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8日，是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紀念日。不少學者撰文反思萬隆會議的時代内涵，探讨了亞投行和絲路建設的推進和萬隆精神的關系①、萬隆會議對發展中國家合作趨勢的意義②、萬隆會議對當代中國外交的啟示③、萬隆精神與維護和鞏固國家主權平等之間的關系等④。作為重要的社會現實建構力量的新聞媒體也以評論的形式解讀新時期的亞非合作和中國的大國擔當⑥。那麼，主流的新聞媒體在不同的時間段内，對其解讀的框架是否存在變化？又是如何變化的呢？如果我們把新聞媒體作為觀念的建制力量，那麼其诠釋框架的曆史性變遷或許可作為時代變遷的鏡像。
已有的有關萬隆會議的研究主要從萬隆會議在國際關系史上的意義這個角度展開分析，比如探讨萬隆會議之于第三世界團結和獨立、現代新型國際關系法理基礎、中國外交等方面的意義⑥，但鮮少從新聞媒體角度展開對萬隆會議的研究。本文主要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在1955年至1965年這段時期之内，萬隆會議的意義是如何被诠釋的？為此，本文選取《人民日報》1955-1965年期間有關萬隆會議的社論158篇，經過篩選，剔除了與萬隆會議诠釋框架無關的社論，納入分析的篇數總共是119篇。旨在分析萬隆會議社論中存在哪幾種類型的媒介框架？不同的媒介框架又是如何诠釋這一主題的？
一、《萬隆會議》社論的總體文本特征
在進入具體的诠釋框架分析之前，為了解社論文本呈現的總體特征，本文采用了ROST軟件進行詞頻和語義網絡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ROST軟件的分詞模塊前，本文将萬隆會議、萬隆精神、亞非會議、美帝國主義等詞彙作為詞彙列入自定義詞表。
從表1可以看出，“人民”“亞非”“中國”“友好”“和平”“獨立”“團結”“發展”“合作”“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鬥争”“反對”等詞彙是高頻詞彙。語義網絡圖表明，“人民”處于語義網絡中心，與“亞非”“中國”“亞洲”“非洲”“各國”“團結”“和平”“合作”“反對”“鬥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高頻詞産生語義關聯。“亞非”則與“人民”“中國”“和平”“團結”“友好”“帝國主義”等高頻詞産生語義關聯。“帝國主義”則與“殖民主義”“亞非”“人民”“獨立”“和平”“鬥争”等高頻詞彙産生語義關聯。
從總體文本的詞頻和語義網絡分析可以看出社論的基本特點，而基于對119篇社論的閱讀，本文辨識出三種诠釋框架類别。一是亞非國家團結框架，二是中國與亞非國家友好交往框架，三是反帝國主義框架。本文所采用的“框架”含義與戈夫曼給出的定義最為接近，戈夫曼将框架視作是一種“闡釋圖式”（schemataofinterpretation），人們依托此圖示将雜亂混沌的現象轉變成可以理解的事件”⑦，而一個議題可以有幾個框架共存。本文用框架來分析“萬隆會議”是如何被诠釋的。
二、“萬隆會議”的三種诠釋框架
1.亞非國家團結框架。這一框架可細分出“亞非國家之間的團結和協作”“民族國家獨立”等類别。“亞非國家之間的團結和寫作”次類别的社論運用了“促進親善和合作”“促進和平”“發揚精神”“加強亞非團結”“團結反帝”“争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等話語，将萬隆精神描述為一種促進亞非國家之間團結和協作的力量。
題為《亞非會議勝利召開》的社論指出亞非會議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亞非各國間的親善和合作”，而對于亞非國家廣大人民而言，“維護和争取獨立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具有特别利害關系。而在《國際關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中，社論對蘇聯和南斯拉夫兩國關系的正常化表示“熱烈歡迎”，而兩國“支持萬隆會議的結果又一次證明了萬隆會議正在全世界起着促進和平的巨大影響”。
“民族國家獨立”次類别的社論運用了“民族獨立、民族自決、鼓舞蘇醒”等詞彙來說明萬隆會議對亞非國家獨立的積極作用。在《祝賀幾内亞共和國的誕生》一文裡，幾内亞的獨立被認為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新高潮的又一個标志”，而萬隆會議之後，社論認為，幾内亞的獨立和其他非洲國家如蘇丹、摩洛哥、突尼斯和加納的獨立一樣，表示“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獨立的鬥争有了更大的發展”。在《祝賀西非四國的獨立》一文裡，法屬西非的達荷美（現貝甯）、尼日爾、上沃爾特（現布基納法索）和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相繼宣布獨立，而社論指出，“特别是1955年萬隆會議和1958年第一屆全非人民大會之後，法屬西非的民族獨立運動又有了新的發展”。
2.中國與亞非國家友好交往框架。這一框架可細分為“建交和條約”“促進外事交流之來訪”“促進外事交流之出訪”“具體涉外事務”等類别。“建交和條約”類别的社論運用了“奉行、積極支持、積極執行”等詞彙說明有關國家對執行萬隆會議決議的态度，而社論運用了“共同語言”“友好關系”“新勝利”“強大的生命力”等帶有正面感情色彩的詞彙，将兩國之間的立約和建交視為萬隆會議的積極成果。而“來訪”類别的社論，運用了“共同争取”“共同維護”“嚴格遵循”“共同基礎”“重大的曆史意義”“高舉旗幟”等詞彙強調了萬隆會議對中國與亞非國家之間開展友好關系、解決國際事務方面的正面影響。“出訪”類别使用“光輝照耀”“基礎”“新的勝利”“強大生命力”來說明萬隆會議對中國與亞非國家開展友好互訪的積極作用。“具體涉外事務”類别的社論運用“準則”“基礎”“遵守”“指導精神”指出了萬隆會議對處理中國與亞非國家之間存在的邊界、華僑等具體問題所起的積極作用。
3.反帝國主義框架。這一框架還可細分出“反帝和反殖”和“被帝國主義威脅的萬隆精神”等類别。在“反帝和反殖”類别中，社論運用了“積極維護”“堅決維護”“貫徹發揚”等話語表明亞非國家的立場，而運用“鼓舞”“示威”“鬥争”“崩潰”“削弱”等話語表明萬隆精神在反帝反殖中的作用。在《和平、友好和團結的訪問》中，社論指出，“萬隆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反對殖民主義侵略，維護和平和亞非國家之間友好團結與和平共處”，而社論認為越南民主共和國胡志明主席和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所發表的聯合公報“貫徹和發揚了萬隆會議的這些原則”。第二類社論指出了在亞非國家團結一緻反帝反殖過程中，萬隆精神如何受到帝國主義的威脅。這一類别的社論運用“粗暴破壞”“違反原則”“違背決議”“極大侮辱”等詞彙表明對萬隆精神遭到威脅的不滿。這一類别的社論表明，萬隆精神在鼓舞反帝反殖的亞非團結運動時，也同時遭受帝國主義的威脅。
至此，通過分析《人民日報》1955-1965年期間有關萬隆會議的诠釋框架，我們不僅了解到萬隆會議在更為具體的語境中是怎樣被“使用”的，而且也對語境本身有了更為具體的理解。可以看出，萬隆會議在亞非團結、中外友好關系和反帝的框架中被解讀，而在更為細節的類别中，我們也發現，萬隆會議在有關民族國家獨立、邊界糾紛、華僑等具體涉外事務中被當作一種重要的政治和道德資源援引。
三、框架之間的關系以及對當代對非報道的啟示
有關框架之間的關系有兩點需要指出。首先，框架之間存在交叉關系。我們主要分析了亞非團結、中外友好和反帝等三類框架。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亞非團結和中外友好框架的論述文本中會時常涉及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論述，同樣在反帝反殖的框架中會發現團結和民族獨立的訴求。這幾個框架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從語義網絡來分析看，“人民”“團結”“亞非”“中國”“反帝”這幾個高頻詞也相互勾連。而從若幹篇紀念萬隆會議周年的社論中也可以看出，全世界新興力量的團結和協作，是為了同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進行鬥争，從而實現世界和平，而中國與其他亞非國家的友好關系是亞非團結、新興力量反帝鬥争的重要一環。這些社論包括《維護和發揚“萬隆精神”》（1959.04.18）、《亞非人民前途無量——紀念萬隆會議五周年》（1960.04.18）、《萬隆精神光芒萬丈》（1961.04.18）、《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1963.04.18）、《高舉團結反帝的萬隆旗幟前進》（1964.04.18）、《更高地舉起團結反帝的萬隆旗幟》（1965.04.18）等。這些社論運用了“光芒萬丈”“偉大的生命力”來描述萬隆精神，總結性地指出了萬隆精神對亞非國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意義。其次，關于框架的分布問題也值得探讨。三類框架中，中外交往的社論分布最多，其中有關來訪的社論在中外交往框架中占據份額最大。從社論的描述來看，中國與亞非之間的交往是緊密的、熱烈的。如果把這個現象與《亞非拉人民要解放》之類的文藝作品結合起來看，或許會發現一個很值得探讨的時代文化情感。
随着中非合作論壇的召開，中非報道的數量日漸增多。事實上，反觀曆史上的中非報道框架，我們看到的更多是變化。比如在今天的報道中，反帝反殖的框架已經弱化，經濟合作框架随之凸顯等。萬隆會議的曆史報道框架對于當下的中非報道也存在若幹啟發。
首先，從事中非報道需要解釋變化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系從援助到合作共赢，不僅僅中國在推進這種新型的對外關系，非洲國家也在适應這種新型的關系。世界人民需要中國的媒體來解釋中國新時期的外交理念，以及中國企業、個人和相關機構在非洲的行為，而越來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國學習、工作這個新的現實也需要中國媒體提供解讀框架。
其次，需要清楚地認識到變化的輿論環境。中非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在一些非洲國家，有關“中國新殖民主義”的斷言也在影響非洲人民對中國的觀感。關于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中國在非洲的媒體建設，以及中國對非洲留學生發放獎學金以支持其來中國學習等行為，被置于新殖民主義、媒體帝國主義等框架中被西方媒體甚至一些非洲國家媒體所解讀，而這個新的輿論環境需要中國媒體在中非報道中客觀地進行應對。
最後，需要進一步發揚亞非團結的框架，而且這種發揚要貼合兩國當前發展的需要。2015年主流媒體關于萬隆會議的報道就是在“一帶一路”的新發展中發揚萬隆會議亞非團結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非洲有些國家的媒體對中國的報道非常正面，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并且在報道中會特别凸顯中國的發展經驗對非洲國家發展的影響。非洲國家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也有不同的任務，在上世紀60年代，民族獨立是非洲人民面臨的主要事業，而如今發展則是這些國家的主要任務，作為另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驗對非洲國家而言有值得借鑒的地方。在對非報道中，可以借鑒團結框架中這種相互合作、互幫互助的精神，就具體可以給兩國人民帶來實際好處的領域進行重點報道，從而在解釋新的時代問題的情況下，使得中非報道更加客觀、全面，也使得中國的中非報道能夠向世界提供關于中非關系進展的中國視角。
回溯曆史給我們的另外一個啟示是，需要注意兩國人民在中非合作中的角色和所思所得。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亞非團結報道框架中，不少報道從青年、婦女、工人等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視角，來看待和體驗中國與非洲的交往。正如越來越多的非洲研究專家所呼籲的那樣，中非之間的交往迫切需要加強國民之間的交往。同樣，在中非新聞報道中，有必要挖掘更多微觀層面的故事，比如中國工人在非洲的生活，中國企業在非洲和當地非洲工人的互動，以及在中國生活的非洲人的故事。而除了經濟、教育等層面，中非民間在文化、藝術方面的互動也值得報道。
2015年，亞非領導人慶祝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從學界、輿論界對萬隆會議時代内涵的诠釋中，我們可看到萬隆會議有了新的诠釋語境，萬隆精神在新時期對亞非國家之間的合作和交往仍然意義深遠。了解主流媒體的社論诠釋框架的變遷，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其變遷的曆史性的認識。或許這種認識也能進一步拓寬我們對中國社會及其對外關系變遷的理解。與此同時，回溯中非報道的曆史報道框架，對于今天的中非報道存在若幹啟發，這也是曆史研究的意義所在。
「注釋」
①沈丁立：《萬隆會議，為何讓人念念不忘》，《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年4月18日，第1版。
②江時學：《從萬隆會議看發展中國家合作趨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4月24日，第A06版。
③金燦榮：《萬隆會議對當前中國外交的啟示》，《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4月24日，第A04版。
④張清敏：《萬隆精神曆久彌新》，《人民日報》2015年4月20日，第22版。
⑤鐘聲：《傳承與開拓中見擔當》，《人民日報》2015年4月5日，第11版。
⑥尹承德：《萬隆會議：現代國際關系史上的豐碑》，《國際問題研究》2005年第3期；陸庭恩：《論萬隆會議及其影響》，《西亞北非》2005年第3期。
⑦Goffman,E.Frameanalysis:Anessayontheorganizationofexperience,Boston,MA:NortheasternUniversityPress，1986，p.21.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