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的膝關節炎犯了，周一我帶他去醫院檢查。老人家行走困難，我們一步一挪地走到公交車站準備乘公交。通勤時段人多，老父腿腳又不靈便，我們擠了三次才終于艱難地上車。悶罐一樣的公交車裡，我們倆被牢牢擠在門口動彈不得。老父不能長時間站立，不到一站地，就已大汗淋漓。我很急，想着到下一站就下車，無論如何先找地方讓他坐會兒。不想，快到第二站時，我身邊的一個中年男人忽然驚慌地喊起來，說他的錢包不見了。售票員确認了半天，得知确實是在車上丢的，而且大家腳底下都沒有，便讓他報警，又招呼司機停車。車停了。男人掏出手機報警。然後我們就被告知，都不能下車，等警察來處理。這下車裡炸了鍋，全車人都急了，七嘴八舌地說，上班要遲到了，趕不上火車了，好多急事等着辦呢……我更急，眼看老父滿頭大汗要撐不住了。我們紛紛要求先下車，但售票員态度堅決，說她既無權搜身，也無權開車門，隻能請大家諒解。然後她一邊安撫大家，一邊号召附近的年輕人給老父讓個座。旁邊一個小夥子站了起來，老父費力地擠過去，總算坐下了。我長舒一口氣，道謝後不再說話——就算說也沒人聽得見，因為幾十個人都在指責中年男人沒照看好自己的東西，耽誤了大家時間，他一個人連累了一車人。那男人是個老實巴交的外鄉人，穿一件破舊褪色的黃背心，皮膚粗糙黢黑，一看就是做體力活的。他被困在風暴中心，面紅耳赤、結結巴巴地用不太好懂的西北方言跟大家解釋，說昨天剛領的工錢，三千多塊錢不是小數目，都怪自己不小心，對不起大家了。但急火攻心的乘客們根本聽不進他的解釋，指責抱怨聲不絕于耳。
十分鐘了，還不見警察來。有人開始踹車門，有人說要跳窗戶出去，有人威脅說耽誤了事要讓丢錢包的男人賠償損失。這時，售票員大姐說話了，她說：“大家體諒一下，設身處地想一想，要是你辛辛苦苦幹一個月活，工資全丢了會是什麼心情。人都不容易，誰都有倒黴為難的時候，今兒咱趕同一輛車上了，咱就該幫他分擔。人得有這點品德，不能光考慮自己。今兒你替别人想，明兒就有人替你想。”
被這麼一說，乘客們安靜了許多，大聲指責漸漸變成小聲抱怨。很快，警察到了，趴在窗口跟丢錢包的男人交流，商量怎麼處理。說了好一會兒都沒結果，人們又開始躁動，要求下車。還是售票員經驗豐富，她一邊安撫衆人，一邊号召大家再看看自己周圍，再找找那個錢包。結果，話音剛落，一個小姑娘就在車座底下發現了那個錢包。小姑娘單純，舉着錢包說：“是這個嗎？”中年男人一看，激動得話都說不清了，一個勁地點頭說：“是我的，就是我的。”打開一看，錢一分沒少。事情圓滿解決，警察走了，車繼續開。
我和老父在醫院門口下了車。他問我：“剛才的事你怎麼看？”我說：“大家早上都趕時間，很多人急躁可以理解，但大多數人都隻想着自己，也确實讓人心寒。要不是售票員堅持原則，這錢包恐怕就找不回來了。”老父說：“所以關鍵時候，就需要有人站在公義這邊，尤其是有決策權的人。他心裡要有公道，别人再怎麼非議，也要堅持頂住，不讓那些無辜、弱勢的人受傷害。”
王蒙以前說過，要是讓整個樓的人投票，表決是否把某家的電視搬走充公給大家看，那麼可能除了那家人，全樓的人都會同意，但這顯然不公平。所以這種時候，就得有個說了算的人站出來主持公道，這個人太重要了。
當我們有決策權時，就必須為了弱者而堅持原則。沉默很容易，順水推舟也容易，不分青紅皂白地去迎合自己的利益也容易，隻是世界會因此壞下去。
（阿狸摘自《家人》2017年第5期，杜鳳寶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