是專業人士，也經常能接觸到相關的數據和資料，但他們還是錯了。基洛維奇教授認為，這些日常生活中的思維謬誤，和人們在處理信息、得出結論的能力方面存在瑕疵有關。也就是說，人們堅信的一些事實上不科學、不靠譜的觀念，正因為它和人們所接觸到的有效證據相符，所以才成為看上去最合理的結論，盡管它在事實上有着明顯的缺陷。
就像人們相信“領養孩子可以幫助不育夫婦生育”這個錯誤觀念，是因為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被那些領養孩子後成功生育的夫婦吸引了，而沒有注意到那些領養了孩子也沒能生育的夫婦。所以，在很多人看來，領養孩子确實能夠幫助原本不育的夫婦生育，這既是他們親眼看見的事實，又與他們掌握的證據一緻，于是這就成為對他們來說最合理的結論。
生活不會原原本本地為我們提供所有的答案，讓我們知道究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生活給出的數據永遠都是随機的、不完整的、模棱兩可的、反複無常的，需要我們加以推導才能得出結論，但由于我們在處理信息、得出結論方面的能力并不那麼完美，所以才會相信那些看似正确的錯誤判斷。
可怕的從衆心理
人本來就很容易受到人群的影響，成為大多數人中的一員能給我們帶來一定的安全感。從衆行為對于文化的形成和人們文化認同感的建立也有一定的益處。但在進行決策時，從衆行為容易讓個體失去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導緻盲從，可能使正确的意見被集體決議所掩蓋。
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在1950年做了一個著名的“從衆實驗”，結果發現，大多數人都會為了迎合他人而否定自己的看法，哪怕自己是對的。實驗結果顯示，75%的參與者至少會有一次以上的從衆行為，隻有25%的參與者可以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實驗結束後，阿希采訪了實驗中有過附和主流行為的參與者，其中一部分人表示，他們這麼做是因為感到焦慮，他們害怕和大多數人不同，因為這可能意味着錯了。還有一部分人表示，他們知道自己才是對的，大多數人都是錯的，但他們還是選擇了随大流，是因為不想顯得過于特立獨行。
試想一下，如果在答案模棱兩可的情況下，要慫恿人們去随大流，就會變得更加容易，而這種情況時常會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遵守排隊秩序和随便插隊之間，當大多數人都漠視秩序選擇插隊時，我們還能做到老老實實地排隊嗎？所以，有時我們犯錯可能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不自覺地受到從衆心理的影響。
犯錯也有正面意義
說了這麼多，其實犯錯也不是全無益處，有很多科學的誕生就是源于當時科學家犯的一個錯誤。還有伽利略、牛頓、開普勒這些大科學家，都是為了糾正前人犯的錯誤，才發現了偉大的新觀點。科學正是在這樣不斷發現錯誤、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一步步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沒有錯誤，就沒有進步。
（劉星摘自《海外文摘》2018年第6期，劉春傑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