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師，這個在刀鋒上行走的職業，并不太為外人所知。也許有人隐約知道手術中麻醉師的重要性，但是，麻醉師在手術中所面對的“多變風雲”，有時甚至是驚濤駭浪、千鈞一發的曆程，這是病人及病人家屬永遠也無法盡知的。
麻藥的最高境界是“安全無痛”。最佳的麻醉深度，是保證手術安全的基礎。麻醉太淺，病人會抽動、肌緊甚至嘔吐；麻醉太深，病人一睡西去，或者醒來卻站不起來，癱了。還有，比經驗積累更棘手的：病人對麻藥的個體差異，及夾雜的其他疾病。所以，每一台手術，對一個稱職的麻醉師來說，都是一場考驗；每一個夜晚，麻醉師都在擔心推出手術室的病人能否平安過夜，尤其對手術中有麻醉不順情況出現的病人；而每一個早晨，麻醉師奔向病人的路上，就像在等候宣判。
有一天，做了幾十年麻醉室主任、每次都能把病人平安帶回來的吉夫醫生，遭遇了一場意外。一個高壓180mmHg的病人經過控制，血壓回到正常後，要做一項手術。吉夫開始麻醉前奏誘導——鎮靜，肌松。他根據病人的身高及平時體現的心肺功能狀态，給予正常劑量用藥。然而，麻醉給藥還沒有5分鐘，病人就血壓驟降，竟然降得隻剩下80mmHg、40mmHg！這樣的血壓，将馬上導緻呼吸停止、心髒停搏。“我們立刻供氧，打升壓針，提高血壓，糾正危象。整個過程十幾分鐘，确實驚心動魄。”吉夫說。
“我不理解，高血壓病人的手術你應該參與過很多場，為什麼這個病人給你留下這麼深的印象？”
“因為血壓降得太快、太恐怖了！還沒有5分鐘啊！而血壓由高走低，再回升就比較困難，因為彈性比較差。血壓由高往低走，容易發生腦栓塞；由低到高，容易發生腦溢血。所以，搶救時，我們隻能小心地讓血壓逐步上升，不能一下升太高，不然非常危險。”
“你當時是否感覺已經拉不回他了？”
吉夫笑了笑：“是，有這個心理準備。”
“之後，這個病人知道醫生們為他做的驚心動魄的搶救嗎？”
“不，不會。病人和家屬永遠也不會知道。”
“就這樣永遠地沉默而過？是醫生的職業道德嗎？”
“也不是吧。沒必要讓病人緊張、多想。何況現在醫療環境也不好。”
“如果那個病人真的因此死亡，由于用藥量正常，你們是不是沒有責任？”
“不，有的。我們的教訓是，這樣的病人，心髒代償能力差，用藥量可以比正常劑量再低一點。不要聽他說自己能爬山、能爬多少層樓梯、什麼都正常之類的。”手術若是一艘船，麻醉師就是舵手。作為舵手，不僅要善于應對瞬息而來的驚濤駭浪，更要防患于未然。業内人士都知道生死一線的危情迫人。正是這樣，麻醉師一定要一直監護到他的病人在手術後“初醒”，必須把他送出去的病人帶回來。而僅僅“初醒”還不夠，他的牽挂一定會持續到術後次日看望過病人。麻醉師一天至少一個病人，有時甚至一天兩三台手術。所以，從業46年的麻醉師吉夫，睡覺時心都是懸着的。
這樣的情形，日複一日，麻醉師需要特别鎮定、堅韌的神經。到最後，麻醉師往往是肝病、高血壓纏身。職業病為這個高危崗位做出了簡單的注釋。
2009年退休的吉夫，現在也是高血壓患者，之前他先遭遇了胃癌襲擊。那個幾乎等于死刑宣判的報告到來時，他正在手術台邊。
那是個膽囊大手術的女病人。他的麻醉方案正在實施。這個時候，他已經胃脹難受了一個多月，什麼都吃不下，人暴瘦了十幾斤。書記勒令他去做檢查。那天，手術麻醉平穩後，他讓其他麻醉師盯着，自己去做檢查。切片活檢，前後半小時。晴天霹靂，他得到了最壞的結果。但是，他把報告放進口袋，回到了手術室。
手術室的門被敲響了。醫院的負責人沖了進來：“你給我出來！馬上出來！”
知道檢查結果的書記火急火燎。吉夫覺得這樣的領導很溫暖，但是，當時他沒有理睬。“這是我的麻醉方案，我不能讓别人插手。我必須做完。”
手術完畢，病人按時醒來。醫生按照喚醒程序，叫她的名字，檢查她的喉反射、眼睛反應、擡手反應。他确認把他的病人帶回來了。這個時候，書記在手術室外已焦急地等了半個多小時。
吉夫自己面臨大手術時，他沒有到外地挑選麻醉師，而是選擇了自己的同事。手術中，他的血壓忽然掉到70mmHg。“平時那麼好，突然掉得一塌糊塗。”但是，他的同事禁受住了考驗，他們沒有辜負這位優秀的資深麻醉師，他們把他安全地帶了回來。就像他把處在生命轉折點的那個女病人安全帶回來一樣。
“接到報告單，你真不害怕嗎？”
“害怕，心慌，”吉夫說，“可是，手術才做了一半。我想，反正就這樣了，我不能讓麻醉出問題。”
吉夫胃部手術後一個多月就上班了，那是1992年。他一直工作到2009年。現在，這位被醫院留用10年的醫生，終于退休了。他依然健康地活着。
（餘長生摘自河南文藝出版社《打敗時間的不隻是蘋果》一書，劉程民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