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春季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做出重要批示的三年來，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各省主官均就“智庫建設”陸續提出落實要求，各部委、省市自治區也出台了不少推進智庫建設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及各大教育機構、研究部門在原有基礎上整合或新創建的智庫數以百計，一些民間組織和社會企業也參與到智庫建設的大潮中。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這些年中國智庫的增量已超過英、法、德三國的智庫總量。從“量”上看，的确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也已被公認“逐漸進入了春天”。筆者在《對外傳播》雜志上連續寫的27篇專欄中曾大量論述過智庫發展的盛況。但是，“春天”偶爾也有倒春寒。在受邀參加了多場各類與智庫相關的會議後，筆者認為有必要借此機會結合自己的親曆，針對全國大搞新型智庫建設中存在的不足之處，談談一些亂象與解決方案。
智庫圈裡變得有些渾濁不清
智庫行業不像GDP或軍力，不能隻關注總量。國際之間的單個智庫比拼，不是比大小，也不是比人員多少，而是比研究團隊的生産效率、思想産品的質量高低、日常運營的執行能力和優秀學者的長期培養。
從過去三年的情況看，多數新創建的智庫是在原有基礎上的整合，改革方案的讨論者、管理者往往要比改革踐行者、研究者多，對機構設置的重視（如設立理事會、學術委員會等）程度也遠大于對研究力量的扶持。從長遠看，這雖是一種奠定智庫基礎的必要過程，但一些著名智庫機構往往會出現“挂名理事、委員”過多的現象。其結果是，智庫機構負責人通常把大量精力花在各類迎來送往的高層行政溝通上，真正執筆幹活的往往是經驗不足的年輕人。一位著名智庫負責人曾感歎道：“現在的名家都忙着開會，讨論怎麼做，真正去做事的人卻是少數。”
所謂“開會”，就是出席各類研讨會、論壇和峰會。有位40歲出頭的著名學者向筆者透露，忙的時候，一天竟要跑六七場活動。更糟糕的是，當下的各類會議很多都因為參會者的“跑場”，使得會議流于形式，質量大打折扣。參會者做PPT的寥寥無幾，遞交論文的更是少之又少。多數演講者泛泛而談，觀點與例證相互轉述，從這個會場流入那個會場，很難見到傳統學人注重實地調研、數理統計和文字總結的紮實學風。久而久之，智庫圈裡變得有些渾濁不清，甚至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會場通常能看到許多“院長”“主任”“首席專家”等新人物現身，有的甚至還是“沒發表過正式論文，沒有研究偏好，沒有學術專長”的“新三無人員”。還有來自許多獵頭公司、新注冊企業、海外某機構的人士也常在各類會議上勤換名片，積攢人脈，混個臉熟。原本屬于“高大上”的智庫業變得門檻過低。
越來越多“非主流”“非傳統”研究人員的加入本應對原有智庫界産生有益的補充，并加快傳統智庫機制的改革。然而，“新智庫人”水平的參差不齊，在相當程度上導緻了傳統智庫的改革保守化。無論是官方智庫的改革，還是高校智庫的整合，都沒有呈現開放式、包容式的改革成效，既沒有大範圍吸納社會上的真正“高人”，也未能出現在财務、人事、行政、國際交流上的實質性制度變革。尤其是财務管理制度上的不足更是令人诟病。财政拔款多是重“庫”而不重“智”，對器材購買、辦公裝修、圖書資料的投入往往高于對人員工資、工作績效、智力激勵的投入。相比科技領域知識産權的保護，緻力于重大社會政策、改革方案構思的智庫初倡者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一位高層官員曾同情地說：“中國知識分子真的很不容易，建議被采納，不奢求什麼經費獎勵，僅僅隻是為了求一個批示證明，而要看一眼批示卻都很難做到。”
許多智庫研究報告除了部分讴歌贊美文體外，還出現了“新八股化”内參。看似洋洋灑灑、針砭實弊，實則假大虛空、操作性差。有位重要領導的秘書表達過類似的無奈：現在一些内參基本上是新三段論，先是批評改革不到位，再是剖析複雜國情、深化改革重要性，最後建議加強頂層設計。他苦笑道：“歸根結底，都是領導的事。”
理性看待亂象，盡快去粗取精
智庫整體看來仍是現代中國的新事物。現在智庫行業很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中國市場經濟的早期，國企效率不高、加速整合，私企躍躍欲試、良莠不齊。各種亂象層出不窮，當屬一般性的事物發展規律。誠如那句老話，發展出現的問題，隻能靠發展來解決。
客觀地講，各部委、各省地市響應中央号召，加強智庫建設，反映了中國社會各個團體、群體緻力于咨政啟民的強大意願。但關鍵在于，如何将全社會響應中央重視新型智庫建設的熱情轉化成推動國家建設、社會進步的有效動能，而不是某種程度的産業大躍進，進而演化成産業過剩，更不應是對中央資源分配的新一輪瓜分。
企業家捐資智庫建設的意願與行動應當得到鼓勵。在歐美國家，一流智庫的絕大多數資金均來源于企業。中外曆史已表明，國家強大的必要條件，除了要有偉大的政治家之外，就是需要有一大批愛國企業家。真正捐資智庫的企業家，應當如同捐資公益的企業家一樣，受到社會輿論的贊許和肯定，應通過《慈善法》的修訂予以合法保護。當然，對于那些沽名釣譽、圖謀不軌者，輿論也應給予批判和抵制。尤其需要加以防範的是，要警惕某些智庫成為利益集團和相關産業的代言工具。最典型的莫過于互聯網金融行業。過去兩三年，上千家P2P公司破産、倒閉，數以百萬計的民衆受損。想當初，個别智庫為風險極高、觸碰法律禁區可能性大、對民衆利益傷害幾率較高的行業或公司大唱贊歌，現在，他們應當自我反思，并得到社會的甄别。
真正的智庫應當是國家與社會的公器。但不得不承認，即使在智庫産業最發達的美國，優秀的智庫仍然隻是少數，大量不同層次的智庫仍良莠不齊。上世紀下半葉，美國智庫業也經曆了漫長的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過程。對于中國智庫建設而言，要學習美國智庫重質量、愛國等品質，也要防範美國智庫遊說化的不良趨勢。
早日跨越“魚龍混雜期”的幾個建議
智庫建設的突飛猛進，在中國并不是無解，相反，發展方針已經相對明确。現在的問題在于，各級人員對中央的重要文件學習不夠深入，多數人在“不學習”的基礎上，就另起爐竈般地空泛而談。事實上，深入研究智庫的學者和圈内人士都認為，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向社會印發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已經說得相當清楚了，畢竟那是中央用近兩年時間，彙集衆多優秀研究者之集體智慧的結晶。
筆者參加過上百場有關“智庫”的研讨會，可以負責任地說，所有演講者有價值的智庫建議主張，幾乎在兩辦“意見”中均有提及。可惜的是，浮躁的學風讓人不願去讀原始文本，更忘記了“意見”中的最後一句話：“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結合實際，按照本意見精神制定具體辦法。”換句話說，那些“智庫”研讨會與其讨論智庫怎麼搞，不如逐條研究一下“意見”怎麼落實、落地。這是筆者對中國早日跨越智庫“魚龍混雜期”的根本建議。
對于智庫管理者而言，智庫的生命力與核心任務關鍵在于正向的影響力。而影響力的重要标準，就在于是否能夠生産出有質量的、有思想力的研究産品。回歸研究而不是其他浮華的事物，應當是智庫管理的根本。這就要求智庫管理者盡可能地制定工作制度，突破一些條條框框，把工作鎖定在研究上，開展有實質性、針對性的調研，更多地培養有學術潛力的研究者，撰寫有思想質量的研究報告，影響更多有改革意志的人群。
具體的智庫管理者是改變當下智庫“魚龍混雜期”的杠杆。人們常說“關鍵在人”，這個“人”主要指的就是各級智庫管理者。筆者曾在過往專欄中提出“建議設立中華智庫聯合會”的主張，以期對智庫管理者加以指導與約束。更重要的是，在理念上，也會推動對智庫具體運營人員産生的更新。當然，人才建設并非一日之功，所謂的“智庫供給側結構改革”也需要循序漸進地展開。這又是下一篇專欄要論述的。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微信公衆号：rdcy2013）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