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當我在北極圈裡，坐着愛斯基摩狗拉的雪橇，在結了冰的育空河上馳騁的時候，不免想到了我乏善可陳的少年時代。
我生長在京杭大運河邊上，很難想象從繁華的大上海驅車兩個小時就能到達這麼安靜的地方。我住在父母單位的家屬大院，房子是單位分的三室一廳。我的外公外婆也住在這裡，他們的房子離我家走路隻要五分鐘。
大院裡的每戶人家都互相認識，夏天的時候人們搬出涼席在小區門口吃西瓜、吹牛皮，冬天誰家煮了羊肉湯或餃子，大家聞到也總要去讨來吃。當年國有企業很吃香，單位有自己的醫院、商店、賓館、療養院，大院裡面的孩子都在同樣的小學和中學讀書，然後短暫地離開數年，到鄰近省市上大學或者打轉，之後回到這裡，和父親母親一樣進單位工作，拿同樣的學徒工資，然後住單位分的福利房。
從來沒有人想過要離開家屬大院，隻有我那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外公頗有眼界。他當時一心想讓我媽媽出國，未果，後來就成了我媽媽希望我出國。
我的母親日複一日地操心我的學習。小區裡的女生在高二的時候都選了文科，隻有我一個人固執地選了理科。我的母親非常害怕女孩子到高中，心思變野、成績變差，所以她發現我藏在抽屜裡的情書之後狠狠地打了我。我每天都在擔心讓母親失望，從小挨打的經曆讓我和她之間有種冷漠生疏感。好在我高考很争氣，最終我賭氣選了離家最遠的香港中文大學。
在香港待了三年之後，我去了法國遊學，之後借着工作的機會走南闖北。
母親依然會在她同事女兒的婚禮上抹眼淚。她同事說：“我們家閨女從小學習就不好，沒本事考到國外，但是她唯一的優點就是嫁得好。這不，她老公要去美國念博士，帶她過去陪讀，可比你們家的考GRE、考GMAT要輕松。”
但是母親哭歸哭，我和她如此倔強地相似，所以她心裡早就明白，我永遠都無法回到我長大的那個京杭大運河邊的小城市，永遠無法在家屬大院裡過多數人選擇的生活。我對她說我要去北極了，她一時沒反應過來我要去的是地理意義上的那個北極，等反應過來之後，她知道沒辦法阻止我，就額外給我打了筆零花錢，讓我買貴點的沖鋒衣和靴子。
飛機從洛杉矶起飛，直到淩晨才降落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我和同行的朋友冒着暴風雪，一路向北穿過迪納利國家公園和北美大陸最高的麥金利山到費爾班克斯。
太陽完全升起之前，我們已經正式踏上了被BBC評選為全世界最危險公路的道頓公路。道路崎岖不平，勉強能容兩輛車開過，當對面來車的時候，揚起的漫天雪花紛紛降落在車窗上。車在一望無際的冰川和原野中蜿蜒前進，穿過無數的森林與河流，途經無數的上坡和下坡，以及驚險的轉彎。有麋鹿在我們面前從容不迫地橫穿而過，幾隻異常碩大的烏鴉從天空中一路悲鳴，直到消失不見。正午時分，我們竟然見到幾條流動的活水，在這零下三十攝氏度的地方，清澈的流水依然歡騰着沖刷過鵝卵石，凜冽的風吹開蕩漾的水波，溪流叮咚作響，飛快地奔流不見。溪流兩旁的樹木也因為水流的滋潤而長得格外高大健碩。
我們在凍腳鎮（Coldfoot）趕上了日落，天空是漸次變幻的橙紅色。樹林和原野在夕陽下燦爛生輝，遠處野獸的毛發也被鍍上了金色。
“今天是春分，晝夜等長，從明天開始，每天的日照就會多二十分鐘，直到五月份迎來極晝。”說話的是我們的向導蘇珊，她在厚重的藍色登山服裡穿着俏皮的背帶褲，淺金色的頭發紮成兩條麻花辮，雪白的皮膚上有被曬出來的兩坨粉色。
“我是因為失戀才來阿拉斯加的，原本隻是想待一周，結果待了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她一邊熟練地為我們卸行李，一邊說。凍腳鎮是美洲大陸最北端的有人居住的小鎮。說是小鎮，也隻有三座房子，一座是旅館，一座是餐廳，一座是郵局，此外還有一個加油站。小鎮的居民大多并不是出生于此的因紐特人，他們有的是來自南部佛羅裡達的中學老師，有的是來自紐約的商人，有的是來自南美洲的攝影師。他們都是因為各種各樣的不如意才想要逃離，卻未曾想到愛上了這片世界最北之地，一住就是好多年。
我坐在從凍腳鎮去懷斯曼的車上。懷斯曼在凍腳鎮以北，那裡沒有飲用水，沒有電，隻能靠生火取暖。
汽車在厚厚的積雪上勉強停穩，我在松軟的雪地裡深一腳淺一腳地前往這裡唯一的小木屋。小屋的主人傑克，作為攝影愛好者，為了拍到極光而在北極圈長驅直入，最終被這片靜谧神聖的土地深深打動，而長久地留了下來。
小木屋裡沒有任何現代化的設備，用石頭砌了一個壁爐，木柴燒得噼啪作響。他燒了一壺開水，招待我們喝咖啡和熱可可，然後替我們逐個調相機上的參數。
“我在這裡拍了十幾年，所有關于極光的東西我都知道。”他拍拍胸脯。
和我一起來看極光的有幾位年過花甲的老婦人，她們中最老的那位叫南希，走路要拄拐杖，顫顫巍巍，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沒膝的雪裡。司機有好幾次問她要不要在車上休息，她都愠怒地說“不”。
當大夥兒在屋外待了沒幾分鐘，雙手被凍得失去知覺，連快門都按不動，要回屋烤火的時候，她一個人動作遲緩地支起三腳架，調好光圈和快門，對着在夜幕中跳舞的極光，拍出一張又一張照片。“我在威斯康星長大，不怕冷。”她調皮地沖我說道，露出少女般狡黠的眼神，“你這麼年輕，在屋裡待着幹嗎？”
我站在她的身旁，看着極光像煙花一樣在頭頂綻放，時而旋轉，時而伸展，時而像一道閃電一樣劃破天際，時而漸隐在天幕中。
在極光周圍，銀河中璀璨的星星清晰可見。北極星在我們頭頂，接着就是北鬥七星，遠處有仙女座和獵戶座，一切都非常安靜，隻能聽到雪緩慢落下的聲音。
到底為什麼要旅行呢？我也常常問自己。我在希臘愛琴海的群島上看過海上日落，在落基山的巨石上攀岩；我在婆羅洲的熱帶雨林中穿梭，當城市的喧嚣逐漸隐去之後，樹林間螢火蟲的光亮便逐漸顯現；我在澳洲中部的原始部落停留，日落之後人們在篝火邊揮舞着動物的頭骨唱古老的歌謠。我也曾探訪人類文明的遺迹，雅典衛城、龐貝古城、複活節島上永遠面朝大海的神祇，在羅浮宮和大英博物館裡看上千年人類智慧的積累。旅途本身是那麼孤獨，那麼寂寞，即使有萍水相逢的情緣，也無法長久。在路上遇見了，一起看過大江和大海，也終究在機場道别之後，消失在彼此的人生之海。
但是正是這樣遺世獨立的氣質吸引了我。我在海灘上和背包客們一起抽煙、喝酒，從岩石上跳到瀑布下面的水塘裡去，和陌生人擁抱，在甲闆上跳探戈。一切都适得其所，一切都水到渠成。
我在北極圈裡一切安好，卻在去機場的路上出了車禍。
車速太快加上輪胎打滑，車就那麼直直地向路旁的懸崖沖去。
出事的時候，我正聽着音樂在後座打瞌睡。感覺到車身失控般晃動起來，我睜開眼看到的景象就是車身飛速沖向懸崖，陡峭的岩石和萬丈深淵急速撲面而來。
“啊”的一聲驚呼被卡在嗓子眼兒裡，血液全部沖上頭頂。
然後車子蹭過防護欄，向另外一個方向彈去，最終滑落到路另外一側的雪堆裡，卡在灌木之間。
我聽過人在瀕死那一刻靈魂出竅的故事，據說會看到這一生中所有你愛過的人。但對我來說，腦子裡隻是一陣空白。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我無能為力。
我上一次最靠近死亡的時候，是2014年夏天。因為做上市和并購項目太過疲勞而病倒，低燒不止，用什麼藥都沒用。
兩個醫生在偷偷嘀咕：“不會是腫瘤吧？”
我不小心聽到了。我并不是很害怕，隻是覺得悲傷，後悔自己将太多寶貴的時間用在加班上，後悔自己還沒來得及做真正想做的事情。
拿到一切正常的診斷報告之後，我開始萌生辭職并且離開香港的念頭。我用了一年的時間給自己做準備，最終辭去收入頗豐的工作，告别已經戀愛快三年的未婚夫。
我回去和母親道别，她正在朋友圈裡翻看她同事女兒剛出生的寶寶的照片。她擡眼看了我很久，眼中有光芒閃爍，最終她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那是我最後一次回到家屬大院，我從小區這一頭走到那一頭，依然會有人喊我的小名，但更多的是我從未見過的人。很多熟悉的阿公阿婆要麼搬去上海、蘇州這些周邊的大城市安享晚年，要麼已經去世。
國有企業成了私營單位，效益反而更好了。招來的員工也不再是小區裡長大的孩子，清華、北大的碩士生就有好幾個，他們根本不會住在小區裡，而是住在市中心。
母親在浦東機場的海關入口處泣不成聲，而我還是離開了。
我們一行人被好心的過路人救起來，他們手拉手組成鍊條把我們從溝裡拉出來，汽車已經完全報廢。
母親退休之後，終于徹底閑了下來。我慫恿她去旅遊，她一邊說“都這把年紀了”，一邊報了去愛琴海的郵輪之旅。船上沒有手機信号，我隻能偶爾看到她發的朋友圈：年輕的男男女女，芝士和雞尾酒，日出與日落。
旅行回來之後，母親又報了瑜伽課和拉丁舞課，每天在網上和我切磋舞藝。而我則突然愛上了做飯，常常向她請教我外婆傳給她的獨門菜譜。我們都是擰巴的人，所以依然沒有正式握手言和，至于“我愛你”這種肉麻的話，更是一次都說不出口。
我開始意識到其實我們從未試圖去了解彼此。她不知道我在外面幾次生病、遭遇意外差點死掉；我也不知道她當初連續一個多月照顧中風昏迷的外公，最後又一手操辦了葬禮。
我從小和她就不夠親密，她每次拉着我的手，我都會别扭到渾身僵硬。當我們都了解這個世界的浩瀚宏大和人生的渺小謙卑之後，我和她之間便有了某種緊密的聯系。
飛機巨大的翅膀劃破黎明前黛藍色的天際。
我們喝了一杯又一杯威士忌，把冬天的毛衣一件件脫下來。
下一次要去哪裡呢？下一次又會看到什麼樣的景色，經曆什麼樣的磨難，見證什麼樣的奇迹，聽到什麼樣的故事呢？
世界是一個圓，所以當我走得越來越遠，我是不是也離家越來越近了呢？
（山高摘自《上海文學》2018年第2期，本刊節選，全景視覺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