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三部委經國務院授權，聯合對外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白皮書，标志着“一帶一路”建設正式進入實施階段。“一帶一路”業已成為理解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國家發展總體戰略的核心關鍵詞，成為觀察中國内政外交政策深刻變革的一個窗口。“一帶一路”建設不應成為中國的“獨角戲”，更不應是中國政府的“獨角戲”，它所倡導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其能否得到順利實施，取決于中國能否積極地、富有創造性地實現自身變革，并發揮引領性作用。“一帶一路”要想實現順利“落地”，必須想方設法在國内外營造一種“更多人關注、更多人參與、更多人貢獻、更多人受益”的局面，要千方百計讓社會力量、民間力量澎湃起來，而這首先有賴于做好“一帶一路”的政策傳播工作。
一、當前“一帶一路”政策傳播面臨的主要問題
政策傳播主要是促進受衆對政策的了解、認可、信任和支持，或是降低冷漠、抵觸、非議和對抗，它是推動政策落實的重要環節。然而，從當前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傳播狀況看，已出現了幾個值得重視的問題。首先，傳播内容略顯空泛，國外對此已有些“審美疲勞”。有國外智庫學者向筆者抱怨，自從“一帶一路”被正式提出後，他們一批又一批地不斷接待來自中國的代表團，每個代表團幾乎都要全面闡述“一帶一路”的重大意義，聽上去差别不大，重點也不突出，充斥着“互利”、“合作”、“共赢”、“共同體”這種大而化之的表述。好不容易雙方就某些合作達成一定意向，也基本會陷入“再無下文”的結局，能夠及時、充分落實的項目非常有限。
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它是與我國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夥伴，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印尼方面給予了積極回應。然而，在印尼國内，媒體卻經常報道與中國簽署的合作協議難以得到全面落實，與之相形，日本在這方面的輿論形象要更好一些。印尼擔心的是，來自中國的投資隻是存在于紙面之上，而難以化為實際的項目和成果。中國目前在印尼的海外投資來源地排名中僅位居第12位。印尼投資統籌機構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以來中國機構在印尼投資承諾的兌現率僅為7%，而日本的兌現率達62%。當然，投資的意向最終能否真正實現，也和印尼方面的履約情況、政府作為等因素有關。但無論如何，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需要重視“投資者形象”的構建，避免被貼上“承諾多、行動少”的标簽。
其次，“一帶一路”的對外政策傳播出現核心、權威信息源不清的現象，國外機構搞不清楚為了獲取最準确的信息，到底該找中國政府的哪家機構。據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報道，有中國鄰國的外交官提出，“如果我們想要與絲綢之路對話，我們不知道給誰打電話。”這一情況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一帶一路”政策傳播的問題之一，即到底誰才是最權威的信息源。外界的一大疑問是，要想及時了解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詳細信息，“是通過這個項目專有的官僚機構，還是通過不同部委和政策銀行中專門設立的部門”，“随着外國政府和跨國銀行熱切關注北京方面隐晦的發言，試圖理解其中的涵義，這種含糊和混亂引起了注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到底有多少個，到底是哪些國家，至今鮮有官方認定的明晰答案，“秘魯、斯裡蘭卡，甚至英國出現在一些半官方的路線圖上，但在另外一些路線圖中卻沒有出現”。如果說，不存在所謂60多個具體的“一帶一路”國家，那麼，中國商務部等機構披露的相關統計數據所涵蓋的範圍和國家又是什麼？上述都是亟待厘清的問題。
第三，在“一帶一路”政策傳播中，有時表現出一種“以中國為中心、向他國施加恩惠”的心态。對于處在快速崛起進程中的中國來說，需要對自身實力和發展階段時刻抱有清醒的認知，中國沒有驕傲自大的本錢，需要特别警覺一種“施惠者”心态。巴基斯坦一名學者曾對筆者說，與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相比，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優勢在于，中國也是“苦出身”，它知道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有尊嚴地走出貧困、走出窮苦。然而，有些中國的商業界人士和官員，在巴基斯坦這類“一帶一路”沿線的欠發達國家卻表現出一副趾高氣揚的姿态，隻講中國取得的成就如何之大，不講中國面臨的難題如何之多；隻講中國實現快速發展的“奇迹”，不講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失誤和教訓。有些國家的人士私下坦言，他們擔心中國變得越來越像美國，錯誤地認為隻要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就會有相應成果，偏信錢和實力可以解決一切難題。
第四，缺乏有效的對内政策傳播。長期以來，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外宣，即向國外受衆宣傳中國的政策，卻忽視了全面、準确、及時地針對國内民衆做好政策宣介。近年，雖然中國外交部推出開通“外交小靈通”、設立開放日、舉辦“藍廳論壇”等一系列舉措，旨在減少外交工作與民衆之間的隔閡感，國内也出現一些緻力于國際問題研究和傳播、公共外交的民間機構，但總體而言，中國普通民衆對于外交政策的客觀、準确了解仍然是有限的。目前，國内民衆對于“一帶一路”存在認識上的誤區，一是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和自己沒有什麼關系，特别是民營企業不了解自己應如何作為；二是認為“一帶一路”就是“到處撒錢”，将不可避免地影響中國政府對解決國内問題的資源投入；三是認為“一帶一路”就是為了對抗美國這一霸權力量，最終讓中國成為世界的“帶頭大哥”。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還是構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都需要強化“社會性”，更好地挖掘和利用社會資源，發揮外交和對外經濟合作中的“公民力量”（civilpower）。然而，由于對内政策傳播的不足，目前尚無法有效帶動中國國内的社會力量、民間力量來充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應當說，“一帶一路”政策傳播的問題是突出而緊迫的，“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正受到輿論和民意因素的牽制。比如，中國雖然與哈薩克斯坦政府就“一帶一路”建設達成很多共識和協議，但據稱居然有多達69%的哈薩克斯坦受訪民衆認為中國将對該國構成經濟上的威脅。德國多被認為是“一帶一路”倡議在歐洲方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但英國廣播公司（BBC）公布的2014年全球民意調查卻顯示，德國是對中國認知最負面的國家之一，該國高達76%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是消極的”。顯然，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大“痛點”，政策溝通、民心相通的問題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二、做好“一帶一路”政策傳播的若幹思考
政策傳播，強調的是發揮說服的力量和跨文化交際的技巧，是構建有助于落實相關政策的“軟環境”的重要一環。廣義的政策傳播，不僅是指政府機構從事的相關工作，也包括非政府行為體為實現自身目的而開展的傳播活動。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落地的過程中，中國在政策傳播方面的“赤字”還是相當明顯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部分屬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很多國家内部都長期存在複雜的族群、宗教和教派沖突，它們正在經曆的政治和社會轉型也往往醞釀着很多新的動蕩因素，尤其是輿論生态異常複雜。“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勢必帶來中國政府機構、企業、民間組織、個人等各種行為體與沿線國家的“親密接觸”，如果缺少過硬的政策傳播能力，如果缺乏跨文化交際的敏感性和相關經驗，就可能會導緻“親密接觸”淪為“危險接觸”，“一帶一路”建設也将承受巨大壓力。
從過去十幾年中國實施對外經濟合作的經驗看，如果不重視廣義的政策傳播和社會民意層面的“軟聯通”，經濟合作就難以持續，中國的海外經濟利益也難以得到保全。不重視面向普通民衆的政策溝通，不重視旨在赢得民心的“軟環境”建設，過于相信和依賴走上層路線，中國企業在緬甸、贊比亞等國遭受的巨大損失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以往，中國企業走出去碰到的更多是經濟、商務、法律方面的風險。如今，由于缺乏對他國國情、他國民意的了解，缺乏政策傳播、跨文化交際的技巧與經驗，這些企業或将面臨更為複雜棘手的政治、社會風險。
因此，為避免中國擴展對外合作中遭遇更多的“軟約束”、“軟遏制”，“一帶一路”建設迫切需要不斷完善相應的政策傳播和“軟環境”構建工作，從而保障經貿等方面的合作得以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避免重蹈覆轍。
正所謂“澆花澆根、交人交心”，“一帶一路”倡議之下的經濟合作要想行穩緻遠，就必須重視應對政策溝通、民心相通方面的“短闆”。筆者認為，做好“一帶一路”政策傳播，需要緊緊圍繞“共”字做文章，需要将這一國際合作倡議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講清講透。當前，中國外交的核心目标和任務是倡導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全球夥伴關系網絡”，“一帶一路”建設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政策傳播中，應通過國際産能合作、“第三方合作”、基礎設施合作等角度和具體案例，深入地展現“一帶一路”倡議力促“合作共赢”的本質特征。
做好“一帶一路”政策傳播，除了要圍繞“共”字做文章，還可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着力。首先，政策傳播要“求實”。各類傳播主體，尤其是政府職能部門和在一線奮戰的中國企業要做好深度對接，找準“痛點”，整理出有實際意義的“問題清單”，使傳播議程的設定、傳播對象的界定，傳播重點的規劃、傳播手段的選擇更加有的放矢，确保傳播産品和服務“适銷對路”。在這方面，要善于使用新的技術手段突破以往政策傳播的瓶頸。比如，可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及時監測對象國的民意變化，尤其是社交網絡上涉及“一帶一路”的民意熱點，把傳統的“大輿情”分析進行改造、細化，多做針對具體項目、針對具體領域、針對具體人群的民意調查。同時，“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傳播重點要放在國外、境外，不能隻是在中國國内講得熱火朝天，必須想辦法在對象國講好“一帶一路”的故事。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的傳播的确需要“講好中國故事”，但要準确地理解什麼是“講好中國故事”，要注重傳播内容和方式的針對性、差異性與融通性。“講好中國故事”不等于隻講中國的“好故事”，這裡的“好”是副詞不是形容詞，不能隻講“好事”或是隻揀好聽的講，也要善于講清楚中國的“難事”和“煩心事”，要注重講好“當代中國”“海外中國”的故事。比如，基礎設施合作往往需要巨量的投資，工期長、施工難度大，投資回報率短期内也不會很高，而且運營維護的成本很大。在就此問題進行政策溝通時，就可以圍繞如何确保投資可持續性和安全，如何通過政府投資帶動民間資本投入，如何避免出現“爛尾工程”，如何在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防範利益沖突等問題進行交流，這實際上有助于彰顯中國合作的誠意。“講好中國故事”不僅要聚焦經濟發展，還應突出社會矛盾化解、政治體制改革、國家治理優化、價值觀與時俱進等問題。此外，“講好中國故事”還要有國際比較的視野，對相關國家面臨的發展難題應更有“同情之了解”。比如，對于中亞國家而言，水資源管理和安全問題屬于“頭等大事”，“一帶一路”的政策傳播就可圍繞“水資源治理”做文章。
第三，要豐富政策傳播的人才庫，建立和完善傳播效果的動态評估體系。“一帶一路”智庫建設面臨的最突出挑戰之一是缺少具有國際視野、中國情懷，同時熟谙傳播技巧的複合型人才。唯有滿足以下四個标準才能算作理想的政策傳播者：一是精通當地語言；二是熟悉當地情況；三是在當地有較好的人脈關系；四是有一定的政策意識。在人才培養方面，可采取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和智庫“四位一體”模式，用好“小旋轉門”，使政策傳播人才擁有值得全心投入的職業發展前景。政策傳播需要貫穿“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過程，發揮前期偵測預警、中期跟蹤研判、後期反饋矯正的作用。要善于為各類技術、産業、文化等方面的專業人士搭建溝通平台，并幫助他們了解“一帶一路”的政策大圖景，使政策傳播更加實實在在、精細精準。政策傳播的人才建設要滿足“建言獻策、倡議造勢、落實行動”的功能要求，特别是需要進一步發揮外國留學生、外國專家學者、海外華僑華人、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積極作用，構建立體化的傳播通道，用好國外人才資源，構建國外人才網絡，為“一帶一路”的政策傳播和公共外交工作提供助力。
此外，有意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加投資的中國企業需要意識到，提升員工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至關重要，企業應善用文化和情感因素赢得東道國民衆的喜歡、信任和尊重，注重增強海外中國企業的軟實力。
結語
較之以往的對外經濟合作，“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僅是為了多簽些合同、多做點生意，也不是簡單地加大對外開放，不是簡單地搞些“油氣管線外交”，更不是要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或國際秩序。它的要義在于“整合”與“提升”：整合各國發展的動力、強化自主發展的韌性、更新“現代化”的理念，努力形成一系列能适應中國内外環境新變化、新趨勢的創新性思路和做法。在這一過程中，“一帶一路”建設還會大力促動中國自身的相應變革，包括不斷強化政策傳播能力與增進國家軟實力。
“一帶一路”的政策傳播必須做到“重心下移”，要促進“撥動心弦”的民心相通，要千方百計地帶動社會力量、民間力量。要“言為心聲”，把“共商、共建、共享”落到實處，不要“以己度人”、“自我中心”。為促進政策傳播，中國政府、企業和其他機構需要切實提高自身與他國社會群體打交道的能力，中國外交也亟需“社會化”轉型，力争實現國内和國外兩個“民間”的對接。毋庸置疑，傳播具有“雙向溝通、雙向影響”的根本屬性，在中國期待影響他者的同時，也需要做好準備，迎接中國自身政策理念、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重塑，“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是一個“自信、自強、自省、自新”的中國。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