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玥璠湖北科技學院講師
《文彙報》2013年9月11日頭版“文彙深呼吸”專欄刊登了“中國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系列報道之七《“摳字眼”的翻譯理念該更新了》。文章表示，“莫言熱”帶給翻譯界的啟示應該是“好的翻譯可‘連譯帶改’”，并強調“一部作品的最終譯文不僅取決于原文，還取決于它的‘服務對象’，以及譯作接受地人們的語言習慣、審美口味、公衆心理等非語言層面的因素。或許，隻有從根本上認識這一點，卡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途中的障礙才能消失”。①
2013年《甄傳》美版登錄美國。同年1月份《甄傳》制片人曹平在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方面預計将斥資700萬美元把76集的《甄傳》改為6集時長為一個半小時的電影，而中方完全不介入《甄傳》美國版的任何改編活動。②2015年《琅琊榜》登陸外國。電視劇名從“LangGiaBang”，改為“TheRankingsofLangYa”，最終确定的版本是“NirvanainFire”。名為“《琅琊榜》字幕組”的團隊已經完成了每集47分鐘、共54集的所有英文翻譯，在屏幕下方标注“由《琅琊榜》字幕組翻譯和校準”（DubbedandTimedbytheLangYaBangTeam@Viki）。除了一如其他大劇在亞洲受到熱議，該劇還在北美受到熱捧。
從《還珠格格》到《愛情公寓》《甄傳》《花千骨》等，中文影視走出國門受到關注的程度遠高于文學作品的傳播速度和接受程度。“熊貓叢書”是國家對中國文學走出去高度關注的表現，而影視劇以他者的聲音走出去所帶來的直接效應更迅速也更為廣泛。
中國譯介的嘗試及存在的曆史問題
從曆史上看，中國最早走出去的是文學。中國文學很早便以不同的方式對外譯介：有目标語的主動譯入，如國外漢學家翻譯中國經典；有源語的主動譯出，如中國政府機構對外譯介中國文學。源語主動譯出并得到政府支持的代表是“熊貓叢書”。“熊貓叢書”得以傳播的方式主要是圖書館藏和報刊雜志。而館藏并不是中國文化走出去和文化接受的有效方式。書評刊物和大學主辦的純學術性刊物，針對的讀者群和數量有限，“指望這些刊物來擴大譯本在一般美國讀者中的影響是不切合實際的”。③
概言之，中國文化産品譯介不成功的案例主要反映兩個問題：一是中國作品改編以後的産品在西方的接受度不如人意；二是歸化和删節是西方在譯介中國文化産品時慣常采用的翻譯方法。
受建立在“譯入翻譯”基礎上的譯學理念的影響，翻譯者和翻譯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慮翻譯行為以外的種種因素，諸如傳播手段、接受環境、譯入國的意識形态、詩學觀念等等，而隻關心語言文字轉換層面的“怎麼譯”的問題。而翻譯最重要的是審美忠實。“忠實”不在于語言層面，而在于意義層面，最終是要“為讀者翻譯”。④
《甄傳》和《琅琊榜》譯介的對比及建議
譯介學認為翻譯的本質是傳播，是文化譯介。譯介由譯和介組成，意思就是“翻譯”和“傳播”。譯本的接受和傳播受到政治、贊助人、意識形态、詩學、翻譯規範、翻譯政策、受衆期待、傳播渠道等因素的制約。文化譯介要考察翻譯産品是否達到目标語國家的語言要求、内容是否符合目标語主流意識形态和詩學，更要考察産品傳播各環節是否有效。文化譯介包含五大要素：“譯介主體”“譯介内容”“譯介途徑”“譯介受衆”“譯介效果”。
1.譯介主體。翻譯主體在譯者、作者和讀者之間有所偏重。傳播的主體包括個人、集體或機構。譯介主體，尤其是文學譯介主體應兼慮兩者，“應該采取以非官方學術機構為平台和橋梁，中外合作譯介主體模式，即國外漢學家或學者與中國學者優勢互補，合作翻譯，以西方漢學家為翻譯主體，以精于中國文學翻譯的中國學者為主和翻譯輔助，雙方取長補短的模式”。⑤中方在推出《甄傳》上選擇了合作模式，但在内容改編上選擇了單向模式，應該是其不能被有效接受的原因之一。《琅琊榜》的翻譯主體為民間字幕組，自己的觀衆身份為字幕的翻譯方式提供了最好的參考。既然此劇被譽為東方的基督山伯爵，梅長蘇的身份在預告片中被譯成了“theCountofMonteCristo”，拉近了與觀衆的距離，也了然了此劇的主題。建議可借用前面頭銜，将後面的“MonteCristo”換成“MountLangYa”。在翻譯主體上按照美劇進入中國的模式，啟用民間非盈利翻譯團體，更接地氣。中國影視劇譯介主體應該采取非官方字幕組，亦步亦趨，邊譯邊出，根據觀衆的評論進行調整的模式。
2.譯介内容。譯介内容的選擇與西方文化相容還是沖突，是決定作品有效走出去的關鍵。中國文學譯介内容模式所選作品應避免與譯入語意識形态詩學正面沖突、既具備世界文學的普适性又具有中國文學的異質性、基于古代文學側重現當代作品、所選翻譯策略以歸化為主模式。⑥《甄傳》中女人們你争我鬥的場景及複仇的情節對于美國人來說并不陌生，甚至他們還對這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價值觀表示認同。據美國方面稱，他們關注《甄傳》，也是因為其傳遞了“正确”的價值觀。⑦《甄傳》從意識形态和詩學角度看似并不沖突，但在異質性上也做足了功夫，多有中國特色的中醫（湯藥、針灸、丹藥）、宮廷禮儀和文化等，但由于情節删減，在諸多細節上凸顯了意識形态的迥異和斷裂，如皇帝的唯一裁決權、草菅人命、指婚、殺人以示忠貞、兄弟相殘等。作品中對于各嫔妃的稱謂的異化處理，不僅讓懂外語的中國觀衆費解，對于不懂中文的英語國家的觀衆更是無從下手。如僅次于皇後位份的“貴妃”一詞采用“Consort”（配偶）予以處理，雖然首字母大寫凸顯出不同，但是“貴妃”背後蘊含的中國文化含義仍然表明貴妃雖然尊貴，但仍屬于妾室；而“consort”代表的是唯一合法伴侶，正式的妻子。片長的差異也是兩部劇作反響不同的原因。《甄傳》展現的六個濃縮的故事，不具有叙事的鋪陳和連續觀賞的意義。而《琅琊榜》保留故事的完整性，整部劇為一個整體，保證了故事情節的完整性和發展性。目标語國家的觀衆承認人物性格發展、故事情節是他們欣賞此劇的重要兩點。此外，中國兄弟情義的表現與西方意識形态和詩學有理解的沖突，但恰好符合了目标語文化中對同性感情的理解，即在目标語文化中找到偏離的契合點。中國影視劇譯介内容模式應該是保留作品中與目标語意識形态詩學相同的内容，同時保留中國文化情節的異質性，以解構主義的模式打破正統的曆史講述，借助戲說的形式講述古典文化，所選翻譯策略以歸化為主。
3.譯介途徑。譯介途徑多種多樣，包括出版機構、傳播媒體、影視宣傳等。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途徑應采取加強國内外出版機構多種形式合作、加強優秀文學作品影視拍攝、利用國外書刊雜志媒體宣傳、利用國際書展等國際銷售平台、引入文學代理人制度、利用國際學術平台、增加政府對海外翻譯家資助等多渠道譯介途徑模式。⑧文學作品走出去難，被接受更難。影視形式作為文學走出去的途徑之一，在其自身的傳播上相對容易。《甄傳》制作的壓縮，情節總結式的劃分固然受到美國電視文化的掣肘和限制，但是也使得故事情節過于程式化。加之政府并未提供任何贊助和支持，在傳播贊助人方面顯得極為不足，這在中國影視劇的推廣上屬于普遍現象。最後中美雙方相關影視文化人士斥巨資，自掏腰包。而在影視推廣上，韓國顯得更為積極，不僅予以資助，而且政府官員代表會親自參與宣傳，這也是為什麼韓劇在美國也是先于中國影視劇“被接受”并受到追捧。據導演鄭曉龍透露，美版《甄傳》的翻譯重任已經交給美國專業翻譯團隊，會力求忠實于原著，并會在修辭上下功夫。⑨《琅琊榜》目前透露的播放模式可以确保情節的完整性，即便受到翻譯速度和進度的限制，由于情節的伏筆，雖然觀衆會經曆等待，卻與美劇每周1集的模式契合。且目前翻譯字幕組屬于免費義務操作，即便沒有資助，在傳播速度上也更占優勢。并且播放集數沒有太大變化，也避免了故事情節二次創作帶來的斷裂和後勁不足。因此影視譯介途徑應采取非官方翻譯團隊，發揮民間團體的志願力量，通過網絡傳播。
4.譯介受衆。譯介受衆主要以目的語的讀者和觀衆為主，他們的接受程度直接影響譯介的效果。中國文學“走出去”應确立以受衆為中心、專業讀者和大衆讀者并重、契合西方受衆期待視野和審美意識，順應其心理效應、順應西方語言習慣、采取民間姿态等譯介受衆模式。⑩文學作品的學術性與專業性很難做到雅俗共賞，自然也很難做到專業讀者和大衆讀者并重，不然阿諾德和紐曼不會因為翻譯《荷馬史詩》評判受衆的不同以及翻譯策略的不同選擇而争論不休。影視作品屬于通俗産品，在尊重古典史實和宮廷禮儀的基礎上，用建築、服飾、頭銜、曆史背景為依托，演而變之，反而容易兼顧專業受衆和大衆的偏好。兩部影視作品均涉及政治内容，但是受性别權力關系的影響，受衆對于男性政治鬥争主題的《琅琊榜》給出的影評中明确指出政治内容是其受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
5.譯介效果。譯介效果是一個綜合性的評判标準，“中國文學譯介應該重視譯介效果，科學制定譯介主體、譯介内容、譯介途徑和譯介受衆模式，遵循傳播規律，才能取得譯介效果”。11譯介效果在于觀衆的評價，受到亞洲鄰國觀衆的熱捧是第一步，更需要做的是對影視文化中心國市場的占領，改變歐美獨占鳌頭、一枝獨秀的“霸權”局面。《甄傳》美版播出以前早已在美國中文台播出，且已重播兩遍之久，在美籍華人内部有着堅實的受衆群體，并得到廣泛好評。12但被美國本土觀衆接受還存在諸多問題。首先《甄傳》的劇組和導演花大精力和時間進行新的剪輯和包裝，且不說額外情節的硬性植入，其行為本身已經表明這是一個再回爐，一味遷就美國本土觀衆進行改編，在語言轉換帶來的改變之上加入情節設置和故事鋪陳的改裝，有改編過頭之嫌，造成此劇關注度不高的原因歸咎于誰的困惑。《甄傳》的播出時長也是造成“文化休克”的重要原因。對于中國而言，歐美國家屬于低情境文化區域，因此電視劇的叙事方式差異性大，時長的壓縮加上大量删減改編，使此劇人生跌宕、世事變化的大情懷縮手縮腳，加上情節的銜接轉承的删減，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難。但是《甄傳》中中國傳統的言行舉止、禮儀風俗、皇宮制度，以獨特的感覺、感官視角為美國人帶來全新驚豔的感覺。布景、服裝、演員這些因素同樣折射在《琅琊榜》的劇作上。除此以外，從國外網友的評論總結看，此劇大獲好評的原因還包括人物性格發展、故事情節、政治内容等。54集的時長保證了劇情的完整和細緻發展，情節上的删改自然不多，便于觀衆接受。電視劇拍攝的手法、黃金比例的應用貼合了受衆審美。這些歸納的觀點從一位網友的評論中可見一斑，“是的，我正在追劇，很喜歡。54集連續劇《琅琊榜》奇妙的情節構思，需要我好好整理概括，希望在朋友的幫助下做到這一點。總之是4世紀中國蒙冤之人巧妙設計，為親人複仇的故事，典型的中國版基督山伯爵”。（Yes,I’mdoingit-andlovin’it.NirvanainFireisthisyear’s54episodemiracledramaandIsimplyhavetorecapit.Withalittlehelpfrommyfriends,Ihope!It’ssetin4thcenturyChinaandinanutshell,isthestoryofawrongedman’sskillfullyexecutedrevengeforhisfamily,MonteCristostyle.）但還有一部分觀衆對于中國妻妾成群的理念和仆人對主人的愚忠無法理解，可以看到之前張藝謀導演的《大紅燈籠高高挂》已經成為歐美老一輩受衆所了解的中國文化，新一代的受衆需要影視界不斷推陳出新，将中國文化持續推出去直至欣然接受。
總結
曆史上譯者無論采取歸化或異化的方式，都能彰顯其文化自覺，企圖在邊緣化的道路上闖出一條反對文化霸權和政治權力的道路。16、17世紀荷蘭譯者多采用歸化的方式使得拉丁經典為己吸收，為己所用，轉換成文化力量。文學譯介主體仰仗的是國外漢學家和中國學者的通力合作，影視譯介需要的是作為觀衆成員的民間字幕組，從觀衆接受視角，以自己的團隊為試金石，将部分翻譯成果投入市場，根據市場動向确定之後翻譯工作的決策。譯介内容随着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對于現代價值的逐步接納有助于中西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的互通，針對目前美劇大量進入中國市場受到好評的現狀，中國影視劇走出去呈現必然性和重要性。内容的選擇上不僅是去迎合，更應該保留異質性，向海外市場滲透中國傳統文化，進而通過影視作品作為開路先鋒，引導海外觀衆轉向讀者身份，研讀相關文學譯作。影視作為推介文學産品的途徑，也應該找準自己的定位，按季播出，不要輕易删減或改編，因小失大。各國觀衆的審美和所代表的文化對于異族文化的傳播或助益或阻攔，對能助益的國家盡量保證原汁原味地直接植入，對文化沖撞的受衆則需循序漸進，慢慢輸入，打持久戰。這需要社會贊助人、影視制作方、劇作人和譯者的共同努力，推出中國文化大餐。
「注釋」
①鮑曉英：《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模式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②高原：《淺析中國電視劇的跨文化傳播——以〈甄傳〉進軍美國市場為例》，《傳媒國際評論》2014年，第55-60頁。
③耿強：《中國文學走出去政府譯介模式效果探讨——以“熊貓叢書”為個案》，《中國比較文學》2014年，第66-77頁。
④劉雲虹、許鈞：《文學翻譯模式與中國文學對外譯介——關于葛浩文的翻譯》，《外國語》，2014年。
⑤同①
⑥同①
⑦同②
⑧同①
⑨同②
⑩同①
11同①
12同②
責編：李倩