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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一年

時間:2024-11-06 03:20:59

1786年9月3日淩晨3時,37歲的歌德提起行囊,獨自鑽進一輛郵車,逃往意大利。

那時候的歌德在魏瑪已經生活了十幾年,身居要職。他出逃并非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是他發現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被套上了一個齒輪:白天忙于政務,業餘創作一些愛情詩,生活把創作熱情壓榨得幹癟枯竭。

他有樸素的直覺:這樣下去不行。因此他抛棄一切,逃到了心目中的烏托邦——意大利。他在那裡生活了一年零九個月,足迹遍及整個意大利,從城市到農村,他喜悅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裡斯的伊菲格尼亞》,寫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公務員的命運齒輪上解救了下來。

2016年,我獨自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标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滿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館裡的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認真也是孤獨的結果。我幾乎不會日語,大多數時候面對别人都隻能微笑點頭,無法建立任何情感聯系,更無法在人際交往裡投入什麼熱情。說實話,即便會日語也無助于我緩解孤獨。東京是一個人情冷漠的城市,如獲得芥川獎的作家、搞笑藝人又吉直樹在《火花》裡形容的:

“東京這個地方,聚集着從各個地方來的人們。從前在鄉下時,從漫畫和電視劇裡看見的東京,雖然燈火繁華,但人總是很冷漠。上京後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為身為外來者的大家都心情緊張。外來者進入東京這個城市,一個個都表現出不要被吃掉的緊張狀态,終于成了一個集合體。”

我在東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中,無論是走在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還是被裹挾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會,我始終感到人群是幻覺,我在與自己交談。

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一般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讓我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

這幾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話是:“生活不隻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眼前的苟且”與“詩和遠方”是一對虛假的對立。我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詩和遠方”,生活在迷人的異域,雞毛蒜皮消失了,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着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僞的寒暄。另外,網絡的發達讓“遠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異國,卻時刻關注着國内的人與事,為我觸手而不可及的苦難感到悲傷。正是這些并不美好的細節,構成了生活的全部。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愛讀作家的日記和信件——不僅僅是出于某種窺私癖,更是因為那仿佛是一種反向的攝影。作品是藝術家生命的結晶和照片,我通過日記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風景在時空上進行擴展,看到了他們完整的藝術生活。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記裡那些絮叨的呓語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攤開來,有種“全暴露了”的快感。

歌德在羅馬給自己的親朋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将變成一個新人回來。”

重獲新生的歌德其實并沒有變成一個新人,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并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隻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秋水長天摘自中信出版社《東京一年》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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